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礼之外，古时还有“安床”和“搬嫁妆”的程序。在婚礼前数天的吉日，由好命婆将新床在有利于新人的吉位安放，然后铺上龙凤被，并撒上红绿豆、莲子、红枣、桂圆、核桃等喜果。安床后新人便不可睡新床，孕妇、戴孝者及有月事之女性更不可入内。此外，安床后要请生肖属龙的孩童在床上翻转，俗称翻床、翻铺，为早生贵子的象征，并于晚间祭拜“床母”。安床后不能安房，亦忌单人独睡，所以大喜之前，准新郎睡觉时，需由一少男陪伴。“安床日”起至“亲迎”前，嫁娶之家通常会剪贴红双喜字，中堂、门上要贴，棉被、枕头上也要绣“喜”，以兆吉祥，古称“压床”，有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之意。
婚礼前一天，男方要去女方家“搬嫁妆”。女方将嫁妆陈列在庭院中，让人观赏。发妆前，男方要送一笔礼金给女方父母，发妆开始先后有序，要先马桶再被褥。搬妆队伍以鞭炮送行，富裕之家搬妆队伍绵延一里多长，以显阔气。嫁妆进入男方大门前，要放鞭炮迎接，请夫妇双全、子孙满堂或家境富裕的“福气婆”来铺床，以求吉利。
举行婚礼前最重要的仪式是“上阁”及“上头”。“上阁”是准新娘出嫁前一段时间留在家中一角，通常是闺房或阁楼之内，并由一班闺中密友陪伴。此刻要暂时摆脱平日的生活习惯，作好心理准备，以求日后能适应男家陌生的生活环境。新娘直至出嫁当日才被允许离开阁楼，因此俗称姑娘出嫁为“出阁”。现代人亦有类似“上阁”的活动，新娘于婚礼前一晚邀请姐妹、密友在女家留宿整晚互诉心事，为第二天踏上人生另一阶段作好准备。虽然偶尔也有姐妹们情绪激动落泪的情况，但这眼泪却并非一味苦涩，而是有着种种复杂的情绪，就如同上花轿前的那几滴“离娘泪”一般，既有对闺阁生活的眷恋，也自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链接二：古代的政治婚姻
现在的人常说：人际关系是成功必需的法宝。国人讲人际关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集体利益的树冠往往是宗族血亲，正所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民间有“是亲三分向”之说，古代官僚若身居高位，大多会培养宗族亲信，以建立巩固自身权利的集团。这种思维反映在各利益组织的冲突与交融中，常会出现“政治婚姻”之事，因为一旦联姻，本不相干的个体或集团便具有了亲缘关系，强强联手使之成为利益争夺的共同体。众所周知，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虽为小说，但关于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描写，却大多本自真实，其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政治婚姻的产物。历史上这类事情屡见不鲜，汉人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和亲”也为此类。
秦晋之好
“秦晋之好”现已成为结婚的代名词，这个典故来源于《左传》，其实原本是一桩不折不扣的政治婚姻。
春秋时期，秦穆公为求称霸，巴结当时国力雄厚的晋国，向晋献公求婚，晋献公便把长女伯姬嫁给了他。后晋献公老迈昏庸，因爱新宠骊姬，便杀死太子申生而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于是，他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为恐殃及池鱼，分别逃往他国避难。
夷吾辗转至秦国，许以晋国黄河以西之地，秦穆公遂助其做了国君，史称晋惠公。但其后夷吾不但对割地之事反悔，秦国受灾向其求粮（此前晋国受灾，秦曾赠给大批粮食）时他也予以拒绝。秦穆公大怒，渡过灾年后便发兵攻晋，虏获了晋惠公。虽然在伯姬以死相胁下秦穆公没有杀掉晋献公夷吾，但还是把夷吾的儿子公子圉扣为人质，此事才罢休。
其后秦穆公为了笼络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他。这本是一件亲上加亲的事，按理关系应该是很稳固的了。然而，当公子圉听说自己的父亲病重，害怕国君的位置会传给别人，便抛下妻子偷偷跑回晋国。第二年夷吾一死，公子圉就做了晋国君主，称晋怀公。也许自觉做了欺心的勾当，他从此跟秦国不相往来。
没想到公子圉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夷吾，秦穆公震怒，立即决定要推举重耳当上晋国国君，便把流亡楚国的重耳接过来，再次把女儿怀嬴改嫁给他。
此时秦穆公与晋国的关系可谓微妙至极，他既是夷吾和重耳二人的姐夫，又是夷吾之子公子圉的岳父，还是妻舅重耳的岳父。在此，婚姻与感情毫无关联，赤裸裸地成为政治游戏。最后，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驱逐晋怀公，成为“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婚姻都是在利益驱使下进行的，即便有违伦常也在所不惜。
刘备与孙夫人
三国时蜀汉国主刘备与吴国国主孙权的妹妹之结合，正史《三国志》中只提及寥寥数语。《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写道：“（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京口，即今江苏镇江）见权，绸缪恩纪。”《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则只说了一句“初孙权以妹妻先主”，而到了小说《三国演义》，罗贯中才以浓墨重笔写出“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精彩篇章。
《三国演义》写孙权用周瑜的美人计被诸葛亮识破，即派赵云护送刘备过江迎娶孙夫人，其实，这件事与诸葛亮并无多大关系。根据史书记载，是孙权嫁妹在前，刘备去江东在后。彼时刘备刚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魏，领荆州牧，蜀国的力量有很大发展，孙权对此感受到了压力，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共同对付强敌曹操，于是主动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进妹固好”，也就是希望通过结亲的手段来巩固同盟关系。刘备之妻，也就是孙权的妹妹，史书中一直以孙夫人为名，并未具其名讳。《三国演义》中说她叫“孙仁”，其实孙仁是孙坚庶子孙郎的别称，还有很多戏剧中名其“孙尚香”，此俱是稗官野史，不足为据。《赵云别传》记载的孙夫人骄横跋扈，经常纵容从东吴带来的随从肆意妄为，刘备便命赵云掌管内务，对其进行约束。夫妻之间本是一句话的事情，却要赵云这个手下人出面，可以看出刘备对孙夫人的疑惧。《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还记录了诸葛亮的话：“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由此可以看出，这桩婚事并不简单，孙夫人似乎被看做是东吴安插过来的定时炸弹一般。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以诸葛亮为首的蜀国谋士也另有计算，于是成婚不久的刘备主动前往京口会见孙权，借口面谢其嫁妹之恩，向孙权提出了“借”荆州的要求。
之后的故事峰回路转，其政治婚姻的本色彰显出来。蜀汉与孙吴因争夺荆州反目，不惜兵戈相向，吴将吕蒙袭杀关羽之后，双方结下不解之仇，由联姻而促成的亲缘关系彻底破裂，孙夫人拟挟走刘备唯一嫡子刘禅（阿斗）未果，径自回了娘家东吴，及至刘备白帝托孤身死一刻，二人再未曾相见。其实在政治上的共同利益瓦解之时，刘备与孙夫人的夫妻关系已然名存实亡了。
与少数民族的和亲
和亲一般是汉族统治者为笼络少数民族政权，或少数民族首领为获得中原地区的认可而进行的一种联姻行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活动，婚姻的男女双方都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而走到一起的。
早在周襄王时期（前651—前619年），襄王欲伐郑，故娶狄女为王后，与戎狄联兵作战。据《左传》记载，春秋时的晋献公兴兵伐骊戎，骊戎不敌请和，纳其二女于献公，长曰骊姬，次曰少姬。这些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事件，此后汉唐直至明清，和亲之举不绝于书，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汉朝的昭君出塞，以及唐朝贞观年间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和亲。
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治诸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他非常仰慕唐朝的富庶与繁荣，唐贞观八年（634年），遣使赴唐沟通关系，同时与南部泥婆罗（今尼泊尔）通好。贞观十三年（639年），与泥婆罗尺尊公主联姻后，亦遣使赴唐求婚。唐太宗李世民崇尚“一桩婚姻就相当于10万雄兵”的外交政策，同时亦愿结好强盛的吐蕃，求得西部边境的安宁，遂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他。唐蕃联姻，文成公主入藏，将佛教和内地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高原，进一步促进了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历史基础。
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唐中宗时又把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宋朝并没有和亲的行为，明朝则只有一幕关于和亲的荒唐事。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囚禁，瓦剌国师也先本以为奇货可居，要敲笔竹杠，没想到明朝另立景泰帝朱祁钰，又有名臣于谦率军与之作战，瓦剌屡遭败绩。此时英宗仿佛是个烫手山芋，也先不得已之下将其送回，为了拉拢人心还要把妹妹嫁给英宗。英宗回明后被在位的景泰帝软禁，也先将妹妹随后送至大同拟转道北京，却不料大同总兵石彪见其貌美，又以为英宗复辟无望，遂将也先的妹妹扣留做了自己的禁脔。七年之后，英宗利用“夺门之变”再次登基，铲除了因助其复辟有功而飞扬跋扈的权臣石亨，这个石亨正是石彪的叔叔，此时他才发现原本要许配给他的也先的妹妹。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曾把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还有几位皇室成员嫁给了当时以吴三桂为首的四藩，这件事情金庸先生在其巅峰之作《鹿鼎记》中曾有戏说。
古时汉人的正统观念很强，汉族大多瞧不起少数民族，从“夷”“蛮”“胡”等贬义的称谓中即可看出。因此正统汉人政权宋、明（李唐王朝有胡人血统）都不曾运用和亲作为政治手段。即便是和亲最多的汉、唐，和亲的所谓公主，绝大多数也只是皇帝的义女，而非亲生骨肉，和亲不过是巧立名目的政治手腕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