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电视上把老年公寓表现得多么春意融融，现实中它也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地方。
我们还是走进去了：国道边上一带平房，院子里铺的水泥地不太平，一个圆形水泥大花坛正对着门口，花坛上贴着白长条瓷砖—像乡镇工厂。
（一）“我们找老张，会画画的那个。”
一个中年女人没再问什么，无疑是司空见惯，甩着手带我们朝走廊尽头走去，拐进另一个院落，院子里有几个老态龙钟的人坐着，皮肤松弛下垂成多层弧形，像被掏空的面袋子—人越老越像皮囊—迟缓地看着我们。
“张老师，有人找！”她侧身站在一扇绿油漆木门旁，用手砸了砸门，冲着屋里喊，不等回音就转身离开了。
这间屋子像个洞穴，一堆陈旧的棕黑色画板参差地靠在墙上，只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一扇半掩着窗帘的小窗透过些白光，把屋子里其余的一切都掩在黑暗里—像伦勃朗的画，但伦勃朗的画里没有不洁，也没有人体的汗馊味和食物发酵后的酸腐气。
一个人形从暗影里站起来，逆着光，只看见个轮廓，歪着肩，头发凌乱。
“你们是—”人形开口说话，走到门口，迷蒙的阳光照亮一张马鞍形脸，戴着巨大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珠钢蛋似的，突兀强烈地瞪着我们，嘴角朝下撇成一道刚性的弧线。身上穿件灰黄的跨栏背心，估计原本的底色应该是白，露着两个结实的黄膀子。腰里扎根布带系住破旧的黑裤子，一条腿拖在后面，鞋带一直向上缠绕到小腿，绑住一截冻疮色的毛线裤腿。看不出年龄，只能从花白头发推断出是个老人。
我们忙说自己是慕名而来，因为听说他是个有个性有经历的画家。他显然很高兴，忙着让座，又给我们拿相册，指着照片说谁谁也来看望过他，谁谁采访过他，又拿出登着他照片的报纸说其实还有，只是找起来麻烦。靠窗边是张床，床下床上堆满旧报纸，都是他几十年的收藏，不知道他怎么睡觉，也许就睡在报纸上。
（二）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经历，腿的残疾也是个传奇，据说父辈是富户，他是正妻所生的唯一男丁，因此被父亲的妻妾买通了医生借诊病之机有意弄残。
他从小喜欢画画，报考中央美院未果，据猜测是因为腿的原因。
好在他有些天分，又肯吃苦，有幅木版画被国家美术馆收藏：一对健壮少女在月下站岗，一个戳枪而立，一个举枪蹲踞着朝画外瞄准，头顶上是苍绿松枝和一大轮雾黄的圆月。人物和景物都是某个年代最主流的内容和色彩，但那圆月和人物之间，留着大片大片青绿的夜空，隐着波涛般回旋奔涌的木纹，很有些风云寥廓碧空万里的疏朗。这样洁净的夜晚，这样舒爽的空气，即便是站岗，似乎也有了种清凛的诗意。
凭着这点与众不同，他成了区文化馆馆员，常去小渔村写生。大暴雨，电闪雷鸣，黑云翻滚，一路上空旷得像鬼城，只有他顶着风，骑着自行车去海边看风暴。风大，骑不动，整个人弯成一张弓定格在风里；在礁石上站了没几分钟，海水冲上来直没到腰，一个浪头打来就淹到了胸。四面尽是茫茫苍苍的灰黄浊水，人渺小如一片秋叶；不会游泳又拖着条残腿—他也真怕了，怕自己就死在这儿。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因为有工资拿还能画画—直到文革。
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他被下放到一家印刷厂做美术设计员，据说这也是给他机会向工人阶级靠拢。
美术设计员的工作似乎没做太久—老张说他常拖着残腿被派去扫院子，大雨天推着板车倒垃圾。
厂院里一间小平房是拨给他住的。夜深人静，他在里面偷着作版画，大幅的木板好像是从厂子里找的。外面有人声，他立即停手，灭灯，噤声，毛腰，躲在窗户底下，有人手搭凉棚，往玻璃窗里望望，溜溜达达地离开。片刻之后，老张起身，向外张望，开灯，继续作画—虽然挂着窗帘，但难免有声音，让人听到是不行的，“浪费公家电，不专心本职工作”—会挨批。
这样亢奋的夜晚，当然不睡觉，而且也顾不上吃饭，因为手头儿的事不能停。
据说画画时他可以连续辟谷七天。“他们就这么对我，一个艺术家，一个残疾人！
没人理解我。没人。他们不懂艺术！”老张愤愤地说。他的愤愤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没有半衰期。
再后来他得了股骨头坏死，要去北京治疗，不符合当时的报销条件，大半要靠自费。“即便那时候我也不同意卖画！”老张顿着头。所以在北京的日子里他主要靠乞讨为生。
有人给他介绍了个活计：为日本客户画国画。“当时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老张想来想去画了几张长城，因为听说日本人就喜欢长城。交货后拿到些钱，三分之一给了中间人。“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东西，灰不拉几一条墙，死的，有什么可画的？”
这似乎是他绘画生涯中唯一一次商业活动。也就是说，除了长城之外，他一张画也没卖出去过。
（三）据说北京之行是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因为他第一次看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衣食住行”四个字都不放在老张心上，有了钞票不如去美术馆看画展。
出来时是秋天的下午，拄着拐，站在山一样高的白石头台阶上往下看，一个人正转身出院门，立体化的小头颅，不可思议的长腿，太阳正在他身后缓缓地落下去，把他整个儿镶上一圈金边儿，一头长发金水儿一样熔化了直流淌到腰，那是另一个太阳。
老张那时候还不知道谁是阿波罗，只是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要喊住那个人，但猛地想起分属两个语言系统，谁也听不明白谁，张开嘴，音响系统却彻底死机。
他抬腿欲追，但腰下拖着的不是腿，是一头死兽：瘫软，沉重，毫无知觉。上身已经扑出去，下身还在原地。他扑倒在台阶上时，手还按在斜挎的解放包上，捏着里头的笔，他想给那个人画张画。
他认为这是自己见过的最完美的形象。
此后老张常从医院往美术馆跑，抓住个老外就比画着要给对方画像，直到被穿制服的人轰走。他再三强调自己是义务，是做好事，没用。老张被推搡出大门，推搡时对方伸直胳膊，小心地用指尖戳着老张的肩膀，怕被弄脏了似的—老张不太有机会洗澡，有味道，也难免。
再次站在门外的白石台阶上，阳光针一样晒得人刺痒，屈辱的刺。
这屈辱感像底片一样沉浸在时光的显影液里，若干年后提起时，仍然无比清晰。
好在不久后，老张发掘了另一个金矿—语言学院。进进出出，全是有雕塑感的外国人，而且没人驱赶；被画者和围观者常对着画作发出响亮惊异的“哇哦”，老张很满足。当然，这也是免费的。
回到Q市后老张应邀在一个美术班里教小孩儿画画，也是免费的。
“绘画！绘画是艺术！艺术，怎么能拿来换钱？能换钱，那还配称为艺术？”
他慷慨激昂起来，奋力伸着脖子，怒视我们。他生活在自建的围墙里，这墙无比坚固，能防原子弹。他又不是崂山道士，不会穿墙术，只能一次又一次在墙下打转，撞得头破血流。
（四）他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折笔也不行。因为他的理想是当大师，大师必定要有风骨。
“我研究过了，绘画的最高境界是油画。光影啊，色彩啊，题材啊，那国画版画根本就没法比。油画的最高境界，就要画外国人。你看那些世界一流的大师，凡·高也好，达·芬奇也好，哪个画的不是外国人？领悟到这些之后，我立即放弃了版画和国画，专心画油画，而且，到处找外国人。海滨旅游区，年年夏天外国人都来，我就坚持拄着拐去画他们。都是义务的。”
喜欢来Q市消夏的都是俄罗斯人，有在本国无人注意的突然成了绘画主角，惊喜之中还略微有些紧张。
摞满报纸的床对面，整整一面墙上挂的全是肖像画，都是老张尽全力四处采集来的外国人脸：夸张的面部轮廓，波浪形头发，每个浓墨重彩的眼窝里都有双硕大的空泛的眼，看着画外虚空里的某个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