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仆人”侍候三个“暴君”
——弗洛伊德（1856-1939）
当上个世纪的火车沿着俄罗斯铁路缓慢地穿越西伯利亚大平原时，一群蒙古骑兵看到了这个“怪物”，他们惊奇万分、好奇不已。
火车司机邀请他们登上机车，他们便怀着敬畏和喜悦的心情开始考察列车。旅行结束后，骑兵首领询问驱动这架庞大机器的马匹何在，却被告知根本没有马时，他们开会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最终，骑兵首领高兴地总结道：
“我们现在明白了，这辆机车显然是由马的幽灵驱动的！”
这当然只是个笑话，可弗洛伊德则肯定是为探寻“人”这个机体中引发驱动的“幽灵”而诞生的。
弗洛伊德的父亲只是个拥有微薄资本的毛织品商人，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弗洛伊德说他是个乐天派，“始终都充满着希望地期待未来”。父亲总是好心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他诚实、单纯的性格对弗洛伊德造成了很大影响。如果问及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什么是弗洛伊德最突出的性格”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他的单纯。”弗洛伊德总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但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单纯。
第一次带弗洛伊德散步，父亲便讲了这样一件事。
父亲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大街上散步，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了一顶新皮帽。一个基督徒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巴掌，还把我的帽子掀掉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弗洛伊德连忙问：“你当时怎么办？”
父亲静静地回答：“我走到马路上，捡起了我的帽子。”
弗洛伊德颇受打击，他没想到身边这位高大健壮的男人竟会做出如此毫无骨气的举动。自那以后，弗洛伊德的成长过程中又浸透了父亲所没有的反抗精神。
大学预科毕业前夕，卡尔·布鲁尔教授在课上朗诵了歌德那篇“论自然”的美妙散文，他遂决定成为一名医科学生；同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结合，他开始了一生的科学研究活动；布吕克教授的忍痛割爱，布洛伊尔教授的悉心接纳，使他获得了真正医疗实践的机会；由于布吕克教授的极力推荐，他前往巴黎，做当时最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沙考特的留学生，精神分析的事业正式开始。
为了献身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他甚至写信给妻子：“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俱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起见而战胜爱情。”
弗洛伊德35岁生日，父亲送给他一本《圣经》，并用希伯来文写了下面的话：
“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七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了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心甘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生日的时候，我把它从储藏处取出，并赠予你，作为老父对你爱的标志。”
父亲的逝世成为弗洛伊德进行自我分析的导火线，他写道：
“我一直高度地尊敬和热爱他，他的聪明才智与明晰的想象力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的生活。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但却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我全部的早年感受，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被连根拔起。”
为了说明潜意识和前意识及意识之间禽甚动的、复杂的、变化的关系，与这三种形式的心理状态相对应，弗洛伊德创造出了原我、自我和超自我的新概念。
“原我”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它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地一味要求自我满足。因此，在正常的心理活动中，它自然要被压抑、受阻止。现实生活不容许“原我”为所欲为，它在与外界的接触中不断遭到打击而失败并得到修改，这部分便成为“自我”。“自我”是侦察兵和调度员，限制和驾驭着“原我”。就好像马匹只提供运动的力量，骑马者却具有决定方向并朝该方向前进的指导权。
“自我”刚形成时，还不强固，因此，儿童必须借助父母无条件的威信来压制“原我”的冲动，于是便形成了反映绝对权威精神因素的“超自我”雏型。“超自我”技高一筹，它可以监视“原我”的冲动，并强迫“自我”去压制那些它所不容许的冲动。随着经验的丰富和知识的完善，“超自我”也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巩固。而“自我”，必须在满足“原我”要求与严峻的、不讲情面的“超自我”之间保持平衡。为了描述这种处境，弗洛伊德说：
“有一句成语曾告诉我们，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但可怜的‘自我’比这里所说的还要困难，它必须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并且必须尽力和解这三者的主张和要求……这三个暴君便是外部世界、‘超自我’和‘原我’……‘自我’受到了三面的包围和威胁，当它被压迫得太厉害时，它的忧虑也越来越厉害。
因为它命定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它也愿意做‘原我’的忠仆……在另一方面，它的每个动作都为严厉的‘超自我’所监视。
‘超自我’坚持一定的行为标准，根本不关心‘原我’和外部世界的任何困难。假如这些标准未被遵守，它就用紧张的感情来责罚‘自我’，使‘自我’产生一种劣等的犯罪感。正是这样，为‘原我’所激动、为‘超自我’所包围、又为现实所阻挠的‘自我’努力担负起了调剂这种内外夹攻形势的任务。我们大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时常印制不住地喊出这种呼声：‘人生不是容易的’。”
《梦的解析》是这种自我分析的继续。弗洛伊德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义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它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的产物。”
可《梦的解析》销路一直不好，出版18个月后，没有一本科学性期刊提到它。科学史上很少有哪本书遭遇过这样的厄运：它遭到最愚笨、最恶毒的评论，被不学无术的人诬蔑为“毫无价值”，还被“印在厨房的破纸上”。这本书首次发行了600本，却花了8年才卖完，弗洛伊德一共只收到了200多美元的稿费。
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弗洛伊德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
弗洛伊德一共写了900多封情书给他的未婚妻，那是他们恋爱期间真实感情的晴雨表。
弗洛伊德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大女儿14岁时，有一天他们一同散步，弗洛伊德请她走在他的右边，女儿的同学看到了，就告诉她：这样不对，儿女应该走在父母的左边。女儿骄傲地回答：
“我的父亲可不这样，和他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位女士。”
弗洛伊德与弗莱斯15年的友谊一共写出了152封信。弗莱斯逝世后，弗莱斯夫人把所有宝贵的信件和其他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共有284件邮包。出版商还没来得及将其加以编辑就出现了纳粹政权。出版商飞到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弗洛伊德的研究生波拿巴特夫人，售价100英镑。她把全部文献带到维也纳，弗洛伊德为此而恼怒，他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
“再以后又怎么办呢？”
“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选取一段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它们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波拿巴特夫人却自己作出了明智的决定，她拒绝了老师的建议，而把文献储藏起来。当纳粹军队入侵到了奥地利，波拿巴特夫人只得以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份，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带到巴黎，后又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最后才被转移到伦敦。面对纳粹的疯狂迫害，弗洛伊德表现得很镇定：“人们的担心和劝告毫无意义。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地死去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当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为“禁书”并焚烧了他所有著作时，弗洛伊德怒不可遏，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如果在中世纪，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弗洛伊德还愤慨地说：“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得为祖先感到羞耻，或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感到羞耻？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采取了昂然不接受的态度，并始终都不为此后悔……”
临走之前，他还说：“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生命的流动
——柏格森（1859—1941）
说到当代著名的犹太思想家，就不能不提柏格森。
他既有哲学家的缜密思想和批判精神，又有文学家的丰富想象和强劲灵感。人们说他同时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和文学家的灵魂，正是他卓越的写作才能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倍增光辉。为此，柏格森于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少有的以哲学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之一。
1859年，柏格森出生于法国巴黎，是法兰茜人与犹太人的后裔。
从幼小时候开始，他一直很勤勉，求知欲成为他学习源源不断的动力。
最初，他专攻数学和物理，可不久，擅长分析的他就接触到了潜藏于各门科学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于是，他自觉地转向了哲学。
从巴黎高等师院一毕业，柏格森即被派到克莱蒙—费兰公立中学教哲学。10年后，就在那里，他完成了第一部专著《时间与自由意志》。
悄无声息地又过了8年，他的第二部著作《物质与记忆》问世，这也是他最难读的书。1898年，他被聘为高等师院的教授；两年后，他又受聘于法兰西大学，从此便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1907年，他的杰作《创造性进化》驰誉全球，他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哲学界最显赫的人物；而他那些辉煌的成果，只差一点就要被列入教会的禁书目录了，那还是1914年的事，也在同一年，他被选人法兰西学院。
诚然，早期的信徒最可能成为叛徒，就像年轻的罪人最可能在老年成为圣徒一样。年轻的柏格森也曾是斯宾塞顽固的仰慕者，岂料，他研究得越多，就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注定会成为杀死唯物主义巨妖的“大卫”。柏格森如此迅速地名声大振，不就是因为他勇敢地怀疑所有怀疑者所虔诚信仰的东西吗？
柏格森论辩道：我们自然倾向于唯物主义，因为我们习惯于从空间上思考问题；但是，时间像空间一样基本。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理解：正是时间包容着生命的本质，时间是一种积聚，一种生长，一种“绵延”。
而记忆呢，是绵延的媒介，是时间的婢女；通过记忆，过去的很多部分都富有生气地保留着，以后每有新情况便呈现出更多的空间。生命的规模扩大了，生命的机会增多了，生命的记忆力增强了，最后，多种可能的反应产生了意识。
那么，自由意志是意识的必然结论；自由，只是意味着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干什么。显然，狗的平静既不是哲学的沉静，也不是海洋的静谧；那是它固有的本能，是动物机械生活的秩序，无需选择，也不能选择。“动物的牢门一打开马上又关上了；它使劲地拉扯套在身上的锁链，结果，反倒把锁链拉得更紧了。对于人，意识砸碎了这锁链，在人那里，也只有在人那里，意识才创立了自己的自由。”
从我们的眼睛来看，电影犹如活的一般；莫非科学领悟了生命的绵续？恰恰相反，正是在这里，理智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电影并不是运动的真实写照，而只是一组瞬息即逝的照片；它们那么迅速地摄下“快照”，并同样迅速地投射到屏幕上，观众们欣赏到的只是延续的幻影，就像一组翻动的连环画。但那终究只是幻影，电影只是一组照片，照片上的一切都静止不动，仿佛永远凝固了。
理智却是流动的，生命也是流动的！
在精神领域里，物理学概念是何等的不相宜；如果最终陷入绝境，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思想的一刹那可以环行全球，一英里很容易被想象为半英里；人们千方百计要把思想描绘成空间中运动着的物质微粒，或就是限于空间的翱翔，思想却努力地逃避这一切。生命回避那些“立体”概念，因为它宁可是时间物，而不愿是空间物；它不是位置，而是变化；与其说它是量，不如说它是质；它不只是单纯的物质与运动的再分配，却是涓涓流淌而永不停息的创造。
其实，生命原本和物质一样懈怠，它仿佛太纤弱，而无力承担运动的风险。在第一条线路上，生命堕入了植物那种迟钝，偶然获得了苟安的稳固，胆怯地残喘上千万年；在第二条线路上，生命的精神和努力凝缩成本能，像蚂蚁和蜜蜂；在第三条线路上，具有自由能量的脊椎动物，毅然抛弃了现有的本能，勇敢投入了无尽的思想冒险。生命不满足于像羞怯的百合和高贵的橡树那样死守着家的生存；它丢弃盔甲、鱼鳞、兽皮和其他累赘的保护物，向往鸟类悠闲的飞翔和冒险的自由。本能依然是观测实在、把握世界本质的最深刻方式；然而，理智总是在发展，越来越强壮大胆，最后成了生命乐趣与希望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