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在开篇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皆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单拎出来，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皇帝。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隐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但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一名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飙车二不把妹，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40岁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归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并后来居上，迅速崛起，短短五年时间一跃而成为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广东军区司令）孚琦—你要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家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与此同时，一道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音同“环”）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这是一处300亩大小的宅第，四周封闭，内院星罗棋布着四方形的建筑。与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每栋建筑均有五间房，落地门窗，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的同时，似乎也皮里阳秋地预示了宅邸主人因性格深处的矛盾而导致的悲剧命运。
花园的面积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还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池，主人经常划船到池中央垂钓，“一不小心”流传出去的一幅“孤舟蓑笠翁”的照片还被时人和后人煞有介事地解读出各种政治寓意。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夜空中隐隐传来读诗的声音。月光洒下，一个仅有1.58米高的中年男子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满池的清水都被那影影绰绰的黑影给覆盖了。
他，就是袁世凯。
2、武林外传
许多年后，当察存耆回想起儿时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时，依旧感慨万千。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刚刚调京任军机大臣，按例要拜码头，遍访中央大员。
拜来拜去就到了内务府总管增崇家。闲聊没几句，增崇把儿子察存耆叫出来见客。
小察规规矩矩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道：“大爷。”
当满人叫你“大爷”的时候表示和你比较亲近。
当袁世凯跟你套近乎时可能只是因为他自来熟。
只见他闪电般离席，抢前几步，屈膝还礼，连道：“不敢，不敢！”
小察愣了，在他的世界观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就应该像王文韶那样神气活现。初见王军机时，懂事的小察一揖到底，给足面子。
可王文韶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手里的水烟袋也不放下，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便算是还礼。
因此，受宠若惊的小察不懂袁世凯到底要闹哪样。
增崇发话了：“小孩子，小孩子，袁中堂太客气了！”
袁中堂还觉得不够客气。他紧紧握住小察的手，道：“老弟好！”接着，半侧着脸看小察，目光炯炯有神，半侧着脸对增崇道：“老弟真英俊！让我们先谈一谈。”
增崇不语，表示同意。
袁世凯转过脸来，道：“经书都读过了吧？”
小察：“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
袁世凯：“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
小察想显显志气，给旗人长脸，便道：“为将来考学堂，正预备各门功课。现有的教科书，似有些不足。”
“好，好，明天我就给你送过来。”袁世凯一边说一边对增崇郑重道，“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了。”
于是，增崇对儿子道：“你回书房去吧。”
第二天中午刚下学，小察就在院子里看到五个大箱子。门房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他瞥了眼大红名帖，只见“袁世凯”上方用墨笔写了“世愚弟”三个小字。开箱一看，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各类书籍，目不暇接，且都是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编辑，直隶官书局出版的……
同样受过优待的还有小清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作为改良派，他曾与梁启超共组进步党，以抗衡国会中的国民党，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国会解散后的立法机关）秘书长。
一次，林父病危，林长民到总统府请假，准备回上海侍奉。
袁世凯格外重视，送了他人参、鹿茸等贵重物品，约合3000两白银。
然而，赴沪不久，林父便病逝了。
悲恸的林长民发了讣告，写了悼词，结果立刻收到袁世凯寄来的5000两白银。
办完丧事，回京销假。新华宫，袁世凯拉着他的手，殷勤劝慰，且背诵林长民撰写的悼词，扬扬洒洒，一字不落，背着背着还泪流满面起来。
林长民震惊了，跪地感谢，泣不成声。袁世凯拭泪将他扶起，送至门口。
从此，林长民对袁唯命是从，并私下密告亲友：“大总统此举，可谓责望于我已达极点，若不从之，恐命不久矣。”
事实上，林长民纯属少见多怪。据黄炎培回忆，袁世凯记忆力绝好，过目不忘，其博闻广识令下属敬畏有加。
张作霖见他时，不敢抬头直视；阎锡山晋见时，还没开口，袁世凯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张钫（音同“方”）少年得志，27岁就当了陕南镇守使（省军分区司令）。作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领袖之一，进京办事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袁：“你和张都督（陕西都督张凤翙）谁是铁门人？”
张：“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
袁：“我20岁时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风景很好。”
张钫暗暗吃惊，却不知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袁世凯将陕西的文化名胜娓娓道来，又对张钫何年何月所干何事皆能背出，赞不绝口，最后谆谆教导：“一不要急着做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
张钫后来站在反袁的立场上，亦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温和洒脱的魔力。部下眼中的袁世凯是捉摸不透的。
晚清时，幕僚张一麐（音同“临”）曾入见力陈宪政改革的紧迫，并暗示必须由“大力者主持”。
袁世凯打官腔：“国人教育未能普及（似曾相识），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生流弊。”
张一麐据理力辩，袁世凯不为所动，气得张怏怏而退。
谁知第二天，袁世凯又召他入见，嘱咐将预备立宪做一个详细的说帖交上来。张一麐对老板何以判若两人大惑不解，后来更是看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联袂上奏的预备立宪稿，即他所拟，未易一字。
原来，袁世凯是故意模仿守旧派的腔调与他争论，“以作行文之波澜”。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慈禧：“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袁世凯：“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其实，女儿眼中的袁世凯是简单的。据袁静雪回忆，父亲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坐下时，两腿叉开，两手放在膝盖上，绝不跷二郎腿。
每天6点，准时起床。早餐永远是一海碗鸡丝汤面和一大盘鸡蛋，午餐则少不了清蒸鸭子。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揭，三卷两卷扒拉下来—袁世凯大口嚼着自己的最爱，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因为奉行“能吃才能干”的信条，他喜欢用大号的餐具，并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不行”挂在嘴边。不仅自己饭量大，还号召儿女们多吃，以成大器。
然而，世人眼中的袁世凯却是阴险的。
民国名记黄远生锲而不舍地跟袁世凯作对，天天在报纸上挑衅袁大总统。
在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评论中，他说：“当年满人中的杰出代表良弼留学东京时，亲见革命风潮之烈，谓其大佬曰：‘勿忧，此辈每月给上数百金，赏一顶戴，即闭口矣。’现在民国初创，袁总统不思息内乱而御外侮，唯知以上将、中将的勋位牢笼其徒卒。可见，袁总统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黄远生显然没看过《批评官员的尺度》，是以此文还有姐妹篇《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黄记者的车夫和另一个车夫当街吵了起来。于是，袁总统的徒弟—一个站岗的巡警走了过来，叱责道：“吵什么吵什么，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
黄远生一拍大腿，顿悟了：“原来共和是拿来对付的，袁总统的教导果然普度众生！”
无论褒贬，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强大的个人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