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士奇与刘台——师徒互携
在遥远的太空中，太阳和星星们之间的光芒竞争，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太阳出来，就遮住了星星的闪光。太阳下班，星星们却在暗夜中值更。虽然它们同时存在于宇宙中，却好像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星星们只能是太阳的陪衬。同样，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有时也是如此。譬如在师徒关系中，有时老师是学生的陪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有时学生只是老师的免费工人，帮老师做些事情。但在老师与学生这种关系之外，却有一个现象与发迹上位密切相关。那就是有的人因为投奔了一个名师，得以发迹；有的人因为收了一个显贵的学生，也得以发迹。这种情况，在科举制的宋明时代非常明显。
话说明代的杨士奇，就是因为“收”了一个显贵的学生而得以发迹的人。
杨士奇，生于1366年，卒于1444年，名寓，字士奇，明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后来父亲英年早逝，留下杨士奇孤儿寡母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其母改嫁后，杨士奇随继父罗姓曾改姓罗。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像传说中那样碰到好后爸后妈，罗姓不重视杨士奇，视之为多余的人，杨士奇对此也心知肚明。一次罗家在祭祖，杨士奇突然想起了早年自己和父母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怜父亲死在看似没有尽头的征途上。他知道，罗姓是不可能在桌上摆上杨士奇父亲神位的。于是，他撮土铸成一个神牌，然后跪拜。这一切都被罗姓看在了眼里，他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第二天，罗姓对杨士奇说，你以后必成大器，不必跟自己姓罗了。后来罗姓因罪充军，杨士奇则正式改回原名。
少年时严酷的生活环境逐渐使杨士奇读书时发奋，遇事比别人更能坚持的习惯，这种习惯慢慢促成杨士奇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为了谋生，他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靠当老师自己养活自己。但可惜这些学生都因为要么贫穷，要么只有小康水平而无法帮杨士奇发迹。恰好建文元年（1399年），明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在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杨士奇因人引荐，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打杂。这种获得一个临时借用公务员职位的机会，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是很难遇到的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即使到了这种职位上也终归平淡无奇，难以进一步发迹。杨士奇的幸运在于，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尤其是善于《周易》，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经过靖难之役把侄子建文帝赶下台，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1402年至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为保证政局稳定，他便将善于讲《周易》的杨士奇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实际上是给皇帝当老师，正式开始了帝王师的生涯。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选拔杨士奇作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杨士奇得以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难得的师友之缘。在朱高炽的帮助下，杨士奇不久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来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由于朱棣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到此已是志得意满了。试想，如果没有先给皇帝当老师，再给皇太子当老师的机会，杨士奇恐怕只能不痛不痒地干一辈子。如此看来，收一个重要的学生多么有用。
但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并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既不明显参与又暗中为太子出力。永乐九年朱棣听到次子说太子的坏话，就有意找皇太子的碴。有一天，朱棣找来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关宗庙、祭物、祭器的事都必亲躬。杨士奇“有一说一”地说：“去年有一次祭祀时，太子突然头痛。医生说他应该上床盖上被发汗，但太子却表示，出了汗恐怕就不能参加祭祀了。左右的人于是说，那让我们代你去吧。太子却斥责他们说，皇上命令我去祭祀，我怎么能派人替代呢？后来太子亲自祭祀，但你说奇怪不奇怪，等他祭祀完就出了一身汗，没吃药就好了。太子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天赋，而且知过必改的人。我看他不会辜负陛下您的。”杨士奇这番自然而然的话，既让朱棣感觉不出他故意在赞美太子，又帮了太子的忙。虽然后来老杨也因为太子争夺事件被牵连下狱，但很快又被释放，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1378年至1425年），杨士奇师以生贵，以老师身份被学生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当时的礼仪，新皇帝和大臣应为过世的皇帝朱棣服丧27天。在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杨士奇等三人仍着孝服上朝，满朝文武都早巴不得地换下了孝服，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首辅，位列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杨士奇也敢于负责，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另一重臣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是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巧妙地保护了杨士奇。他们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明宣宗，杨士奇继续辅佐他。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内阁大学士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很快平定叛乱，朱高煦被处以酷刑。这时朱瞻基又想对另一个叔父赵王朱高燧下手，因为有证据显示他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但面对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却又举棋不定。杨士奇既已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又考虑到政局需要稳定，就与杨荣针锋相对地提出：“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当今皇帝只有两个叔父。朱高煦有罪者不可赦，且已被处死。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这样就平安无事了。如果动不动就兴兵作战，恐怕会让先皇在地下也不得安息。”朱瞻基最终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则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使朝廷政局保持了稳定。
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年迈的杨士奇。最终，杨士奇历经明五朝三帝，成为一个帝王家教发迹的典范。
杨士奇一生中最失败的事，出现在他的晚年。杨士奇在北京任内阁首辅十余年间，提拔官员数以百计，却唯独没有提拔自己的儿子杨稷，也没给他在京城谋个肥差。杨士奇深知，他儿子不是读书的料，也不是当官的料，因此就让他在老家江西当农民，还开了几家榨油坊，生活小康有余。然而，杨稷在当地官员的追捧奉承以及利用下，慢慢变得自以为是，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甚至犯下了几宗人命案。有人因此将杨稷在乡里横行不法的实情告诉杨士奇，杨士奇不相信当年的乖儿子会犯下如此大罪，便以扫墓之名回乡试探。杨稷知道父亲回乡，作了精心布置，在离家乡百里之外的地方迎接老爸，且衣着朴素，规规矩矩，很明事理。杨士奇看到的都是杨稷贤明的事，听到的都是他友爱乡亲的话。到了杨稷家里，杨士奇也没看见什么奢华陈设。杨士奇问起有人说他不遵守法纪的事，杨稷则说这是因为地方官吏横行不法，他去阻挠反而遭到诬陷；加之有人忌恨父亲功名太盛，权势太大，就借故诽谤杨稷。杨士奇相信杨稷所说不是撒谎，从此就不再听有关其子恶行的报告，再也听不到有关他儿子的真实情况了。
此后，受害者接连上奏，而他的朝中对手宦官王振则借此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朝廷确认他儿子在乡里打死多人，就将杨稷逮捕到京，关入大牢。这个王振，就是后来导演了土木堡之变的家伙。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派了两千多人跟明朝做买卖，为了多得一点赏赐，也先谎报了贸易的人数。王振知道了便说也先欺骗朝廷，只给也先五分之二的钱，还下令礼部不给来贸易的人吃饭。也先遂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王振则怂恿23岁的英宗皇帝朱祁镇带着五十万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出发亲征。最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被愤怒的部将锤杀，这就是“土木之变”。在这种极被皇帝宠信者的谗言之下，杨士奇深感惶恐，于是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此时的杨士奇已经77岁，身患重病，风烛残年。他终因此事积郁成疾，翌年撒手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