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疆打得最为热闹的8月，南疆蒲城（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柯尔克孜族一支200多人的起义队伍也引爆了！他们就近攻城夺地，向塔什库尔干、塔合尔满、苏巴什和布伦口等一些国民党据点展开进攻，几乎占领蒲犁全境，并也同样成立了一个叫作“蒲犁专员公署”的革命政府。然后，又一股猛劲，占领了英吉沙、阿克陶，最终打到喀什、疏勒、叶城、泽普，队伍一两个月内扩充到2000多人！
这就是1945年新疆的真实面目。局面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吴忠信却讳莫如深，每天仍在那里高唱“宣抚地方”的赞歌。
“宣抚地方”“宣”出一个天下大乱，是对吴忠信绝妙的讽刺。他不得不同时弹奏两把冬不拉，一把挂在嘴上，利用《新疆日报》猛吹“宣抚”的功德；另一把藏在心里，暗暗扩展军事实力，为对付“民族军”磨刀霍霍。这就是过去内地许多地方行之有效的“剿抚兼施”政策。
为了一个“剿”字，吴忠信低三下四地向关内马家军求援。马家军当然不买他吴忠信的账，最后由蒋介石出来说话，才肯由青马贡献出一个马呈祥的骑一师（骑五军）；为了一个“抚”字，吴忠信只得把全部精力投放到苏联领事馆了！他执意更换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仅仅是因为吴留学美国而不是苏联。新调来的刘泽荣则是前驻苏大使馆的参赞，不但精通俄语，还有一大批俄国朋友。无疑，此人对吴忠信的“敦睦邦交”更为有利。
吴忠信的“敦睦邦交”实际上就是“敦睦”苏联。因为“三区革命”这个结，只有苏联人才能解得开。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吴忠信一清二楚。可以说，吴忠信是把手搭在苏联领事们的肩膀上，才度过了1945年那个四面楚歌的踉跄岁月。
到1946年1月以后，吴忠信简直度日如年了。三区“民族军”屯兵玛纳斯，与乌鲁木齐相峙不足百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那个从青马手中厚着脸皮讨来的马呈祥骑五军（骑一师），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吴忠信唉声叹气地对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说：“怎么办呀，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新疆丢在你我的手中啊！”
朱绍良说：“要兵没兵，要饷又没饷。你是省主席，还来问我怎么办！”
于是两人联名给重庆发报，一封接一封向蒋介石请兵请饷。
其时，正是国共和谈波诡云谲之际，蒋介石一门心思用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既无精力、亦无物力管到大老远的新疆，吴忠信和朱绍良的电报连连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朔风呼啸，寒彻心骨，绝望中的朱绍良，肝肠寸断，最后一份电报他愤然写道：“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唯有一死殉职。”吴忠信也对请兵请饷不抱希望了，只好改个口气，疾呼老蒋速派大员赶来，与“民族军”谋求和平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对新疆的事不急不忙，是因为他心里始终有一张底牌。这张底牌就是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代表的那个表态。更何况1945年8月14日，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此条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而苏联也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蒋介石想，你就是乱翻了天也是内乱。既是“内乱”，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还不就是撤换军政长官的问题嘛！张菩萨不行李菩萨来，历来如此，永远如此。
事实上，蒋介石的谈判大员早在年前就派出了。此人就是力挽狂澜的张治中。
二、张治中时代始末
张治中走马上任说政纲，于右任赴新卖老坐东墙
张治中首飞乌鲁木齐是1945年9月13日。
一下飞机，吴忠信就接着了。他像是见到救星似的迎上前去，激动了半天，嘴里却问了句不相干的话：“重庆那边还不算太凉吧？”
张治中面目从容，说：“临上飞机，总裁还给我打电话，要我务必代表他个人向你们道声辛苦。”
这个“你们”显然还包括战区和集团军的长官朱绍良、李铁军等人。
朱绍良忙于汇报事宜，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直到两人相见时，朱手中还抱着一大堆公文。张治中拉条木椅在旁边一坐，就要听朱的汇报，并说：“简单点，拣重要的讲几条吧！”
“重要的”就是，“民族军”已到玛纳斯，距乌鲁木齐只有两天的路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进兵。而守卫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兵力只有六个营，其中还有一个营是第九分校的学生军。眼下，朱绍良正在急调骑五军和四十六师一部增援，但最快速度也需要八到十天才能赶到。如果交通情况没有什么意外变故，每天连续运输不致中断，弹药和粮食方面马马虎虎凑手维持。要是交通线被日益活跃的游击队一掐断，情况就不大好说了……
明摆着两条路，或战或和，张治中无从选择第三种可能。他除了叮嘱朱绍良和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给部属打打气、以确保乌鲁木齐安全之外，当即确定：约见苏联驻乌鲁木齐副领事叶甫塞也夫。
张治中的想法与吴忠信基本一致，对军事决不抱太大希望，最佳方案是靠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问题的中间人，只能是苏联外交官。他琢磨了一夜，决定把这次会面弄得富有人情味一些。首先在场面上不要太官方、太正式，嘱咐在每个人面前放上一杯葡萄酒。其次会谈时间的安排可以稍晚一点，谈话开个头，就共进午餐，剩下的话题就在饭桌上继续交谈。
果然，叶甫塞也夫一上来便把外交官的滋味做得很足，用极规范的外交辞令向张治中表示，“民族军”与“三区革命”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苏联方面不便干涉。及至几个杯一碰，话锋转了，说他个人认为，对于这样复杂的事情，和平解决为上策，军事解决是下策。
“那就劳驾领事先生从中疏通一下嘛！”张治中举杯相邀。
叶甫塞也夫也举起杯，但他迟疑不决。
张治中将自己的酒杯送到叶的面前，轻轻地碰了一下，发出极为清晰的一声脆响。这声音并不重，却长久地留在叶甫塞也夫的记忆中，因为，这打动了他。同时打动他的，还有这声音后边张治中的微笑。
“好吧，”叶甫塞也夫说，“我愿意试一试。”
叶氏的斡旋是卓有成效的。玛纳斯河西岸驻扎的“民族军”没有发动新的攻势，南线作战部队也奉命回撤。这消息给蒋介石带来很大的宽慰。在张治中向他汇报时，不禁感叹：“文白，要是大家都像你，我就轻松了！”
张治中其实在乌鲁木齐只待了短短三天。这三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共谈判代表团正在重庆。国共两党谈判桌上，张治中无疑是个重要角色，戏份很重。可他硬是在举世瞩目的镁光灯下，忙里偷闲到新疆跑了一趟，而且药到病除，控制了局面，怨不得蒋介石有此感叹，也怨不得蒋后来那么放心大胆地把西北交给了他。
重庆谈判结束，张治中把毛泽东一行送回延安，之后，就率领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一行十几个人，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由重庆飞抵乌鲁木齐。将近一个月时间，“民族军”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他们的代表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尔、吐烈和阿合买提江等人，两天前就已赶到乌鲁木齐等在那里了。经过叶甫塞也夫的调停，这些身着草绿色军装、佩戴着月星肩章与月星勋章的起义者，声称他们没有脱离中国的意思，只是希望达到自治的目的。但是，他们身上同时又依旧佩戴着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且还要以“东土耳其斯坦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政府代表”谈判。这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让张治中一见面就“咯”了一下。
还是那个万能的叶甫塞也夫同志一番春风般的周旋，才打破了坚冰。三区代表不情愿地作出让步，同意所有谈判文书均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名义签署。这样，风尘仆仆的张治中们，才于10月17日扶着谈判桌坐了下来。
设想到这一屁股就做了五个月之久，比国共两党的重庆和谈还要艰难得多！张治中的法宝有两条，一条是夜访苏联领事，一条是临时飞回重庆请教蒋介石。双方如此这般，来回拉锯100多天，最后的签文竟是一个不足千字的《十一项和平条款》。
1946年6月——日子选的不错，张治中虽然心力不支，但步入签字典礼大厅时，还是把精神打得很足。在新疆问题上，就个人而言，他已经没有退路。蒋介石在三个月前原则同意谈判协议的同时，也作出了一个原则的决定，让张治中全权承建新疆的联合政府，而且当即下令把吴忠信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职给免掉了，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同时，顺从他本人的意思，调原驻守酒泉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并且还搭上一个宋希濂，当他的行辕参谋长。
事实上，这个意思在蒋介石原则同意的谈判协定中，就体现出来了。那里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中央一方参加联合省政府，并担任它的主席，后来的一应任命，不过是为张筹划一切搭个桥而已，让他能在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自然过渡到联合政府主席。先接受下来，才有后面的筹组之便。
“接受”二字，谈何容易！
千头万绪之中，张治中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改《新疆日报》。这份从盛世才手上延续下来的老报纸，经吴忠信一任之后，办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像个拄着拐杖走路的老太太。张治中希望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记者，使这位“老太太”焕发青春，能够成为他“呼吸各方面新鲜空气的窗口。”
于是，张治中想起了新疆学院的一位教授。此人名叫张紫葛，有思想，有胆略，文字又比较清新可喜，深得张治中的信任。唯一有点遗憾的是，不是国民党员。
“这没有什么，”张治中说，“根本之根本，要爱中国，拥护中国，拥护新疆为中国之领土；反对独立，反对分裂，这比什么都可靠！”
张治中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一般。他后来能成为共产党的朋友，也不是偶然的。他是个看重目的的人。那时，张治中办联合政府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新疆这块领土。
为此，张治中非常在意与三区代表的签字仪式，并费尽口舌，让蒋介石的重视程度也提高了一个层次，特于签字仪式的前两天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打发过来了，让他代表中央政府参加新疆联合政府的宣誓就职典礼，以作监誓人。
当然，这其中具体的操作，也体现了张治中的良苦用心。于右任身为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德高望重不算，在国际上还素有“太平老人”之称。他的光临，无疑意义深远。老先生本人对这趟差事也很在意，带着他贴身的最小一个女儿“想想”姑娘，从南京上飞机开始，就一直兴致不减。到了新疆，气候略感不适，又有来自各方面的膜拜，弄得他有点吃不消了，连续两个晚上都比以往少睡半个小时觉。即使如此，6月6日这天，他还是赶在张治中之前早早地来到典礼现场。张治中极礼貌地走近于右任并同他握手。尽管于老就下榻在他的西北行辕办公地点新大楼，与他朝夕共处、促膝夜话，今天在正式场合面对新闻记者的镁光灯，他还必须周到如此。然后，张治中才大步迈向签字桌。
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区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莫夫也已先到。他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洋溢着政治家的热情。本来就十分英俊的面容，显然是刚刚修整过，浓黑闪亮的八字胡更为光鲜照人。
作为一个革命家，阿合买提江不同凡响的经历鲜为人知。他在青年时代就在苏联塔塔尔斯坦共产主义大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家乡后，聪明博学、才思横溢的他很快投入革命活动，因不慎暴露了意图，被盛世才抓进大狱，和包尔汉关在一个院子里，但两人各处一室，长时间只能互相注视报以微笑，彼此谁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和姓名，直到“和平条款”签字仪式现场，他们在最庄严肃穆的那个时刻，目光不期然地再次相遇……
没有什么比所谓“典礼”“仪式”这样一些劳作更让人感到轻松的了。联合政府的组织原则、形式、委员比例等一切实质性工作，都在这之前完成了，甚至双方参加联合政府的主要委员，诸如伊犁三区方面的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副秘书长阿布杜克里木·阿里索夫、教育厅长赛福斯·阿兹佐夫、民政厅副厅长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等已经走马上任，开始承办一些序幕性的工作。6月6日这天要做的，也就是照相、拍巴掌、晚宴以及宴后的庆祝性晚会上观摩小节目等。
张治中却没有这么轻松，他还要忙些别的。和于右任同机到达的《中央日报》主笔卢前已经约谈好几次，一直因为政务缠身没有谈成，今晚是个机会。他要详细介绍一下自己的施政纲领，好让卢前回去在报纸上昭告党内和国人。这就是二十几天后的7月1日，张治中在庆祝新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上那个即兴演说的基本精神。他说：
“本人今天站在省府主席立场，可以郑重向大家提出保证，就是我一定以全省人民的公仆地位来忠实地为全省人民服务。今后如何解决人民痛苦，如何增进幸福，无不竭智尽忠，悉力以赴。大家说过去人民都是在动乱中恐怖中生活，动辄得咎，朝不保夕，我们今后要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平安的、愉快的、安居乐业的生活……”
难友携手谈古论今，军民对立此消彼长
签字仪式刚结束，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就急不可耐地拥抱在一起。
“是你呀，我的老朋友！”包尔汉激动得眼睛有点潮湿。
阿合买提江说：“我们曾提您担任两位省政府副主席之一，并予以力争，可我并不知道您就是包尔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