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就像雷鬼乐，让人身心放松，所以火车有可能治愈人的失眠症和抑郁症。我们小时候看的《铁道游击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卡桑德拉大桥》都是有关火车的故事。男孩们把钉子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你就有了自己的小李飞刀。姑娘们期盼火车把自己送到遥远的地方，绝不嫁给邻居家的小二黑。我们敬畏这么个大铁盒子，能够如此凶猛、如此持久地奔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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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铁西区，铁西区是沈阳的工业中心。“铁西”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个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我都要踮起脚向桥上看，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那种力量和速度，以及它要去的远方，令一个孩子兴奋和恐惧。
后来，我患上青光眼，妈妈带我去南方看病，那时从沈阳到上海需要两天一夜，感觉真是出远门。很多邻居都到我家来，让妈妈帮忙带上海的时髦衣服、泡泡糖、奶油饼干，很多小朋友甚至羡慕我说，他们也想有眼病，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
在火车上，孩子的兴奋也就那么一会儿，接下来是疲惫、困倦，妈妈把她的座位空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小床，睡得昏天黑地的。那时不懂事，不知道妈妈这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快到长江的时候，妈妈把我叫起来，说前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在无数宣传画上看过，就是两毛钱人民币上那个雄伟的大家伙，我就要亲眼看到了。
在夜里，过桥的时候黑咕隆咚，只看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想象着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江水，火车的声音空空洞洞，变得不那么霸道了。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当时想这桥该多长啊，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就像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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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六岁了，是个失明七年的盲人，确切地说，我是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我可以拄着棍子满大街地走，能躲汽车过马路，进商店买东西。
一天，我告诉妈妈我要去同学家住几天，然后偷偷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那时我已经知道，沈阳只是个落后的工人村，远方还有成都、武汉、天津、北京。
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因为是过路车，没座位。我坐在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我终于一个人面对世界了，拿出事先买好的啤酒和煮鸡蛋，喝上两口，于是世界就成我哥们儿了，和我在一起。
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老头，他咽着口水，说：“小伙子，能给我一口吗？”我把自己喝剩下的半瓶啤酒给了他。他说我看上去就不是个凡人，将来一定前程远大。我一高兴，又给了他两个煮鸡蛋。
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一天两块钱。在街上走，听了满耳朵的天津话。接下来，坐了两小时的火车，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那时我是那么崇拜文化，一下火车就去了王府井书店，还没拆的那个。傍晚，去了陶然亭，因我刚听过收音机里播的《石评梅传》，想去拜祭一下这位遥远的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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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你要想唱歌，就得向毛宁学习，争取上中央电视台，人家就是沈阳出来的。这时我已经在北京卖了一年的唱，攒了一书包的毛票，那是卖唱赚来的。我要去云南，确切地说是去大理。从北京到昆明，五十个小时的硬座……
头十个小时，是对云南的憧憬，想象着那些地名，仿佛摩挲着口袋里一块块温润的玉石。
十个小时后，这玉石也有点混浊了，怎么熬时间呢？我开始留意周围人的谈话。
斜对面座位上在聊原子弹藏在哪里，还有三十八军、林彪。我听了一会儿，换个台，后面隔一排在现场传销，讲金钱、成功、人生的境界。再换一个，远处有个姑娘说着她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好像在昆明教书，她买了一水桶的玫瑰花去看他。姑娘说得正陶醉呢，不想水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
二十个小时后，周围的声音都变远了，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开始回忆自己看过的某本小说，或者考自己，如前年的今天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然后加大难度，五年前，六年前，七年前……有时候，感觉自己某段时间消失了，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段日子活了些什么内容。于是，精神头来了，慢慢地找线索，迂回着手挖脚刨，朝记忆的盲区匍匐前进。
三十个小时后到贵州，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放下矜持，躺在车厢过道上，歪着头蜷着腿，那真是安忍如大地。可是，推小车卖东西的人来了马上要爬起来，走了再躺下，还有上厕所的人从你身上跨来跨去……那时，我的头发已经留长，活了半辈子，没想到头发也可以被人踩。
昆明的梅子酒太好喝了，小饭店太便宜了，我一放纵，几百块钱就花光了。接着到处找酒吧唱歌，未遂，再不走，真得要饭了。恰巧长沙有个朋友愿意收留我，我就买了一张到怀化的票。还有大半程的时候我只能逃票了。平生第一次犯法，非常紧张。
车过怀化，票已经失效，怕来查票，可偏偏不来，就那么在想象中吓唬着你。后来，我想到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就主动找到列车员，询问天气情况，问他几点了，问湖南有啥好玩的，问他喜欢啥音乐，问得列车员不耐烦，躲了我好几回，我终于活学活用“孙子兵法”逃到长沙。
过了不久，我在另一次旅程中又撞上了法律。话说，我和一个朋友去泰安，我那朋友是个世界名著狂兼摇滚音乐迷。
一路上，他和我讨论马尔克斯、鲍勃·迪伦(Bob Dylan)、荒诞派、存在主义，引得旁边的人侧目而视。我们下车的时候，突然有个便衣拦住我的朋友，说要搜查，不允许他下车。他们在车厢门口争执起来，我那朋友往站台上冲，警察往车厢上拉，后来又来了几个乘警，终于把他拉上了车。这时开车时间已经延误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火车把他拉走了。
我被留在站台上，火车站的警察把我带到候车室。在我的行李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满是旋钮的陌生仪器，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吉他用的效果器，他们不信，于是我给他们现场讲解哪个钮是干什么的，还插上吉他来了一段，他们才不怀疑了。
过了一会儿，火车上的乘警来电话，说调查过了，车厢里没人丢东西。问了问周围的乘客，我们在车上说了些什么，大家说，他们说的都是外国人的名字，没听懂。于是警察教育我：“尽管排除了你们是小偷的嫌疑，但是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胡说八道也是不对的，看你们态度挺好，这次就算了。”我那个朋友交了五十元罚款，到下一站才被赶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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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但“锅”外面荒凉贫瘠，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那就再跳回来。
2001年，我被煮得快窒息了，就去了火车售票处，我问了很多地方都没票了，问到银川的时候窗口说有，就买了一张。大概是43次，北京开往嘉峪关的，够远够荒凉。上车后，发现人很少，到最后，可以躺在座位上睡觉。我在银川的光明广场上卖唱，赚得盘缠，继续向西，到兰州，在西北师大卖唱，遇到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小伙子，他主动帮我订房间，花钱请路边的孩子为我擦皮鞋，请我吃菠萝炒饭，后发现我非同道中人，又突然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