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经常一个人坐在林中的亭子里看书。这样领略孤独之美的时候多半是和T吵了场恶架，屋子太小，无可转圜，真正的冤家路窄，低头不见抬头见。
好在天气渐暖，可以远遁到不远处的树林里去。
可坐的亭子不多，其中大半又被闹恋爱的青年男女占据，一个坐在另一个大腿上，正着坐之后换倒着坐，倒着坐之后侧着坐，一坐大半天—原来热恋中男青年的腿是不会麻的。虽然亭子上没挂出“请勿打扰”的牌子，那黏腻炽烈的空气也让人不得不退避三舍，像太靠近敞着口的蜂窝煤炉子必定被烟火熏退一样。
由于资源稀缺，独占一个凉亭就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奢侈享受。一样都是里面原本坐着人，我每次都思忖再三，最后总选择和老人同亭。
衰老，似乎就是存在感伴随着生命力一起逐步消失—既不再是目标，也无法构成威胁；既帮不上忙，也挡不了路，让人真正放了心，可以和谐相处了。除非是子女对父母，因为太近的缘故，反倒不能从容。
坐在一群老头老太太中间，我与陌生人近距离接触的局促感总能降到最低。
他们也一样不以为意，絮絮不止地谈论着自己的身体、收入、时代，仿佛我这个人不存在。
人老了自然而然褪色变成背景，说话声音再响也是背景音，自己都明白没什么可避讳的—因为没人看重的缘故。我常常捧着本书，做心无旁骛的样子，其实竖起耳朵听，像听说评书。
两列火车遥遥相对开过，相距太远，两边的乘客连对方的样貌都看不清—利害与情感都相距太远，各走各的，所以相安无事—我们中间隔着时间的鸿沟呢。
“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
“两千多。”
“那还可以。”
“咳，老孙他们拿得更多。本来是一个单位，我们就算企业。亏了。”
“那你要找呀，老赵他们就一直闹，闹到最后不给解决了？”
“我们这群人里也没个带头的。”
“你得自己去。像我，他敢不给我解决，他敢？按国家政策我哪条不符合？”
“你一个月拿多少？”
“三千。听说还要涨。”
“涨，按说也应该。昨天去买菜，鸡蛋一斤四块八，猪肉都十七了。”
“咳，其实也够了，咱们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把身体养好，这钱可得多领它几年。我刚上班一个月才十块钱，过了好些年才涨到十五，白干了这么些年，现在可不能亏待了自个儿！”
那边一拍巴掌，“说得对，老哥哥，咱们得争取活他个一百岁。”
“照这么每天活动活动，我看你行。”
两个老大爷说着起身遛弯，去躬行自己的“百岁退休金计划”。他们边走边长啸，据说可以吐浊纳清、消郁散积，路边喜鹊、瓢虫等纷纷受惊退避。
谈论退休金是老人们最喜欢的一个话题，想了多少年这样不上班只拿钱的日子，只有安安稳稳熬到了退休才好指望。都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它买不回时间，年轻时的疾苦是早已过去了，但金钱也不失为一种最切实的安慰，活一天就当是赚了一天，虽然这逍遥里尚有很多年轻时想象不到的烦恼。
“我用中药控制血糖，效果不错，副作用又小，也不贵；西药不好，伤身体，伤身体呀。你不试试？”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端坐在亭子一侧的条凳上，穿件白背心，手拄着膝盖，向前探着点儿头，身边坐着老太太。
“我每天用两支胰岛素，上午推一支，下午再推一支，血糖控制得很好的，而且这东西一点儿副作用都没有。”对面的老头怡然地说。他穿件体面的灰衬衫，也是花白头发，独自坐在亭子另一角。
前面的白背心老头沉吟一下，问：“胰岛素多少钱一支？”
“进口的一百多，国产的六十。”
“你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我看国产的就可以了嘛。进口的也没必要。”
短暂的微妙的沉默。
用不用得起胰岛素也是晚景如何的表征，像年轻时看男人有没有车，看女人手里有没有名牌皮包。
“现在每天还是林子里走两圈儿？”隔一阵子，老太太带着笑意问。
“两圈。咱们这个年纪，规律最重要。”灰衬衫老头答，带着电报的简洁和公文的俨然，“我每天早上起床，喝杯白开水，上厕所，吃饭，然后出来遛弯。
主要得坚持。”
白背心老头显然被这样的谈话内容吸引，探着头仔细地打量灰衬衫老头，“你早晨起床就有大便？我不行，总得先吃了饭过半小时才大便。”
“有总比没有好。”灰衬衫老头微微颔首。
“本来也不行，后来一起床就喝温水加蜂蜜—”“哎！”灰衬衫老头断然地摇手，“一定要喝凉白开嘛，前天晚上凉好的，叫做还阳水，喝了就有，而且不干，稀的。”
白背心老头“唔唔”地听着，眼睛的焦点对在灰衬衫老头后面的树上，头出于习惯不时点一点。灰衬衫老头对他的心不在焉完全没有察觉，绵绵不绝地说下去：“这个糖尿病的关键是管住嘴—”“那个，我们家老赵每天还坚持揉腹。”老太太截住他的话头。
白背心老头突然又恢复了精神，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灰衬衫老头，伸出一只手来在胸腹处打着圈儿比画，“我每天顺时针揉腹，一百下。一定得顺时针，知道吧？这是肠子蠕动的方向，助消化的。我从前，嚯，那肚子，这么高！”他用手向前兜了一圈，“坚持了两年，你看现在。”他拍拍自己空荡荡的背心，“硬是叫我揉平了。你回家也快试试！”
老太太在一旁赞许地点头，表示此言不虚。
灰衬衫老头不动声色地听完，不紧不慢地跷起腿，说：“揉腹啊，很有讲究。
一般人揉得都不对。”他看一眼对面噤住声的老两口，“吸气，顺时针揉一圈；然后呼气，逆时针揉一圈，动作一定要配合呼吸吐纳。就这样一呼一吸，一顺一逆，两边各三百下。”
“三百下？”白背心老两口惊呼。
灰衬衫老头显然对听众的惊讶很满意，对他们的无知则表现出相当的宽容。
“三百下！”他伸出三个手指头，“三百。每天晚上睡觉前揉，数着数，还能帮助睡眠—”白背心夫妇默认了灰衬衫老头的发言权，坐在一边配合地“啊”“哦”“唔”，因为无论在血糖、大便、揉肚子方面，他们都不幸败北。
终于，权威看看手表，“十点五十，该回去吃饭了。我的午饭一向很规律。”
三人分两路离开，一样的花白头发，消瘦身形—不知道以前见过他们没有，听谈话似乎也是这片树林的常客，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在意过的缘故，但即便再遇到也还是认不出来，似乎人的一生就是在岁月长河中被漂洗到褪色，面目模糊，衣服款式也跟着模糊，让人难以分清此老与彼老的区别，总归是笼统含糊地推为“前辈”—其实就是“幕后”的同义词。而追光灯照着的，都是台上那些正出风头的角色。
从那以后，我又陆续坐在亭子里听过几次老人们的“背景音”。我几乎成了“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风湿性关节炎”“揉腹”“大便”“失眠”“击掌锻炼法”等关于各类疾病和各类养生方法的半个内行。谈话的主题紧密围绕着“如何才能避免死”这个中心，以及“退休金”和“儿孙”两个基本点，老年男性侧重前者，老年女性则偏重后者。
那天从亭边路过，只听一个中气十足的老年女性击柱高呼：“儿女要孝顺啊，这样老年人还能活长点儿！”像年轻时希望赚得多，老年时希望活得久—总觉得现实的步子再快也追不上自己的期望，只能望洋兴叹，所以人生根本是悲剧—即便如此也不愿谢幕，越到快谢幕的时候越如此。
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姑娘在叙述自己六一儿童节愿望的时候说：“我想像奶奶一样退休，什么也不做。”
多么大众的理想，都以为老了便可以自在地去做年轻时没时间做的事—年轻时身不由己，讨的是生活；年老时仍然身不由己，讨的是性命。年轻人怕未来，年老者没有未来可以怕，所以转而怕死亡—人类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不过是在恐惧的指缝里苦苦挣扎，因此格外努力地作恶或者作乐。
我的奶奶八十八岁，整天坐在床上，有时向我伸出手，撸起层层叠叠的袖子，让我看她的胳膊：皮贴在骨头上，薄而起皱的皮肤底下青色扁平的血管纵横交错，那不是人类的手臂，是枯树杈。
“看看。”她说，因为耳朵不好的缘故，声音总是特别高。“我穿了多少层啊！”她一件一件地掀起衣服，“绒衣、毛衣、秋衣、背心，这都几月了呀，六月了呀！”最后她解开裤带，把背心拽出来掀上去，胸前是褐色的干瘪的两点，乍看也就是两颗痣，仅有的起伏是肋骨与肋骨之间，让人马上想起非洲大草原上的白骨—年轻时也是个邻里间出名的美人儿，可惜子女没有一个得到遗传。
她咧开嘴，露出光秃秃的牙床，拍着胸部，高声笑着道：“你看，哪还有啥呀？连妈头儿都瘪了。”我尴尬而好奇地注视着，极力做洒脱的样子，凑到她耳边大喊：“八十岁，男女都一样。”她侧着头听完，想一下，呵呵大笑—尽管被时光的巨兽吮成了人干儿，幽默感居然还在。
自从邻家的老张在我爷爷去世时随了礼，还礼就成了我奶奶念念不忘的一项任务。听说此人生了病，她就开始常常透过阳台的玻璃窥探隔壁的动静。终于有一个早晨，老张的家人们开始在院子里忙活着搭灵棚放哀乐。我的奶奶破例从床上下来，走到窗边，勾着头专注地朝下看，接着蹭到柜子旁，从里面抽出两张人民币交给我，“快把这钱给人家送去，你爷爷死的时候人家随过礼呢。”
她终于成功地活过了他，全了礼数，了了心愿。
子女们将此事作为笑谈，饭后嘻嘻哈哈地聊：“可等到这一天了，唠叨多少回，总让我去隔壁他张大爷家看看，‘还活着没有啊，你爸没了，人家给过两百块钱呢！’”末一句模仿奶奶高亢的喉咙。“精明着呢，怕那边死得太晚，行情看涨，两百块拿不出手。”“精明什么呀，听不清总瞎传话，上回说舅爷才随了三十块份子—”“什么？”“哈哈，可不是—”我的奶奶从床上支起半个身子，警觉而惶恐地注视着她的一群儿女。
她的黑眼珠褪成淡蓝色，白眼珠又像个毛玻璃做成的玻璃球—白内障的缘故，世界只是一片光亮里晃动着几个模糊的身影；她立起头，努力用那只稍好的耳朵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偶尔听到一言半语，便努力用自己八十八岁的逻辑连缀成篇，然后四处宣讲，讲得荒诞了又是儿女们的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