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为什么对这两处进行改造？《宋史》把“河朔”改为“齐、魏”，是因为《宋史》修于元至正三年到至正五年。这时。是东平元杂剧作家群大编大演梁山戏的时代，宋江的根据地已由太行山梁山泊搬到东平梁山泊附近，因此就不能说宋江横行于“河朔”了。《东都事略》把《玉壶集》的“横行淮甸”改为“横行河朔”，是对沈积中上书的复原。沈积中上书为：“今之河北”，所以把“淮甸”改为“河朔”。
《宋史》对《事略》的另一处改动是把“居闲”改为“居外”。《事略》为什么写为“居闲”呢？因为侯蒙于宣和三年在户部尚书任上被罢官，接替他的正是“新除户部尚书沈积中”。
《东都事略》和《宋史》都没写侯蒙上书的时间地点。这是有意“回避”。因为侯蒙上书的时间若是在沈积中上书之后，其时方腊已就擒，就不能写“使讨方腊以自赎”了。《事略》和《宋史》也都回避了侯蒙上书的地点。因为《事略》把“淮甸”改为“河朔”，《宋史》把“河朔”改为“齐、魏”，若写侯蒙在毫州上书就说不通了，他在毫州怎么知道宋江在河朔、齐魏的情况？4.宋江在海州向张叔夜缴械投降了吗？《宋史》卷353《张叔夜传》记载说：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佘，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东都事略·张叔夜传》又记载说：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舟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余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这则“史料”，一看就知道是“编织品”。叙述事情，有按事实经过述说的真话，有凭自己的想象编造出来的假话。按事实述说的真话，合情合理，人们一听，“是那么回事！”编造出来的假话，则天马行空，漏洞百出。《东都事略》说，宋江突然“剽掠至海”，直驱海岸，劫了十来条船。张叔夜得知这一情报后，就招募兵员，招募了千把人。宋江这时在海岸上等着看着张叔夜招兵买马。张叔夜招够了兵以后，就在离宋江十多里的地方，大张旗帜，引诱宋江来打。这时候宋江在海边，离海边十多里的地方是海州城西。宋江干吗要从海边把劫到的船扔掉，折回西边去跟张叔夜打？宋江想乘船走，仅十来条船能载多少人？这说明他们人数很少。张叔夜千把人，在十多里以外就能看见旗帜大张，宋江不赶快坐船跑，反而折回来跟张叔夜的大队人马作战。宋江疯啦？据说张叔夜是这样布置的：一部分人，在西边大张旗鼓，摇旗呐战，引诱宋江去打；另一部分人秘密地去海岸即宋江呆的地方埋伏起来。海岸不是山野森林，怎么隐蔽？据说，“伏兵”硬是隐蔽在宋江的船附近，宋江弃船，折回头去十多里以外的地方打官兵的时候，埋伏在船附近的伏兵就把宋江的船烧了。宋江们在十多里以外，听到船被焚的消息，就怕了，“无复斗志”。
埋伏在宋江的船附近的伏兵看到西边十多里以外的宋江们没有斗志了，就“乘之”来打宋江，宋江于是就投降了。
《宋史》对这则史料进行了加工改造。首先，把“突然来了”改为“声言将至”—_先放风，扬言要来海州。张叔夜听到这个“声言”之后，派人去观察宋江的动向。观察的结果是“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往上装“卤获”。张叔夜获知这一消息后，“于是募死士”。宋江把“卤获”装上船，安安静静地在海边等张叔夜招募兵卒。张叔夜招募了一千人以后，其部署是：一部分人在城附近埋伏，一小部分人“距海”诱战，一部分人在海边隐蔽起来。这儿，“距海”是对《事略》中“距十余里”的修正。可是这一修正不得了，由相距十余里变成隔着大海。作者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其本意可能是想说“一小部分人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诱战”。《宋史》在“焚其舟”之后加了“贼闻之”三字，——因为隔得远，只能听说。听说船被焚了，应该是破釜沉舟，怎么反而“皆无斗志”了呢？大概《宋史》觉得这有点说不通，于是加了“擒其副贼”这个情节，说宋江是由于副将被擒才投降了，而不是由于“舟暨焚”而“大恐”。可是为什么不把副将的名字写出来呢？《东都事略》关于海州俘获宋江的素材，可能取材于《张叔夜家传》。《张叔夜家传》中有一个《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张叔夜在该札子中回顾“出守海”时说：“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这个札子的可疑之处很多。第一，这不像个乞致仕的札子。乞致仕还吹嘘自己的功劳吗？张叔夜政绩卓著，一生贡献甚多，为什么别的事不提，单提此事？第二，札子中所说“剧贼”是谁？“出降”了多少人？语焉不详。不一定是宋江。第三，张叔夜并未“致仕宫观”。在靖康之变的京城保卫战中，张叔夜保卫宫观，身负重伤。金人押着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几千俘虏北上，张叔夜因重伤不能行走，就让他躺在车上。车到白沟，张叔夜忽起身大呼数声而死。死时无任何遗书遗物，这个札子是从何处而来的？
5.宋江实有其人吗？
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中，在引用了《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三条涉及到宋江的史料之后说：“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梁山泊神话'。”胡适对这三条史料的轻信，可以说是胡适在学术上的大错之一。“史料可以证明”吗？不？史料在获得证明以前，首先它自身必须被证明。不幸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没有对这三条史料下一点考据功夫，就断言“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人物”。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人物吗？绝不是！三十六人中，有的人是和历史人物重名，更多的却是在历史上毫无记载的人物。尤其是《水浒传》中那些赫赫有名的主角，如吴用、武松、李逵、林冲、卢俊义、鲁达等等，若果有其人，《宋史》不可能毫无反映。这些人的后代、家族、家乡，也不会使他们默默无闻。
《水浒传》这部书在人物问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朝真野假”。朝廷命官，大都是真的，如蔡、童、高、杨四贼，还有张叔夜、蔡攸、侯蒙、老、小种经略、朱砀、赵鼎、小苏学士等等，都实有其人，但梁山一方的人物则都是假的。高俅实有其人，王进、林冲则无其人。老、小种经略，实有其人，鲁达则无其人。若鲁达、王进果有其人，那么在《宋史·种师道传》、《种师中传》中，对鲁达、王进不会不提一笔。王进在投奔种师道之后，在北宋末年频繁而残酷的战争中，不会不崭露头角；为老种写传记的人，也不会漏掉王进和鲁达。可为什么都不著一字呢？至于吴用、卢俊义，连名字都变来变去，他们的家乡，吴用从太行山搬到山东郓城，卢俊义则搬到河北大名府。
这都证明他们是文学人物而非历史人物。
宋江手下的三十五人，可以和宋江互相印证。如果三十五人实有其人，则宋江亦实有其人；如果这三十五人属于子虚，则宋江亦属于乌有。
说宋江实有其人的根据是《宋史》。而《宋史》编得十分粗率。从元至正三年到至正五年（1343年一1345年），仅两年就完成了这项有五百卷书的浩繁巨大的工程。由于多人分工编撰该书，大家各行其是，重复、矛盾，不胜枚举。许多传记，一人两传，互相牾。就拿这三则关于宋江的材料来说；一个说“起河朔”，一个说“淮南盗”；一个说命张叔夜招降之，一个说被张叔夜迫降之。迫降之后，没有下文。侯蒙上书后，皇上是否采纳了侯蒙的建议，也没有下文。皇上的批语是“居外不忘君”，这与侯蒙上书的内容完全是文不对题。只要稍加考证，就会发现《宋史》的种种不足。《侯蒙传》中的上书分明是从沈积中奏折而来，可这一渲染，就把《宣和遗事》中的小说人物划入正史，宋江于是成了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
这一“错位”，与中国的史学传统和中国历来是文史不分的著述特点有关。中国人往往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成是真人真事。根据现有材料，可以推知，当年有个无名氏创作了《智取生辰纲》等宋江故事。这些故事十分受人欢迎，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爱谈论宋江。所以龚圣与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起先，人们认为“不足采著”，但后来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古大夫亦不见黜”，于是有人画像，龚圣与也跃跃欲赞了。这股“宋江热”，热到元代东平，竟和《三国》热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三国》热，于是出现了《宋江》一书。这《宋江》就是《水浒》的前身，它是无名氏的作品。明代郎瑛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这说明《水浒传》在郎瑛那个时候还叫《宋江》。郎瑛说，《宋江》也是罗贯中所编，这是由于《三国》是罗贯中所编，人们把它们相提并举，合二为一了。由于《三国》是七实三虚，人们也就认为《宋江》也是真人真事居多了。
现在应当明确《三国》和《水浒》的区别。胡适说宋江是由历史人物变成“梁山泊神话”的，不对，应是“梁山泊神话”变成了历史人物。怎么变成的呢？由小说而人家传、墓志，由家传墓志而入野史，由野史而入《宋史》。
写过嘲墓志诗的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评《宋史》：“所据家传、表志、行状之类，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多自录不实之言”。
“自录”者自吹也。《侯蒙传》、《张叔夜传》、王登父子等的墓志，“皆子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多自录不实之言”。这是应当慎重、仔细对待的。
经过对种种史料进行溯源和分析，宋江之谜，逐渐可解：宋江，史无其人！若果有其人，不会无碑无坟无墓，子孙乡里不会不炫耀。就算被害而死，也只能蒙冤于一时。他被害，他还有部下、朋友。为什么一个宋江的部下、朋友也没发现？为什么没有人说他跟宋江共过事？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说他亲眼见过宋江？那么，根据现有的史料得到的结论就是：宋江，确无其人。
高俅。是《水浒传》中一直与梁山好汉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人物。关于高俅，还不能如宋江一样从历史上否认其人其事。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