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的时候我们还在互相推诿，像平时一样。
T满脸不乐地接电话时，我正兴致勃勃地在网上购物。
“找你的，你！”T捂着听筒龇牙。
我一脸不耐烦地走过去，倦怠地说：“喂—”“你叔叔在医院急诊室，快来，可能不行了！”
“谁？你说谁？”
前天才在一个亲戚的婚礼上见过，他穿件印着李小龙的黑T恤，老式水滴形蛤蟆镜架在头顶，穿条牛仔喇叭裤，大肚子堆在腿上，笑眯眯地坐着喝酒。他平常不喝酒时也喜欢笑眯眯地捧着肚子坐在凳子上，除了偶尔抱怨后背膀子疼，没听他说有什么病症，再说五十几岁也太年轻，正在兴冲冲地忙着筹备儿子的婚事。
开门时一阵穿堂风，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拉着T往外跑的时候，我匆匆忙忙系扣子，临走时也没忘往包里塞几件过夜的厚衣服。
路上，电话又响了。我明知道是怎样的消息，但还是大声喊：“怎么了，怎么了？”
那边沉吟一下，道：“人已经没了。”
我知道，其实不用接电话我也知道，但还是继续喊：“什么？你说什么？”
“人没了。你叔叔死了。”那边“滴”的一声恢复了沉默。
不过十分钟，一个人跟着电话里的一句话渺渺地消失了。
我没眼泪，脑子居然还在走神，欣赏路边的霓虹灯招牌。只是不明所以地发抖，像坐车经过一段颠簸的路。
原来死亡就是冷，即便只是旁观，被轻轻蹭到一下，也从心里冷出一股旋风，全身不由自主地哆嗦。
T用手按住我的手，探询地看了我几眼。这在人类世界里是通用的安慰姿态，不知该怎么做时如此表现总没有错。其实不需要，也没什么用处。
（一）深夜的医院急诊室门口，昏黄灯光里晃着的人影，面目模糊，嘁嘁喳喳不明所以的人声，压抑着，不敢高声语，人人都不由自主地带上点儿神秘感—是阴阳交界处的风景。
走进屋去，床边围着一群人，床上两条蜡黄的光腿正被人们举起来，我自动回避不看，但一瞥之间也看到一个小丘般高耸的蜡黄色肚子，暴胀得快要炸开似的。带着惊异，我赶快把目光往上移，只见床上躺着的人脸上盖着氧气罩，面色发紫，据说是心肌梗死的表征，表情平和，和熟睡没什么区别，黑T恤被翻卷到腋下，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仍然是有弹性的骨肉，厚实，散发着温热的人味儿—不会走路被他抱在怀里时，一个小人儿就知道这样厚实的肩臂、这样温热的人味值得信任。他照看我的时间不短，以至我养成了睡觉前必定和人脸贴一下脸的习惯，至今如此。
“得给他擦一遍身子吧？”一片乱纷纷的人声。
“下班刚洗的澡，他每天下班都洗干净才回家。”他的遗孀抽噎着回答，语气倒还响亮。
“是不是得净净肠子？”又有人探寻地问。
“上儿子新房看装修了，忙活半天刚回来，一粒儿米还没来得及吃呢。”她蓬着头发抹着脸站在当地。医院里青白的灯光在她脸上勾画出深重的沟壑。
“那快穿寿衣，硬了就不好穿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往下褪衣服。
我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一个仍然是热的人，也许只是睡过去，过会儿还能坐起来笑眯眯地说话—他说话时有特殊的发音和上扬的尾音，带着种奇异的亲切感—再也回不来了，这世界已经麻利地朝他关上了门。
我被拽了出去—待在里面碍手碍脚且不方便。一起哭着趴在死者身上的温情场面并没有出现，来得早的已经哭过了，人类的悲伤是分期分批的。
我响亮地大哭了一场，理直气壮，哭到最后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会哭成这样。
不断有人拦住我劝“别哭了”“行了”。我置若罔闻。原来我不是哭不出，是需要酝酿情绪，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二）寿衣穿上了。一套黑衣服，像是化纤充呢子料，硬、厚、立领、四个带盖儿的口袋、一排大黑扣子，上衣很长，一直盖到膝部，头上戴顶同色同质地的解放帽—原来寿衣也流行复古，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干部服的款式—凡是死得太突然，没带得及自己挑拣款式的据说都穿这个。幸亏死者的好处之一便是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穿着寿衣的遗体被侧翻过来，身子底下铺上了带着长流苏的明黄尼龙绸子；遗体再被平铺过去，身上盖块米黄尼龙绸被单，被单上画着直愣愣的青松、仙鹤与神龟，落枕似的歪着脖子，呆呆地瞪着白眼，眼睛里没焦点，空白处都画上乒乓球大小的铜钱。这粗疏直白的写意画风如今大概只有在丧葬时才见得到—批发市场里廉价的塑料桌布看上去都要生动鲜明得多，画画的心里大概也明白，此时没人对自己的作品仔细鉴赏说短论长，于是心安理得地粗制滥造。
枕头下塞了铜钱，有人喊：“嘴里要放蛋糕，谁去买蛋糕？”
医院门外的小售货亭诸物欠齐全，我只好买了一袋子“盼盼法式软面包”，抓出三个，撕了包装，一块塞进嘴里，剩下的一手一只。
“我爸的手抓不住蛋糕，怎么办？”死者的儿子用力太过，蛋糕捏瘪了也放不进去，担心地叫起来。
“没事没事，这床窄，一会儿挪到宽担架上就好了。别忘了把这两条金属小鱼放枕头两边儿。拿白纸回家把镜子糊上，谁去找白纸？”
一片闹闹哄哄的人声，昏黄的灯光把周围的人影都推上了墙；人人都被派了任务，立时忙碌起来。
我看着我的叔叔：一身黑干部装，黑解放帽，盖着米黄色尼龙单子，上面的仙鹤腿画得钢管般粗，头顶上的灯照在他脸上，他面无表情，嘴里含着块蛋糕。
“一定要这样？他肯定不喜欢这身打扮。”我嘟囔道。
小时候看他的蜜月旅行拍回来的照片：矮壮身材，长圆脸，厚刘海朝一侧梳，几乎盖住眉毛；两条长鬓角，简直与下颌接轨，短夹克，迎风招展的阔腿喇叭裤，局促地微笑着，和他刚烫了头发的新娘一起牵着手立在灰扑扑的空旷的广场上，前面是一块块延伸过来的大方砖，后面是天安门城楼—时光还停留在猫王风靡的阶段，正是三十年前小城市时髦青年的做派。他时髦，但不前卫；他的时髦是种模模糊糊的躁动，还远未上升为有系统有条理的思想。三十年前的小城，有思想的前卫注定是死路一条。
总之，我叔叔所能表现其青春的方式，充其量不过是刘海的长度和裤腿的宽度，再往前一步是不行的，不被家里打出去，也会被厂领导叫去谈话—犯不上，或者说，抵抗不了。
婚事也是如此。
结婚那天他并不高兴，我那时并不了解他的不高兴，只是当天早晨他还在帮我弄头发，当时最流行的娃娃头，用电夹板还是什么的把前刘海和头发下沿窝进去，形成自然蓬松的弧度，我很诧异他为什么会一声不响地做上那么久，直到有人催“走吧走吧去接新娘”。据我妈回忆，他当天一直撅着嘴，我倒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很沉默。不过，作为大家庭里十余个孩子中的一员，又算不上出众，他一直很沉默，大家也就习惯了他的沉默，懒得询问根由。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想娶的是隔壁家的三姑娘，他没事常常在门口百无聊赖地踱来踱去，为的是遇到她搭讪几句。三姑娘是当年的胡同西施，年纪轻轻就烫了个大鬈发，眼睛向两鬓斜飞上去，跟人讲话的时候总是斜着一双眼睛带瞟不瞟的，嘴唇鲜红，穿罕见的高跟鞋，走起路来一阵香风，两只小巧的乳房一翘一翘的。
说起话来嗓音有种娇俏的沙哑，一起头儿总是一句洒脱的“你他妈的—”，不知道是不是学习电影里女特务的做派，总之新鲜热辣，扣人心弦。虽然像个光鲜的纸人儿，里头的空洞经不起推敲，二十年后再看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悍妇，但当时却犹如一只花斑雌蚊，在人心头上轻轻一叮，让人又痛又痒，难受得没着没落。
这样的妖精看看是可以的—不看白不看，打情骂俏时占几句口头便宜也是可以的—不占白不占，娶回家来则势必流毒无穷。叔叔犯了二百五，家里人不能同犯。
没有什么故事，也没有什么波折，结婚那天站在我的叔叔身边的是一位公认的规矩姑娘，细眉细眼，尖尖的鼻子，像只驯顺的鸟。
我的叔叔是个好人，好人意味着不给别人找麻烦。总不能为了个妖精和家里大吵大闹，再说他也习惯了服从安排—中学毕业了被安排下乡，下乡回来在家待业时被安排带孩子做饭，不久后被安排进了一家工厂，年复一年不停地做一种玻璃钢船，每天把如尸体般沉重的玻璃纤维卷成的锭子从架子上搬下来，展开，一天也不知道要抬多少回，订单多的时候常半宿半宿地加班，空气里全是毫发般细的玻璃纤维粉尘，站在门口凭眼睛找不到里面干活儿的人；每天下班都要洗澡，零下二十度也得脱光了站在水龙头下冲—玻璃纤维一直钻到内裤里；从二十岁起开始过这样的日子，死的当天还在过。为此他能得到每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还是加班多的时候。因为没人安排他干别的，所以他也就一直干了下去。
喇叭裤和蛤蟆镜早放弃了—这样的环境，再说也成家立业，夫妇两人忙一个儿子，一切紧着孩子，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孩子到了二十几岁学会了抽烟喝酒，交了女朋友谈婚论嫁，那也是孩子，总想攒够了钱给儿子当新房，没想到房价涨得总比工资快，钱越攒，数目却差得越远，终于一咬牙贷了款，那欠款数字后面的零他数起来都觉得头晕，这样的债务简直不可能还清。每一个零都是一只结结实实的脚，不停踩着他的肩膀；他那孩子般不显老的长圆脸突然在短时间里憔悴下来，变成水泥般的灰色—他开始抱怨自己肩膀疼，自己对着镜子够着后背贴膏药，其实他抱怨的时候也并不多，总是有人问起才略说几句，夏天光膀子时能看到后背上陈旧的膏药印子。
值得欣慰的是儿子倒是很体面，头发用摩丝打得竖起来，是当下流行的发式，白衬衫上印着logo（商标），牛仔裤后头印的是另一个，亚光的皮鞋擦得很干净，鞋头翘着，像坦克，烟是抽三五，也懂得酒的好坏，开的车是爹妈攒钱给买的—年轻人好面子，再说又是个儿子，如今的姑娘谁张口不是有房有车。
除了儿子之外他还有高寿的老娘。其实他的父亲也高寿，几个子女很着实地伺候过几年，不久前才撒手人寰。大家都觉得老头儿不亏，几个子女都拿他当菩萨供着还要怎样？剩下了老太太一个人，瘦成了人干儿，虽然七灾八病却精神矍铄嗓门高亢，二十四小时身边离不开子女，子女都不错，但首要推他是个中坚：来了照例要给洗脚，把脚放在腿上剪脚指甲；给摩挲前胸后背，因为人老肺衰，不大能喘得上气；他得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旁照看着，有求必应，有时一夜睡不消停—因为老太太睡不消停的缘故。一众子女里就他会理发，有全套家伙事儿，理所当然地负责给老太太理发，去世前几天又理了一次，这次却出奇地短。“一次多剪些，省得老剪”—不知算不算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