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夹克》在上映后的第一个50天里就有3800万美元的进账，足以证明华纳兄弟公司对这部电影、对库布里克没有看走眼。影评界众说纷纭，无论说好说坏，都迫不及待地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些人将《全金属夹克》与《野战排》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它所反映的越战要比奥立佛·斯通对那场人类灾难的记忆更加阴暗。
两片的配乐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野战排》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现代古典乐大师萨缪尔·巴贝尔的“弦乐慢板”，这首曲子后来也被用在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而《全金属夹克》的主旋律则是约翰尼·怀特以月牙板配哼唱方式演绎的“再见情人，你好越南”。维维安·库布里克拼贴和谱写了《全金属夹克》的配乐，其中，诸如南希·辛屈拉的“这些靴子是为行军而造”和“垃圾人”乐队的“冲浪鸟”一类的老式流行歌曲占到了17分钟之多。还有22分钟，她干脆用了一些模拟声，像是炸弹爆炸、开门关门和击鼓吹号的声音。
为了避免被人说成是霸道，该片配乐的署名是“阿比盖尔·米德”。库布里克不喜欢维维安最初提议的“莫塞斯·隆姆金”的假名，于是她篡改了他们在伦敦住过的第一幢房子的名字“阿博特·米德”，她对这个名字颇为得意，在古典英语中它的意思是“父亲的喜悦”。库布里克满以为该片的配乐会获得一项奥斯卡奖，但由28人组成的学院音乐评委会却给出了一条拒绝的理由：他们认为里面有太多的流行乐，而且噪声和鼓声不能算是音乐。好在维维安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她将李·厄米领着士兵唱的那首“我想成为一名教官”灌成了唱片，这张唱片不仅在1987年10月登上了英国流行音乐榜的亚军位置，还成了一张白银唱片。
1989年，朱丽娅·菲利普斯试图说服库布里克将安妮·瑞丝的幻想小说《夜访吸血鬼》搬上银幕，由唱片制作人戴维·格芬投资拍摄。在格芬面前，朱丽娅把瑞丝的小说描绘成了“2001年吸血鬼漫游”。她解释说，“如果《2001年》真的能成为一部三部曲的话，我希望一部是关于过去，一部关于现在，一部关于未来，三部影片都具有编年史的特点，而瑞丝的小说恰好提供了一个从进化论的角度回顾吸血鬼历史的机会。”格芬被说动了，他派人将小说送到了库布里克家中，尽管他并不确信这是一个适合库布里克的题材。库布里克也这么认为，不过这次尝试却勾起了他对幻想题材的兴趣，1990年他再次拨通了布莱恩·阿尔迪斯的电话。
“我相信我们存在过意见分歧，”他漫不经心地对阿尔迪斯说，“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库布里克古怪的名声并未消减，而阿尔迪斯也觉得有必要利用他这面大旗。他和妻子驱车从牛津前往查尔德威克伯里与库布里克共进午餐，“餐桌上有牛排和四季豆，”他回忆说，“这是他当时最常见的菜谱。”
他们又谈论起了《超级玩具》。这时，库布里克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的欣赏，这部电影也给了他一种新的理念。现在，他把《超级玩具》看成了超越《ET外星人》的一次尝试，并且已经为它想好了一个片名——《人工智能》。
阿尔迪斯并不像库布里克那样对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如痴如醉。他认为这是一部孩子气的影片：“它的确拍得很有智慧，但却不是我想看的。”尽管如此，这两个男人又开始合作了。每天，艾米里奥开车将阿尔迪斯从牛津接到查尔德威克伯里，然后再在晚上送他回去，通常都会弄得很晚。从一开始，阿尔迪斯就没从这种合作里感觉到快乐：
“我看不到我们有朝一日能把这个小品变成一部电影。我们的确一度下了工夫，但却没有什么成效。渐渐地我意识到，这次我们要拍的不是《星球大战》，也不是《ET外星人》，而是他妈的《木偶奇遇记》！那个感伤的童话故事！我和他一起工作了6个星期，我始终不能摆脱那个童话的阴影。”不止一次，他提出要将这个故事引向不同的方向。他构想过一个未来的乌托邦，于是我照着这个思路去写，写到一半又发现他想把犹太人加进来。库布里克想要这个名叫戴维的小男孩变成一个弃儿，被人从锡城里赶出来，那是一个奴役机器人的王国。在那里，机器人一直到死都在受人剥削，像是进了集中营。
“虽然剧情变得很古怪，但至少我们是在向前推进。可是有一天他却对我说：‘布莱恩，这个集中营的想法完全是一堆垃圾。’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童话故事中。”库布里克向阿尔迪斯传授了他的编剧理论。“‘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6个毫无关联的部分。别去考虑它们之间如何承接，你只需要写出6个真正够好的独立章节。”’阿尔迪斯回忆说，“我们写出了两章，他真的很兴奋。‘布莱恩，现在你总算像是个天才了，’他说，‘接着写下一章吧。”’他们再也没有写出另外四章，尽管库布里克粗略地知道他们还应涉及的元素：冰、水和火。在这个过程中，阿尔迪斯印象最深的就是库布里克主动去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他在全世界的关系网。
“一次讨论中途，他叫进一名助理说：‘替我接通汉斯·莫拉维奇的电话。’此人是全球研究人工智能的顶级专家。半小时后他的助理回来说，‘斯坦利，莫拉维奇现在不在美国。他正在日本巡回讲演。’库布里克说：‘那就接通他在日本的电话。’嗯，斯坦利，我怎么能找到他？‘’给华纳兄弟公司在东京的分部打电话。告诉他们放下手上的活，替我找到莫拉维奇。‘’但是，东京现在正是午夜……‘一个小时后，莫拉维奇接电话了。库布里克问：’我们能这样吗？不能？那样呢？也不能？好吧，谢谢你，汉斯。‘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追逐他想要的东西。”这时，库布里克决定要试试别的写手。他用传真给阿瑟·克拉克发过去一些东西，征求对方的意见，他问：“你想不想和我再度合作？”克拉克没接茬，只是简单地说了说他认为这个故事应该如何发展。而就再次与库布里克合作的事，他后来对阿尔迪斯说，“他还没有足够的钱来雇我。”作为备选，克拉克推荐的是鲍勃·肖，这个一团和气的北爱尔兰人写过一些并不太出名的科幻小说。库布里克读了其中几本后便打电话请他来家中做客。“我的印象很深，”肖说，“他派车在最近的一个火车站接上我带我去他的家。我们在他的厨房里吃饭，那是一间有半个舞厅大的房间。他问我，’你喜欢中餐吗？‘我说，’是的。‘他一定是事先设定了暗号，因为我的话音未落，门开了，一个仆人进来替我们端上了一桌丰盛的中餐。我一直对此很好奇，也许我改口说，’不，我更喜欢印度餐。另一扇门开了，出来一个印度侍者。”在饭桌上，库布里克说他一直在重新思考《超级玩具》，尤其对其中的另一个人物考虑得较多。戴维的“父亲”亨利·斯温顿是一个机器人设计师，他发明了一种新产品，这是一个用电脑控制的仆人，“能够处理家庭的一切事务”。库布里克告诉肖他现在坚信这个仆人会是故事的关键。最后，他给肖一份六周的编剧合同。肖告辞前，库布里克将阿尔迪斯的故事复印了一份给他，还送给他一本名叫《思想儿童》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书，表示希望能把所有这些东西揉到剧本中去。
肖开始像那个机器仆人那样开始工作。一周后，他回到查尔德威克伯里。
“程序一切如旧：火车站，汽车，午餐。接着他说，‘看看你给我带来了什么东西？’我开始读我写的剧本，但是我能注意到他的脸变得越来越阴沉。最后，他打断我说，‘怎么这些东西都和仆人有关？’我说，‘不是你希望他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吗？’斯坦利说，‘不，不，他属于外围的。你还写了些什么？’不用说，我什么也没得到。”
肖沮丧地拨通阿尔迪斯的电话。“布莱恩，他想要更多的创意。我已经黔驴技穷。你能想到什么吗？”阿尔迪斯寄给他三份有可能成为新的方向的剧本大纲。肖接着说：“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我源源不断地提出新的故事线索，而库布里克一个也看不上。六个星期过去一半时，我去温哥华参加科幻小说研讨会。我是荣誉嘉宾，每到一处都能得到很好的礼遇。当我返回时，我接到华纳兄弟公司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合同期间擅自出国。”我重又见到库布里克，他让我多干一到两个星期以弥补过失。他不断要求我写出剧本大样。但是，没有故事我根本不可能写剧本，我想他已经有了陈见，认为我是个一文不值的臭要饭的。
肖之后，库布里克找来了另一位英国科幻作家伊恩·沃特森。阿尔迪斯与沃特森之间存在不和，他写信给库布里克抱怨难以与沃特森共事。库布里克马上回信说，如果他拒绝与沃特森合作，他们的计划将再次搁浅。阿尔迪斯否认他拒绝接受沃特森，只是担心新人加入进来会影响合作的进度。实际上，阿尔迪斯正打算带全家去欧洲度假，考虑到五年前他的佛罗里达之旅所带来的麻烦，这次他提前向库布里克告假。没想到库布里克的回答还是像当年一样：阿尔迪斯不能抽身。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阿尔迪斯说。
“那我就给你下达禁令，”库布里克威胁说。当然，库布里克无法做到，但阿尔迪斯也从此与这个项目没有了关系。
剧本在沃特森手中继续推进。因为住得太远，他不可能每天到查尔德威克伯里上班，库布里克在沃特森家里装了一部传真机，以便随时沟通。沃特森完成了第一稿剧本，他打肿脸充胖子说，他为此得到了“100万英镑的八分之一”。
在这稿剧本里，《人工智能》已经背离了初衷，看不出任何《ET外星人》的影子。
它讲述的是一个以未来地球为背景的故事，当时美国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海水淹没或是变成了冰面，一个机器人男孩试图找到变成人类的途径。1996年年初，一个为库布里克建的互联网站上说：“库布里克一直在以每5年拍两个月的进度打造《人工智能》。他启用了一名小演员，用镜头跟踪他成长的过程。迄今为止，库布里克已经拍了四个月，也就是10年。”
整个20世纪90年代，库布里克在电影上毫无作为，反倒是不断爆出的隐私成为他的传奇故事的延续。1991年，他就查尔德威克伯里附近种的几棵树将邻居告上了法庭，由于当地法院找不到理由要求邻居砍掉这些树，他就想方设法用摄像机拍下树枝如何渐渐地往他家的院子上方生长，这起事件通过报道几乎传遍了全世界。
1993年7月，《纽约时报》剧评家弗兰克·里奇与朋友在伦敦的乔·艾伦餐厅吃饭，旁边桌上的一名男子打断了他们的交谈，自称是斯坦利·库布里克。他胡子刮得精光，留着灰白短发，像是个同性恋。里奇并不感到吃惊，“大家一直认为《2001年太空漫游》中的电脑哈尔表现得像是一个喜欢吃醋的同性恋恋人，”他解释说，“而《全金属夹克》也通篇充斥着同性恋的意味。”里奇的朋友认出那张桌子上坐着的另一个男人是英国议会的保守党成员。这两个男人的确像是一对同志。
这个“库布里克”告诉里奇说，他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写他的文章。他申辩说，他不是一个隐士，他也不再留胡子。在他离开之前，里奇要求采访他。他说他要去都柏林筹拍一部新片，但是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里奇下周给他打电话。
第二天一早，里奇恰好去华纳兄弟公司拜访朱利安·塞尼尔，后者笑着说他被人骗了，而且不是第一个上当受骗的人。在博尼茅斯，剧院老板乔·隆索恩一直相信他在向“库布里克”提供免费戏票，请他到后台喝咖啡，还承诺等剧团去美国拉斯维加斯演出时会安排他住当地的豪华旅馆。过去几年中，还有人得到这名同性恋者的邀请，要请他们去他在伦敦北郊哈罗的住所“玩玩”。
1996年，记者马丁·肖特跟踪采访到了这位“库布里克”。他的真名是阿兰·康威，一个在澳大利亚、法国、瑞士和爱尔兰都有过盗窃和非法敛财前科的骗子。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库布里克，但是一些人就是相信他们遇到了那位传奇人物，他也因此频频诈骗得手。
1991年，在重新考虑了一番改编《香水》和将科莱特的传记搬上银幕的可行性之后，库布里克买下了路易斯·贝格利的中篇小说《战时谎言》的版权。贝格利是波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居纽约，他的小说采取了19世纪本杰明·康斯坦特等作家崇尚的通篇不使用对话的技法，讲述了犹太家庭的富家子弟马西克被迫逃离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的故事。波兰沦陷后，马西克承担起了保护他的漂亮姨妈塔妮娅的重任，他们在华沙到处寻找藏身之地。塔妮娅起初委身于一个卖国贼情人，遭到欺骗后只好随马西克逃往乡间，靠在黑市上倒卖伏特加维生。他们之间的关系令马西克的余生深受影响。
《战时谎言》与《燃烧的秘密》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涉及《人工智能》与《辛德勒方舟》的集中营主题。托马斯·凯尼利的美国出版人已将书名改为《辛德勒名单》，在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已经换了无数名编剧。布莱恩·阿尔迪斯觉得库布里克是想在与斯皮尔伯格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