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来人介绍，张群富今年54岁，案发前的周末双休日过后，周一没有正常上班，电话也无法接通。因张群富的女儿在国外读大学，妻子是长途列车列车长，月余才能回家一次，故当时无法与其家人取得联系。至于那名女死者，来人表示不曾见过。
确定男死者张群富的身份及家庭情况后，我们隐约意识到，女死者与张群富肯定有着特殊的暧昧关系，否则，两人也不会在周日一同去二君山游玩。
专案组决定，立即对张群富的社会交往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侧重本系统内部人员，试图找到谁与他有着极深的矛盾，非要置其于死地。同时，全力调查女死者的身份。
由于张群富所处岗位的特殊性，人际交往情况复杂，这个工作难度较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负责对张群富的妻子了解情况。张的妻子名叫孙丽，52岁，为我市铁路局某长途列车列车长。
接到单位的通知后，孙丽立即从外地赶回我市。在停尸间，面对丈夫的遗体，孙丽一屁股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当我们让她看那名女死者时，孙丽擦着眼泪，表情十分诧异，连声问我们她是谁。
得知丈夫是和这名年轻女子死在二君山后，孙丽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表现得极为愤慨，一边哭，一边骂：“这个老犊子，没想到还有这个花花肠子。”
等孙丽哭痛快，也发够了脾气，我们立即开始对她进行询问，张群富平时人际关系如何，是否曾经与他人结怨，近期有没有异常表现。
孙丽告诉我们，张群富这个人脾气很随和，平时也很少与人发生口角矛盾，最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不断地提示着她，让她尽可能地回忆张群富到底与谁结过怨。
孙丽最后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的纠纷。随后，就一个劲儿地絮叨着张的百般不是。
听她磨磨唧唧地没完没了，我实在有些忍不住，数落了她一句：“人都死了，你还埋怨什么，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都白瞎了啊？”
听我这么说，孙丽愣了愣，嘴巴一咧，又号啕大哭起来。
对孙丽的询问结束后，我立即回到队里，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专案组。
由于目前对张群富的社会交往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只能从手头掌握的线索开始查起。那就是，如果张群富在外面有情人，是否有可能是孙丽对张的婚外恋行为已经有所察觉，并因此怀恨在心，雇凶谋害了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情人？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反馈回重要信息。经调取张群富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其最后一次打出的电话是在案发当日上午8时许，通话时长为1分23秒。对方是一部手机，机主的登记姓名为蔡琳琳，且为实名登记。
调查显示，蔡琳琳为新月区地税分局下属某税务所的一名税务员，现年36岁，于三年前离异，目前独自抚养一名8岁男孩。我们曾经推测凶手与张群富隶属同一行业，因此蔡琳琳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与此同时，省公安厅DNA检验结论报告送到了刑警队。现场提取的石块上的血迹确实属于张群富与无名女子所遗留。无名女子下身提取出的精液分别为两个男子，其指甲残留物与其中一名男子DNA吻合。
根据报告结论，应该是两名凶手对无名女子实施了轮奸。其中，第一人在施暴过程中被抓挠，故而在受害人指甲里留下少量皮肤组织。而第二名男子是在女子被掐晕后实施的强奸，这与我们前期对凶手人数的判定完全一致。
专案组研究后决定，在继续摸排张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抽调专门警力，分兵两路，一方面调查孙丽是否有雇凶杀夫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力调查这名叫蔡琳琳的女子，侧重搞清楚她与张群富的关系，案发当天，张群富为何要给她打电话。
我带领两名同志继续跟孙丽的这条线。在持续摸排中，据张群富身边亲朋及同事反映，张群富与孙丽的夫妻关系一直较好，至少在外人眼里看来，两个人表现得十分亲密，平时也很少听说二人发生矛盾。
如果孙丽确实掌握了张群富的婚外恋行为，她雇凶杀人的动机倒是充分，但她是否有充分的时间和能力呢？
通过调查孙丽近期表现和社会交往情况，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其雇凶杀人的可能性暂时可以被排除掉。
另一组民警对蔡琳琳的调查有较大进展。在张群富手机通话记录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打给蔡琳琳的。根据两人的同事反映，张、蔡两人平时过往甚密，明显超出男女同事之间的正常交际范畴，似乎有着暧昧关系。
面对警方的询问，蔡琳琳有些紧张，不过她也承认，周六那天早上，张群富确实给自己打过电话，但两人谈的仅仅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对于蔡琳琳的这一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据新月区地税分局的相关领导证明，张、蔡两人并没有工作上的直接隶属关系，甚至根本没有交集。所以，工作交流之说也就无从谈起。即便两人确实需要交流工作上的某些事情，那有必要在周六一大早就互通电话吗？而且，当次通话时长较短，仅为1分23秒，非常不符合常理。
据此，一部分民警推测，如果是张群富决定在周六去二君山，有可能会在当天早上的电话中向蔡琳林提及此事。考虑到两人可能有着暧昧关系，或许是蔡琳琳对张群富另结新欢一事不满，因此心生怨恨，指使他人尾随其后，并实施了对张群富和无名女子的谋杀行为。
这种推测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理由则是：张群富与无名女子同时死在二君山，假设当天他是带着情人游玩的。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在事先给蔡琳琳打这个多此一举的电话？就算是打电话，他又为什么要将自己当天的行踪告诉蔡琳琳？他有这个必要吗，他不怕蔡琳琳会吃醋吗？当然，张群富还不至于傻到直接说自己是去私会情人，他肯定会找出另外一个理由。可是，蔡琳琳怎么可能通过这样一个电话，就此猜到张群富去二君山的真实目的呢？难道她一直在暗中观察着张群富？还有就是，女死者生前曾被两人强奸，如果蔡琳琳是伙同他人合谋，她去哪里找到的这两个同案犯。最重要的是，她有这个动机吗，仅仅因为张的移情，就采取这么过激的报复行为？
但不管案件内情如何，仅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蔡琳琳仍然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针对蔡琳琳的外围调查开展的同时，我们对她采取了留置盘问。
经过反复询问，蔡琳琳最终期期艾艾地承认了自己与张群富确属情人关系，两人经常在张的妻子孙丽出车时偷偷幽会。
当问及张群富周六上午给她打电话说些什么，蔡琳琳告诉我们，周六那天一大早，应该是8时左右，张群富给她打来电话，说要去二君山钓鱼，让她将孩子送到别处去，等自己晚上回来再接她一起吃饭。由于以前两人经常采取此种形式约会，蔡琳琳也没有多问什么。通话后，蔡琳琳将孩子送到母亲家中，然后等待张群富的电话。可足足等了整整一天，也没见张群富联系自己。到了18时左右，蔡琳琳有些心焦，耐不住打电话过去询问，却发现张的手机是关机状态。此后，一直没有再次开机。直到上班后听到同事议论，她才知道张群富在二君山被人杀了。
我们立刻问他，张群富在电话里，是否说会与何人同去。蔡琳琳说，自己没有想过问他这个事情。我们又问她，最开始为何要对警方隐瞒实情。蔡琳琳十分难堪地说，自己是个离婚的女人，出于脸面考虑，这种事情不想让外人知道。尤其是，张群富曾在遇害前给自己打过电话，她非常害怕警方就此怀疑她，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所以才没有对我们如实讲述。
对于蔡琳琳这一新的说法，专案组通过调查后发现，案发当日在接到张群富的电话后，蔡琳琳便将孩子送到母亲家中，然后约同一位好友去逛街，有很充分的不在场证据。结合蔡琳琳的实际情况，雇凶杀人的可能性不大，但仍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根据蔡琳琳提供的证词，我们找到张群富的妻子孙丽、张的亲朋和新月区地税分局的其他人员，所有人都证实张群富确实有钓鱼的爱好，而且还很痴迷。同时，孙丽在检查家中后发现，张群富经常使用的一把鱼竿不见了。至于是何时不见的，孙丽表示，因为自己对钓鱼毫无兴趣，所以也就没有过多留意。
当时，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张群富有钓鱼的嗜好，而且在其家中也没有发现鱼竿，据此推测，张群富很有可能是在周六前往二君山钓鱼，那个无名女子是陪伴他一起去的。
肖天明想了想，说：“张群富与那个无名女子的关系到现在还没确定。如果两人确系情人关系，而且张的妻子还出车了，按道理应该整天混在一起，晚上更应该有些娱乐。话说回来，还是那个问题，张群富为什么要在早上给蔡琳琳打电话，并说晚上一起吃饭，他完全没有打电话的必要嘛。”
“我觉得两人应该是有事要商量，就将商谈的地点定在了二君山。结合这个推论，还有现场没有找到渔具这一现象，似乎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张群富是因为其他事情私会那个无名女子，才对蔡琳琳谎称去钓鱼的。那么，他们究竟要商量什么事情，为什么要选择去二君山，而且还是后峰一个极为偏僻的位置，这个就需要我们去查证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其家中找到鱼竿，有可能是张群富放在其他地方，或者是借与他人，甚至可能很早之前就已经丢失了，需要进行细致调查。”
4张群富的鱼竿哪儿去了？
我们随即联系张的所有亲朋和一些钓友，很多人都表示，那副鱼竿非常值钱，张平时爱若珍宝，从不外借。而且在案发前的周四，有一位钓友去张群富家中做客，曾看到张群富家中的鱼竿。
既然张群富的渔具周四还在家中，距离周六仅隔一天时间，那么，他还是有可能是在周六去钓鱼的。
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再次赶赴二君山风景区，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对案发岩洞周边和山中所有适合钓鱼的场所进行大规模搜索，却始终没有发现张群富的渔具。
莫非是有人在案发后拿走了渔具？是凶手，还是偶遇的路人呢？
结合目前收集掌握的线索，专案组召开了一次全体民警参加的案情分析会。会上，我们对本案的疑点进行了全盘梳理：
第一，张群富在周六上午8时给蔡琳琳打电话称其去钓鱼，目前尚不能加以确定，毕竟案发现场没有发现渔具，却多了一名受害女子。而且，凶手既然是故意布置虚假现场，也就没有充分理由在杀人之后还拿走那套渔具。难道这个凶手不但与张群富有着仇怨，还是个钓鱼迷？看来似乎是张群富说了谎，他去二君山的本意就是与无名女子幽会或者商谈事情，没想到却被凶手尾随盯梢，从而遭到灭顶之灾。凶手是如何如此清楚地掌握到张群富的行踪呢？难道他每天都在观察着张群富，从而得知周六上午张群富会前往二君山与人约会？但是，如果张群富没有去钓鱼，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其家中发现那副鱼竿呢，而且其钓友也证明周四那副鱼竿还在张群富的家中。周四距离周六仅相隔一天时间，那么鱼竿遗失的可能性就不大。如果是这样，说明张群富还是有可能在周六临时起意决定去二君山钓鱼的。这样一来，前一个推论似乎就很难成立了。这套渔具究竟在哪里，成了本案的一个重要疑点，其下落需要全力调查。同时，张群富在周六一早外出时，是否有直接目击证人，是否拿有鱼竿，也需要去调查。
第二，按常理推测，如果张群富是私会情人，或者商谈事情，两人结伴去二君山游玩，或者去钓鱼，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张群富手机近六个月的通话和短信记录中，所有经常性保持联系的机主，我们不是一一进行见面，就是与其取得了联系，根本查不到类似的女子。而且，张群富的所有亲友同事均表示不认识这名女子。对于这个不存在于张的社会交往中，却死在张群富身边的无名女子，我们似乎只能这样认定，就是在二人联系时，都是直接见面接触，因此没有留下两人的通话记录，并从未被外人所发现。但是，在当今这个社会，此种情况又太不符合常理了。
死在张群富身边的女子究竟是谁呢？难道她与张群富根本就不认识，仅仅是一个同样路过该岩洞的陌生人？可是，案发岩洞位置偏僻，平时人迹罕至，张群富和这名陌生女子为什么会同时选择在周日上午去那里？尤其是一名单身女子，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偏僻地方，这就有些无法自圆其说了。对于这个无名女子，应该立即向下发出协查通报，全力排查我市近期失踪的年轻女性。
第三，按照我们最初的设想，假设张群富确与该女子认识，二人亦结伴同去二君山，并在后峰遭遇到凶手的袭击，那么该如何去证明这种推测的合理性呢？怎么偏偏就是这么巧，张群富先是与人结怨，然后与陌生女子幽会，两人结伴去二君山钓鱼，而凶手也掌握到了他们的行踪，并实施了谋杀。
分析会后，鉴于本案案情错综复杂，排查工作量巨大，经向局长请示，我们从全局局机关、各大队、派出所临时抽调50名警力补充到刑警队，围绕这些疑点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走访摸排。
连日工作中，我们又相继获取了这样两条线索。首先是，与张群富同住一个小区的住户告诉我们，周六上午8时许，他曾看见张群富携带渔具走出小区大门。由此，可以证明蔡琳琳第二次的供述属实，其作案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其次，张群富手机中的一些陌生电话分别找到了源头，在周六早晨7点半左右，曾有一部座机拨打过张群富的电话。经查，该电话是路边一个IC卡电话，通话时长为32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