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工作也很讲究。孙武的助手邓玉麟发展下线时从来不提“排满革命”这类听起来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的口号，而是伸出手指算账：“那，现在加入呢，就能当标代表；晚一些，可以当营代表；再晚就只有队代表、排代表了。光复以后，肯定要扩军，到时候各个代表就是标统、管带、队官和排长。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抓住，就不要怪起事时战友们的子弹不长眼睛了。”
人是忽悠来了，可惜没钱。
孙武经常饿着肚子，把衣服都典当出去，跟邓玉麟合穿一条长衫。
孙武在听说刘公怀揣巨款后，一双贼眼登时绿光闪闪。
孙武找来新军排长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奋勇道：“刘公曾秘密印过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吓他，如果不交钱，就说要告发他，让他捐官不成！”（赤裸裸的黑吃黑）
果然，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视眈眈地望着刘公。刘公不满道：“我原本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说了些好话，二人把酒言欢……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汉楚雄楼十号刘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结果是，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军事总指挥。这是由于文学社人数多，在新军里基础好。而共进会方面因为后台硬（同盟会）、经费多（刘公的），因此推举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同时，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协士兵、文学社骨干刘复基的建议，从今往后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翌日，起义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朝末年，陈友谅起事，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同一时刻。
镜头以快进的方式摇到南湖炮队（标级单位）。
三营。
正目汪锡九和几个士兵即将退役，一帮战友喝酒为其饯行。排长刘步云平日就看汪锡九不顺眼，此刻见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劲还骂骂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马上滚蛋的人了，用不着再装孙子。加上这帮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好些连辫子都剪了，都不是善碴儿。
这一干涉，火花就擦出来了—《大江报》不让看，喝酒不让喝，干脆让子弹飞算了。于是，双方由争吵升级为械斗。
本来也没多大点儿事，打打架斗斗殴权当操练了。谁知炮营管带不会来事儿，非要偏袒刘步云，派宪兵抓人打人，顿时激怒了士兵。
几十个士兵借着酒劲冲进军械库，取出几十杆马枪，对着军官室一阵乱轰。
可惜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拍戏倒是很有气势。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一场。又可惜，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独裁者连看家狗都严加防备，真可谓苦心孤诣。
这一闹腾，惊动了镇统张彪。
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从此跟着张香涛走南闯北，成了他的侍卫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张彪除了腿脚比较伶俐，别无所长，放到现在充其量是个优秀的房产中介，之所以能当上湖北的军事二把手（一把手是总督），无非是跟对了人。
让这样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过去了，但搁到乱世，就有好戏看了。
当晚，张镇统很生气，迅速派马队前去弹压。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士兵早已作鸟兽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军营里传播开来，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夜不能寐。
同样失眠的还有瑞澂。杀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
神经紧张的瑞澂屡屡派出密探，侦查消息来源，并宣布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不许离营半步。同时，军中除执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严禁各种名义的聚会。
这下轮到“武昌革命党人”郁闷了，计划完全被打乱，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6、双武不武
10月9日，孙武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家中专心致志地研制炸弹。
一般来说，同盟会毕业的，由于经常搞暗杀，个个都是化学家。但因为技术缺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也没少干。
孙武受过专业训练，效率很高，要不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天的产量能轻松突破50枚。
下午，刘公16岁的弟弟刘同跑来找他哥。发现刘公不在，刘同就坐下等。由于有烟瘾，他望着孙武忙碌的身影，百无聊赖，倚着木案，便点燃了一支烟。
镜头给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铅和硫磺一个特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成了国产电视剧滥俗的桥段。缺乏安全意识的刘同学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所以这段用慢镜头来表现。
燃了。
火球窜起，浓烟升腾，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一面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正在另一个屋印制假钞的同伴向房子泼煤油，以便在救火队赶来之前销毁罪证。
俄国巡捕反应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点赶来。凄厉的警哨吓跑了刘同和孙武，后者被革命同志送往医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纷纷转移到了法租界，在长清里18号集合。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党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交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心理，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取。
而俄国巡捕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对平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了革命党人的罪证，转交给清政府。并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待革命党上钩。
俄国巡捕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下，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情越来越沉重，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
于是他们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原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是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做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5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南湖位于武汉三镇南端，与长江相通。共进会精耕细作，早就在此经营了以徐万年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12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自作主张，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
只是耽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时钟显示11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儿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进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时针即将指向12点。
邓玉麟找到标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里商议起义计划。
徐万年面露难色。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办公室坐久了，安稳了，就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孤独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便是把卢卡斯乔布斯、普罗米修斯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浸染上几年，神马想法，神马创意，全都成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屉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等到窗外的炮声，却迎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灭灭他们的威风。他立刻在总督衙门外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激昂的宣传演出。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很多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瑞澂看起来就像《三国杀》里的孙权—不断地“容我三思”。
按理说，党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党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宽大，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清廷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民间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7、上下同欲者，胜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满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像中国的刑法表述，弹性空间很大—有期徒刑五年到十年，中间的五年就是留给当事人运作用的。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他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日的凌晨，雷厉风行。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
不到一天时间，新军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毕竟好多人枕头底下压着的畅销禁书《扬州十日记》都还没来得及销毁。一帮“反动”士兵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天时地利人和，民国的汤药已经煨好，只待揭锅。
10月10日的清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静静地望着从它脚下淌过的长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块岩石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它都了然于胸，仍未看出任何玄机。兔走鸟飞，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汉阳的兵工厂伴着晨曦，开动了马达。单调而重复的轰鸣声让人生厌，却不知要忍受这噪音污染到何日。
当画面切到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时，革命党营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营房，准备洗漱。
由张彪坐镇的新军第八镇可谓革命的摇篮，不知出了多少乱子。现在终于轮到最牛的一个出场了。
熊秉坤一边洗脸，一边琢磨昨晚的事。先是杨洪胜跑来转达蒋翊武号召起义的命令，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杨千叮万嘱的那句“革命同志左臂缠白布一条，以免枪响后误伤”。平时喜欢读书的熊秉坤当时还想：为什么是左臂？难道要跟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形成千古呼应？
熊秉坤将杨洪胜的话传达下去，一个叫任正亮的革命同志很自觉地戴上了白布。任正亮的亮点不在戴白布，在于他戴着白布去排长室偷子弹，估计是想避免像南湖炮队那样有枪无弹的悲剧，谁知却引发了另一个悲剧，被排长陶启胜抓了现形。
陶排长警觉道：“你胳膊上捆绷带做什么？”
任正亮装傻说：“胳膊受伤了，以此扎缚。”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吃早餐时，熊秉坤看见买菜回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问他怎么了。司务长说，督府半夜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经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熊秉坤两眼一黑，差点儿晕倒。
杨洪胜、刘复基和彭楚藩都是自己的至交好友，仅仅半日工夫，便已阴阳相隔。
更多的消息陆续传入营中：军警昨晚和今晨已破坏了数个革命机关，抓走几十人。孙武、蒋翊武下落不明，革命党名册在清廷手上，危险旦夕将至。
作为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此时如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人再给他下指令，也没有人能告诉他路往哪儿走。他的抉择，攸关的已不是一人之生死，还有全营两百号革命同志的身家性命。
甚至，历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