报告时间：2002年6月8日
报告地点：中国国家图书馆
主讲人：陈光兴（美国爱荷华大学博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主持人：李 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评论人：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教授）
陈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总结致辞：李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策划人：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在开讲
我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个题目，其实是我比较大的研究计划的一个起点。这个研究计划叫做“东亚首都城市消费社会的形成”。也就是说，是摆在汉城、中国台北、东京还有北京这几个城市里面，来谈这件事情。在进入分析以前，我想先谈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
研究消费社会不能缺少历史“在地”
比较直接的一个原因是，整个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经济快速起飞的阶段，同时，政治上也开始走向所谓民主化的过程。整个80年代我在美国念书或教书，可是到80年代末期回台湾以后，就感觉原来自己生存的环境在起一些关键性或者说是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后来，从我80年代末期回去以后直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是台湾社会变化非常快速的时期，我们也被卷到那个浪潮里面，也多多少少波及整个台湾的社会和政治运动。通过这些参与，我开始对台湾社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认识。
当初非常直接地感受到，不管是在政治上的变动，或者说社会运动的一些形式，乃至于一些新兴的社会现象，例如青少年的文化的出现等等，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全球化问题，这些东西里面缺乏了对所谓消费社会的研究。缺乏了这一个部分，很多的变动就没有办法解释，或者说没有办法归位。所以，这就成为我开始去思考一些问题的动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动力。我大概从90年代初期回到台湾后，开始在亚洲跑，特别是在汉城、东京这些地方。1997年以后，大概每一年都会到北京来。在这些地方跑，与我原来的美国生活经验相对照，是相当不同的。身临其境，就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对照。在这个对照过程里会发现，台湾跟韩国在整个历史上的经验有高度的类似性。也许真的要展开来讨论是很复杂的，包括到了战后的一些经验，战前的经验，然后到了所谓“四小龙”的那些经验，然后，战后受到了美国很大的影响，这指的是经济方面。
其实，有相当类似的一些情节，像汉城这些地方，不太进入有关的学术视野，就变成一个可供参考的地标，或者说是一个参考点。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这跟整个知识生产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是由于整个知识生产的结构产生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整个东北亚，或者说包括东南亚、南亚也是这样，他们的学术视野、学术的框架，是向北美洲跟欧洲看齐的，特别是在战后，北美洲成为一个学习或者是参考的重要地方。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是彼此没有关系的。如果把我刚才讲的那些城市坐落到整个学术的空间里面，这些城市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事实上现在看来，其实整个知识全是落后在整个形势之外的、之后的。就是说整个所谓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化的一些走向特别表现在以资本为动力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
我举一些例子。从80年代初期开始，香港的电影工业，后来的流行音乐，进入东南亚很多地方，在泰国，港片占外片的进口总额超过50％。这个是在东南亚已经出现的现象。而在整个两岸区块，在官方开放的互动之前，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流行音乐。所以台湾有一种讲法，说最先“反攻大陆”的就是音乐。后来大概还有更重要的，或许是罗大佑这些人。可是，许多东西基本上是在官方容许的开放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还有很多的例子，包括90年代以后在各地，比如在台湾，在韩国，在香港，卷起的“哈日风”，特别是在青少年文化里，这股风刮得很厉害。到了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韩流”，这是“哈韩风”。台湾到了最近这一两年，还经历了“上海热”。
我讲的意思是说，事实上以资本为动力的文化工业一直在转，可是知识圈基本上是落后在这个形式之后，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也没有互相成为一些参与点，基本上还是受制于整个美国的学术生产体系。所以，在这个层次上，要透过具体的一些研究来实验或者说实践一些新的东西，来改变一些可读性，可以说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环节里面考虑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把整个研究，放到一些比较可以操作的知识脉络中来谈。由于消费社会这个问题本身，是在台湾非常非常晚近的一个现象，所以整个研究的相关具体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最简单的就是参照英语世界已经发展出来的一些研究跟论述（大概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在进行的），也就是说用理论的概念来取代历史性的研究，再讲消费社会理论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故事重复一遍，也就把我们的社会状况全部取消了，解释清楚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的观察不仅是在台湾，在韩国，甚至包括中国大陆，都有同样的学术现象在发生。
我当然就是最近看到一些，或是听到一些新的东西以及现象，潜心思考，也会产生一些对照。一些来自英美国家的理论概念、理论的名词，直接就被丢到我们的语言系统里面，要不然就是翻译成中文，要不然就是重复一部分英文，仿佛问题就解决了，但其实这是跟我们的历史具体经验没有直接关系的。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研究这个领域里面，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整个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可是大部分的研究也是一样的，有点飘浮在空气里面，没有具体进入到这些历史情境里面，特别没有把它放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中来看。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像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读起来时，就变成一种具有普遍主义式的论述，而它实际上已经被割裂掉、隔离掉一些具体的历史情境。就算有一些讨论，在文化研究时加入了一些历史性的研究，也并没有把它摆到整个社会结构性问题里面来谈。所以常常会流于一种浮面，只抓到一些现象。例如分析某一首流行歌曲是如何被消费的，都是这种研究。
可是，这样没有一定高度或一定层次的解释，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在另外一个层次，特别是在文化研究的层次里面，很多的分析又被在道德化的前提下来看待。也就是说，消费这个东西，是透过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进行的，用比较强烈的字眼来讲，就是“洗脑”。所以，或者另外一种搞法，就会把整个大众文化的生产问题跟消费问题切割开来。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消费，文化的生产是另外一种消费。
所以，很多批评界的人，基本上就是表达一种姿态，那是因为缺乏解释性以后，反而没有什么介入到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了。在整个英美的研究里面，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对整个文化工业的全盘否定，事实上经过了某一种反动，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英国早期的这些研究，开始把所谓大众文化的定位中立化了。也就是说，重新把道德文化看成是一种不同的力量，不同的社会力量是文化力量交战的一种空间。
要介入到这个空间里面，必须能够提出一些确切的历史性的解释，所谓历史性的解释，是内在于这一个文化生产空间的，不仅是在理论层次，而且内在于这一个“在地”的历史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把原来研究的一些问题翻转来看的话，也许会提出一些不同的问题，举例来讲，比如当代的大众文化的性质，跟以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的出现，会有这一些大众文化产生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里面，显然会是一些不同的形式，一些不同的表现。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用理论或者方法全部抹平，就是说，想要解释作为“在地”的这种大众文化。这其中有一个我认为具有这种聚众效应的概念，就是所谓消费社会的形成，也就是少了这一点。
我讲明白一点，就是当初在台湾想要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想要搞台湾的文化工业，可是弄到后来，不但资料很少，还有很多商业机密。其实，后来慢慢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文化工业在很多像台湾、韩国这些地方得以形成的一个前提，在于消费社会的形成。也就是说，消费社会形成的结构性历史条件，是文化工业得以出现的基本条件。
当这个前提没有处理清楚时，后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展现出来的。这是一个层次，是在文化研究的部分。
另外，在概念的厘清上，大部分和消费研究有关的，基本上是在讲消费者社会，也就是所谓的consumer society，就是说以消费者为主体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在整个认识层次上，是以消费者为社会主体来进入问题，最后，是消费者主权论等等这些东西的提出。我认为这里面产生的一些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认识论，有点像在其他的研究领域，比如像传播研究领域的概念“观众”。也就是说，它把社会主体从整个社会过程里面抽离出来，有一个动力叫做消费者，这其实是以偏概全。不止是这样一种问题，事实上，所谓的消费者主权论，在我们的社会空间里面是不太站得住脚的，消费者不太有主权。不只中国大陆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它整个操作不是以消费为前提构成出来的社会条件。为什么用“消费社会”不用“消费者”来谈？就是说，要把它当成一种社会空间来看待，而不是以个人主义的消费者为前提。消费者在我们的环境里会看不清楚问题。
还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消费跟消费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中有一种看法，是新加坡的社会学家蔡明发提出来的，从他的说法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种模式，我称之为新加坡模式，或者说新加坡一马来西亚模式。也就是说，他认为新加坡政府得以持续执政的正当伦理，来自于不断地向选民提供高消费的东西，选民以高消费来置换争取民主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解释基本上跟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在台湾和韩国这样的地方，反对运动可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在于消费社会的形成，这两个东西不能画等号。进一步说，你可以看到这两种模式，在台湾和韩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整个消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反对运动——用北京的翻译方法，是一种同构关系。即它不是同一条线，可是，是同一个结构。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所谓的消费跟政治当单线看待。
最后有一个概念我要讲清楚，就是消费社会到底跟消费主义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在大陆学术界听到的主要讲法是消费主义。我的理解是这样：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实际操作在欲望层次的一种召唤。举例来讲，如果政策上需要扩大内需，那么提出来的某一种论述，某一种讲法，我称之为所谓的意识形态，这跟把消费社会当成一种结构性的状态讨论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消费社会的形成不可能没有消费主义，可是光用消费主义，没有办法解释消费社会形成。
我先把这些东西讲清楚。特别是我最近看到一些大陆研究，就是社会系的孙凤老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她有一些有趣的提法，比如她说在大陆的消费力开始起来的时候，其实消费没有净场，就是很多人把钱放在荷包里，或者说大陆有相当高的储蓄率。她的解释是，中间有一部分是反映某一种心理状态，就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是对未来在可以掌握的经济资源里面，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多钱不能乱花。可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消费社会跟消费主义之间是有连接关系的，可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分析范畴是在消费社会。
社会运动受制于消费社会的形成
前面是一些概念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思考。放在整个东亚社会里面来看，消费社会是一个结构性的历史条件，它是在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构造。消费社会的深层扩大跟整个表现，直接受制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的经济生产。怎么讲？讲一句最简单的话，没有总体经济的成长，就不太能够解释消费利益的出现，也就不太可能会有所谓消费社会的形成。假如我们把整个资本的流动，放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来看，那么，在最起码一两个世纪所推动的所谓全球化的运动过程里面，是以资本的流动为主要的参与点的，事实上，消费社会的形成在很多特定的历史空间里，几乎全部奠基于资本的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