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南非国家公园协会正考虑再次捕杀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大象。克鲁格国家公园虽然占地辽阔，甚至有一部分到了邻国莫桑比克（属于现在的大林波波跨国公园的一部分）境内，但资源毕竟有限。曾经，大象可以在非洲大地上肆意迁徙。但今天，农耕、农村城镇化和其他原因使大象的活动范围剧减，它们只能生活在国家公园和狩猎保护区。在克鲁格国家公园这件事情上，专家一致认为，除非大象的数量得到控制，否则生态系统将因负荷过度而遭到严重破坏。一头成年非洲象每天要吃掉180千克到200千克植物，它们得把茂盛的植物连根拔起，把叶子或根全吃掉，才能吃饱。让它们帮忙除掉多余的灌木，其实对环境有利，比如除掉灌木之后，体形更小的动物就可以喝到水，拔掉树后，周围形成的微生态系统也有助于其他植物的生长。但如果在一个有限的区域里大象数量过多，那它们对灌木造成的破坏，其速度就远远超过灌木再生的速度。
捕杀，就是出于控制数量目的而对动物进行有计划的屠杀。对此无论你抱什么看法，但根据过去的经验，国家公园组委会认为最人道的捕杀方法就是一次性消灭一个部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一些反对人士施加的压力，捕杀队在捕杀行动中会放过一些小公象。这些小公象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公园，比如太阳城大酒店附近的比林斯堡国家公园，还有位于夸祖卢—纳塔尔省的鲁鲁威—安弗鲁奇动物保护区。
大象是社会性动物，小象则在家庭环境中长大，并从家庭成员那里学会如何生存，如何行事。这种重新安置小非洲象的行为动机虽然是好的，但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在新的家庭里，小象并没能从更大一点的公象那里学会纪律，也没有母亲教它们该如何生存。结果它们兽性大发，开始攻击其他动物和车辆，甚至还有大象性侵犯犀牛的事情发生。仅在鲁鲁威—安弗鲁奇动物保护区，因大象性侵犯而死的犀牛就有38头。为了改善这种状况，组委会只得将一些年长的大象送进鲁鲁威—安弗鲁奇动物保护区，让它们指导小象。
高中时候的我，就像这些无父无母的小公象。
12岁那年，我在北高原中学念书。一个星期五，我到朋友家玩到很晚才回家。说实话，那时我不想回家，经常在各个朋友的家里流连，就像是被人领养的孩子，是多余的孩子。
那时，爸爸已经没有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那天回到家时，门外站着我的叔叔，就是那位送我帕达捷的叔叔。我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一年只会见两三次面，不是特殊情况，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我家。我的两个姐姐放学后要到戴恩零售店打工，一直都是这样，她们一定还在那里。我快到门口时，叔叔拦住我，说：“快点，我们这就去接你两个姐姐。”在去戴恩零售店的路上，他说出了实情：“凯文，你爸爸死了。”
我知道，那天爸爸为了一份工作要去面试。早上，他得先去做个体检，以证明他的身体状况尚佳，可以应付那份工作。在爸爸体检完回到家后，哥哥加雷思还在家里，爸爸告诉他，他要去躺一会儿，还吩咐哥哥做汤。就在哥哥到厨房给爸爸做汤的时候，爸爸躺在沙发上死了。他死于肺栓塞。那时从外表上真看不出爸爸病重，尽管他抽烟抽得很厉害，就像一个大烟囱，喝酒也很多。
当叔叔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头一个想法是：“哦不，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随后我感到一丝释怀，尽管现在这样说让我很羞愧。他在去世之前的三年里，没有工作，整日只知酗酒，所以他过世时，即使他是我们的父亲，但是我、哥哥，还有两个姐姐都有点庆幸他终于离开我们了。我知道作为子女有这样的想法不对，甚至是不孝，但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想法都是，这下我们总算可以像其他家庭那样过正常日子了。他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是一个承受不起的负担。爸爸的死，也让妈妈松了一口气。爸爸虽然从没动手打过妈妈，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爸爸还活着的时候，也只有妈妈一个人养家。
我在跟狮子一起工作之后发现：如果一头狮子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或者至少在它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它，在它成长过程中我又常常跟它在一起，那么等到它长大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融洽。就像有句老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想父亲与儿子之间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爸爸能在儿子小的时候多花一点儿时间陪他，而不是不闻不问，等到儿子长大了突然现身，说“走，我们到镇上玩”，像个兄弟那样，那么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会融洽得多。
假想一下，如果爸爸还活着，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工作，并且给我们更多关心，我仍然会觉得，他跟我之间的那条鸿沟，就算再花多少年都无法越过。他给我唯一的印象，就是过分严厉，不过就连这点记忆，也在他去世的那天消失了。
爸爸过世后不久，我们一家的日子又如往常。但对我来说，有点不一样，那就是我再也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了。时间的流逝将家里悲伤的气氛稀释，我开始寻找更新的刺激。当时我正念高中，成绩优异。不过到13岁时，我开始喝酒，并且夜不归宿——我们把这叫做鬼混。
有一天，我哥哥的身份证放在脏衣服里忘了拿出来，结果被一起丢进了洗衣机清洗。在南非，只要到了法定年龄，都会发一张身份证。在他申请了一张新的身份证后，我就把以前那张有部分损坏的身份证拿了出来，把一张我自己的照片故意丢进洗衣机洗一遍，再小心地贴到身份证以前贴照片的地方。我在他的驾驶证上也干了同样的事情。基本上我是偷了加雷思的身份，变成了加雷思·理查森，18岁，可以开车，可以喝酒，可以进夜场。
14岁时，我开始开车，这是我妈妈的错，尽管不是她的本意。那时我还很小，但已经学会怎样利用别人的仁慈，妈妈就是我下手的首要目标。我跟她说我想学开车，于是她就让我在车道上开车，练习前进和倒车，使用变速挡和离合器、刹车、油门。“妈妈，如果我把车洗干净，你能不能让我把车开到街上去？”我纠缠着她，尽管那时候我还没到法定开车年龄。
我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妈妈搭公交车上班，不需要自己开车，但如今，作为一个单身妈妈，她必须什么都会。她存钱买了一辆黄色的迷你库珀。我的两个姐姐已经到了法定开车年龄，所以我们会四个人一起挤进车里，出去练车。我们会开到一条安静的大道或一个停车场上，由两个姐姐和我教妈妈倒着停车。妈妈参加了10次驾照考试，终于拿到了驾照，我们一家人都很为她高兴。
一次，我发现趁家里所有人都睡觉的时候把车开出去，简直是小菜一碟。我有两个经常和我一起去闯祸的小伙伴——戴夫和迪诺。戴夫是犹太人，迪诺是意大利人，而我算是圣公会教徒，在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北高原中学里，我们三个可是代表性人物。当然，同学里还有许多是黎巴嫩人。尽管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民族，但我们学校仍以团结、一致对外而出名。当然，团结、一致对外，这在内部也适用。大个子迪诺会玩一手漂亮的英式橄榄球，他身形壮硕体力强健，在我偷妈妈的车时可派上了大用场。我让戴夫和迪诺天黑之后在我家外面等我，我则先爬进妈妈的卧室，看她是不是已经睡着，在确定她已经睡熟之后，再踮着脚，小心跑去跟他俩会合。
“行动，障碍清除。”我说。
我们家的私人车道很陡，是从我们家门口起一直往上的一条坡道。我们家有一道又重又坚固的防盗门，我们三个必须小心地把门抬起来，再沿着路轨把门推到一边，这样开门才不会弄出刺耳的噪声。我不敢冒险在私人车道上就发动引擎，那样的话引擎的声音肯定会把妈妈或者姐姐们吵醒，所以我、戴夫，还有迪诺在车后面站成一排，就像要打英式橄榄球一样，在车道上推着车，推到马路上去。要是没有迪诺，我们肯定不能把车弄上去。我们在马路上推着车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我才敢爬到驾驶座上开动引擎，只有这样远的距离，她们才听不到声音。自那以后，我就经常开着车去兜风，参加聚会。我还会把油门加到最大，测试车子到底能跑到多快。
“凯文，走，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还在床上时听到妈妈这样说。
我在床上翻了几圈，揉着眼睛，十分难受。我嘴里的味道就跟J.R.伊文的围栏底座一样，臭臭的，我的头因为喝了太多廉价白兰地酒而疼得厉害。我口齿不清地说：“妈妈，要我跟你去买东西，除非你给我钱让我去参加聚会。”
她没再叫我，准备自己开车去超级市场，她看了一眼车上的仪表盘：“凯文，我想这车出毛病了。我昨天才加满了油，现在计量器显示只剩半缸了。”
“呀，妈妈，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打开窗户，呼吸着新鲜空气，打着嗝，希望妈妈不会闻到我呼出的气里有酒精味。尽管我身体不太舒服，不过脑子还是转得很快：“油箱下面有个小洞，我看到过。不过我会给你补好的。我补好后，下午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开车出去？”
妈妈相信她可爱的儿子跟她说的一切。晚上9点，她会准时上床睡觉，而10点，我和我的朋友们出现在俱乐部。我们去过的酒吧很多，比如桑顿的巴拉莱卡、贝拉那波利、圆顶厅，还有顶点脱衣舞俱乐部。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的是迪斯科，不像今天，完全是一个咆哮和毒品的年代。我们拼命喝酒，能搞到什么酒就喝什么酒。我们买最便宜的酒，这会让我们醉得更快。我们常用两升的可口可乐瓶装满甘蔗酒，我们叫它“鬼魂和柴油”。我们先灌一肚子甘蔗酒，然后去俱乐部，骗女孩子给我们买啤酒。我从来不抽烟，因为我一抽烟就会头疼。我吸过毒，不过毒品只会让我犯困，觉得饿。我不像其他同龄人那样喜欢吃零食，吃得饱饱的，等10点一到就上床睡觉。我和我的同伴们只想出门，参加聚会，然后喝醉。
如果我们不去俱乐部，就会去别人家参加家庭聚会。在桑兹顿、帕克赫斯特、罗斯班克，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会趁着父母出国度假的时候，在家办聚会，收门票赚钱。这种聚会会提供免费酒水，还有漂亮女孩参加。在我还没有胆子偷车的时候，我跟几个伙伴会连夜走几个镇，或者在路上搭便车去参加聚会，在那里玩到第二天再回来。如今我真不敢想象在约翰内斯堡也能这么干，这个城市里的犯罪问题太严重了，晚上根本不敢出门。
我们为了去参加聚会，风雨无阻，就连警察也拦不住。有一天，我正开车载一位朋友去看一场周末英式橄榄球赛，却被一位警察拦下，他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原因。他要看我的驾驶证，我把我的那个假驾驶证给他。我告诉他，我的驾驶证曾被丢进洗衣机里，身份证也是，因此都被卷变了形，新的身份证和驾驶证还在办理。他对我的理由并不满意，跟我说：“你，加雷思·理查森下周一必须向当地警察署申请办理新的驾驶证。”我回到家后，给我在比勒陀利亚大学兽医学院念书的哥哥打了个电话，碰巧他过几天就要回家来。
“喂，听得见吗？”我跟他说，语气友好得很不平常，“猜猜我找你是什么事？你周一得到警察署报到。”
“为什么要去报到？”
“因为你是你，我也是你，不过真正的你需要证明你是真正的你……向警察证明。明白了吗？”
让我意外的是，加雷思为了他自己的信用记录，真的替我去了警察署。我欠他这一次，有时我会想，该怎么还他这个人情。我一直在滥用家人的好意，甚至连我姐姐科琳的感情我也要利用，每次我遇到麻烦，她可都是站在我这边支持我的。有一次，她正准备去桑兹顿城里的餐馆上班，我求她送我跟戴夫一程。我跟她说我们要去看电影，于是她把我们捎到百货公司门口，然后她去上班。一会儿过后，我跑到餐馆里跟她说我的跳绳落在车里了，让她把车钥匙给我。拿到钥匙后，我上车把车开走了。接下来，在本该是我们去看电影的两个小时里，我就在那辆迷你库珀车上。我踩着油门，在约翰内斯堡郊区一路狂奔。我知道我得在姐姐起疑之前把车准时送还，所以我一路超速行驶把车开回购物中心。轮胎被停车场上光滑的水泥路面摩擦得吱吱作响，当我们的车经过减速带时，四个轮子因为撞击和车速过快，都抛离了地面。
此前，我哥哥加雷思曾找妈妈借过迷你库珀，结果把车撞到了墙上。我当时为了哄骗妈妈让我偶尔开车，许诺我会把车修好。我哪来那么多钱去买新的零部件，只是把用玻璃纤维做的车头部分换了，如左右挡泥板、发动机罩和水箱护罩，让它们看上去好好的。当我和戴夫撞上停车场的最后一根减速带时，车子再次被抛入空中，停留了片刻，原本就没修好的车头现在完全散了架。我让车一路滑行，滑进姐姐之前停车的位置。
科琳一直在担心我们去哪儿了，把开进停车场后，我赶紧从驾驶座上出来，躲到车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