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的那些小恩小惠就是火种。当她的手拍打他肩上的灰土，擦拭他头上的汗珠，系紧他胸前扣子的时候，她就把火种煽动起来，在毛子的心中形成燎原之势。
毛子“咯咯咯咯”地笑起来……
左琳病了。
三个多月以来，她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消息。她不知道父亲被关在哪里，他的身体如何，他的胃病是不是发作了，他的血压会不会高起来，他会不会受到暴虐的对待，他有没有书看……
她妈已经离开哈尔滨，孤身一人回到浙江临安乡下的老家。回到老家后便一病不起。
她的大姐与我的小舅离婚之后，就由工厂的技术员变成工人，下到车间里干活。她曾经想过辞掉工作，回老家跟妈妈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她和妈妈怎样度日？她迫不得已，还得干下去。她要挣钱养活妈妈。不仅如此，她还要养活另外一个人——她腹中的，已经五个月的胎儿。
左琳在这样的家庭变故下，靠拼命干活来缓解山一样的压力。但是，她不管白天多累，晚上还是睡不好，噩梦缠身。
她梦见妈妈在乡下的破庙里点燃了一炷香。当香烟飘然而起的时候，妈妈就随着那缕香烟扶摇直上，融入云雾叠嶂的苍穹。
她梦见大姐攀登上工厂里那座三十米高的大烟囱。下面人山人海，大姐微笑着向人们招手告别。大姐的脸上挂满了泪花，那些泪花飘落下来，变成铺天盖地的雪片，把地上染成一片白色，让地上的人都穿上了白衣。
她梦见了爸爸。爸爸浑身是血，他还在笑。他笑的时候露出洁白的牙齿。他用手指蘸着自己身上的血，在白色的墙上写字，不知写的是什么，好像是德文，或者是法文，还夹杂着几个中国字。她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那些血迹斑斑的字母最后都模糊起来，模糊成一片。一片黏稠的血液在那堵墙上静静地流淌着……
她发了高烧。
早晨出工的时候，邱胖子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你姐病了，去看看她，她要是有什么要求你替她跟连里提，比她自己提好。”
我不顾一切地跑进女生帐篷。
左琳身上包着一片薄薄的线毯。她的被子在抗洪的时候，堵到大坝的豁口上了。洪水过后，团里给我们每人补助四斤棉花票，七尺布票。可是棉花和布都还没有运到连队里，棉被还没做成。
我赶紧跑回我的帐篷里，拿起我那件武装战士的军大衣，再折返回她的帐篷。
这时，她已经坐起来，穿了件雪白的衬衫。阳光透过通风口，倾泻在她的脸上。她静静地看着我。她的眼睛依然黑白分明，黑黝黝的眸子晶莹剔透，放射出温文尔雅而又坚定不移的光彩。她的脸色惨白，两片嘴唇也失去血色，两只小辫儿蓬松着。她的病容并没有让她失去美丽，相反，更加显出她高贵、优雅的气质。像一尊女神。
我把大衣披在她的身上。我感觉到了她单薄的躯体在颤抖。她的一腔热血都已经凝固。她失去了一切，只留着一颗不屈的灵魂。
我不知不觉地涌出了一脸的泪水。我抱着她，用头撞击她瘦弱的肩膀。她拍打着我的后背，像是在哄着一个大孩子。她的泪水和我的泪水交融到一起，在我们的脸颊上缠绵悱恻。
罗立华在帐篷外大声喊叫我，喊了一声又一声。
左琳说：“去吧，坚强些！”
我问她有什么要求，我说：毕竟我是连长身边的人。
她说：她就是很想妈妈。
我跟着罗立华去江边。一路上盘算着如何帮左琳请探亲假。
请探亲假并非易事。一是我们才来了一年，按照兵团的规定，每两年才能享受一次探亲假。连里目前虽然已经有人提出提前探亲的要求，但是，并无一人获准。二是左琳家里并没有特殊的情况。那几个请假的人都是拿着家里的电报，电报上写着“母病危，速归”之类的字样。就算是这样，也都被一一驳回了。
李东山是最有权威的人，他说批准就批准，他说不批就不批。非得跟他说不可。但他那副铁面无私的脸让我望而生畏。请罗立华帮忙去跟他说吗？罗立华不管三排的事儿，他去找李东山求情没有立场。想来想去，还是先找李子任谋划一下为妥。
晚上，我把老李从连部的小屋里叫出来。
虽然跟李子任相处的时日并不多，但我们已经成为忘年交。我把左琳的事儿跟他说了，从开天辟地说起，说了半个钟头。他听后主张我直截了当地找李东山。他教我注意两点：第一，不能说左琳的爸爸是苏联特务，而必须强调是“特嫌”。第二，要突出周总理对她爸爸的爱护。我对老李言听计从，随后便去找李连长。
李东山已经脱了衣裳躺到被窝里。他还没睡，吧嗒吧嗒地抽烟。
我说：“连长，有件急事，得马上跟您谈。”
他说：“很重要吗？”
我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他穿好衣服，跟我走出连部。走到一处背静的地方。我把跟老李说的话又对他重复了一遍。花了三十分钟，报告完毕。
清亮亮的一盘明月把营区照成青天白日。
他皱着眉头，抽着烟，沉默了好久，好像有一个世纪，终于开口了。他说：“请探亲假绝对不行！今后你也要当家作主，顶门过日子，有个原则要牢记——有例不可废，无例不可开。探亲假的口子目前绝对不能开。这样吧，你去叫邱胖子写个左琳的病情报告交给我。我准她十天病假，让她到师部医院去住院。这十天是她自己的时间，听明白了？”
“明白啦，明白啦，谢谢连长，谢谢连长！”我赶紧说。
我飞到邱胖子的帐篷里，把他从被窝拉出来。他拿出纸笔，慢慢悠悠，不慌不忙，急得我抓耳挠腮。我拿着手电筒给他照亮。他密密麻麻地写了大半张纸，又仔细修改，改得乱七八糟，再重新誊写。这功夫好像又过了一个世纪。我拿了那张纸刚要走，他又拉住我，把那张纸要了回去，穿上鞋，说要亲自交给连长，有些情况还是口头说明为好。
他进入连部，我在外边等着。
大约过了半个世纪，邱胖子出来了。他说：“连长根据你姐的病情批给她十天假，到师部医院住院看病。你去告诉她吧，叫她临走前找我拿上药，路上吃。”
我向他敬礼，极端恭维地说：“感谢邱医官！”
邱胖子说：“应该感谢连长。”
我说：“连长圣明，邱医官神明。”
……
我必须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左琳。
我跑到三排帐篷门口，正好碰见三排排长从里面钻出来。她叫贺大红，她的父亲是一个一直没被打倒的中层干部。自从左琳被撤职后，她就成为排长。她的样子很像在我们学校门口把“富农婆”一脚踹到台下的那员武将，梳着两只活蹦乱跳的小刷子，俊俏的脸蛋儿上似乎涂了一层骄横跋扈的油彩。她拿着一块牌子要往门上挂，牌子上写的是：女宿舍重地男士免进，有事喊，没事走！
我吓了一跳，连忙大喊一声：“贺大红！”
贺大红吓了一跳。她抗议道：“神经病呀你！”
我说：“有事儿。”
“什么事儿？”
“请把左琳叫出来。”
“我不管，自己叫去！”
“我是男士。”
“喊！就站这儿喊！”
“连部通知，必须逐级传达。”
她没辙了，狠狠瞪了我一眼，一头钻回帐篷里。
左琳跟着就出来了。我把连长的批示一说，她就明白了，高兴得捶了我两拳头，说明天一早就出发。
第二天一早，正巧55要去团部拉面粉，我就把左琳交代给了小胖子。团部有通往集贤镇的汽车，集贤镇有通往佳木斯的汽车，佳木斯有火车……
左琳的烧还没退，她向邱胖子要了十天的药，背着军用水壶，水壶里装了开水。我把我那只水壶也装满开水，连同我攒下的九十元钱一起塞进她的挎包里。我惊讶地发现：她的挎包里竟然还放着一本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
她走了。
我的心悬起来。
我计算着：汽车转汽车——汽车转火车——火车转火车——火车转汽车，至少要转八次车，花三四天时间才能到达临安。她拖着一身病体，能够受得住这一路的颠簸吗？她在路上会不会病情加重？她会不会安全？她最多能在家里呆三天，三天之后就得往回返，返得回来吗？如果她赶不回来，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她没有探亲证明，只凭着一张边境通行证能够通过沿途军警的巡查吗？
鸭子河与临安隔着千山万水，简直就不在同一个世界里。我无法得知左琳的情况。我甚至后悔让她回家，至少她在连队里是安全的。她想念妈妈也是发烧生病所致，等病一好也就平静下来了。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呢？不能不承认：我们太盲目了。
我带着忧虑、焦急、悔恨的心情煎熬着疲惫不堪的每一天。
罗立华像一部被动力驱动得无法停止的机器。他天一亮就进入高速运转，一直到深更半夜。我必须跟上他，听他的差遣，把他的旨意贯彻到各个班排；把各个班排的执行情况反馈给他。这样我便游走于各个班排之间。学会了撒网打鱼、打眼放炮，也懂得一些打砖烧窑的技术。
一排和二排打鱼的渔网是从江边一个以打鱼为生的江湖人物手里弄来的。这位江湖人物复姓呼延，我们管他叫呼延大侠。呼延大侠还亲自充当一二排的教练。他说在哪里撒网，我们就在哪里撒网，他说什么时候收网，我们就什么时候收网，网网不空。
我们给予他的回报是一桶豆油、十袋子白面。
这个价码是大侠首先向我提出的，我向罗立华如实报告，罗立华向李东山如实报告，李东山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罗立华和我就在半夜里偷着把这些豆油和白面从食堂的仓库里搬上55的车斗，再运到呼延江边的窝棚里。
这个行动全连只有六个人知道：李东山、王少勇、张大伦、小胖子、罗立华和我。我们串通一气，保证不对任何人说。不能叫连队的其他干部知道，尤其不能叫郭信良知道。更不能叫工作组知道。因为，按照他们的观念：这样的交换纯属违法乱纪。
但是，没有交易便没有回报。那位呼延大侠绝不会白白地伸出援助之手。他既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也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并且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呼延大侠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打出2万斤鱼。我们没有渔具，没有技术，没有经验。
两难之下，只好出此下策——收买呼延。背着党支部和工作组，用豆油和白面收买这个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坏分子。
做些偷偷摸摸的事儿，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人是第一位的，只要保住了人就能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
我们干得轰轰烈烈。
在呼延大侠的撮合下，我们租下了一条有15吨载重量的货船，也是用豆油和白面支付租金和运费，也由我亲自在半夜里到食堂里偷着拿。
我们用船把新鲜的鱼运到集贤镇，然后把一船又一船的红砖运回来。那条货船昼夜不息，白天运砖，夜里运石头。
猴石山的石头取之不尽，随便开采，没人管理。
独臂黑熊被抽调到采石队。他是爆破能手，甩着一只胳膊，点燃了无数跟导火索。随着一声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石头滚滚而落。采石队把它们一船又一船地运回来。
胡大林那边也是捷报频传，每一天都超越了计划。
1969年的第一场大雪姗姗来迟，直到十一月底。
当大雪降临的时候，全连已经住进四栋新盖好的砖瓦房。砖瓦房里火炕火墙，温暖如春。
左琳在她走后的第十天按时回到连队。
那天已经很晚了，她搭上了团部一辆给6连运送物资的卡车。卡车在5连和6连的分界口停了一下，把她放下来。她独自一人走了两里路，走回连队。
第二天一早，她就向邱胖子报到。她风尘仆仆，看上去一下子老了五六岁，甚至头发上已经显现出几根闪闪发光的白丝。然而，风尘并没有遮住她浑身流溢的青春光彩。
我见到她时，她说话有气无力，简短地告诉我：来回路上用了8天，在家里只待了两天。她妈妈见到她很高兴，病也好了许多。她们商量了今后的生活——妈妈就在乡下当一名小学教师，她自己还要在兵团干下去，她们等待爸爸的出头之日。她们相信总有一天，她们一家人会在北京团聚。
我心疼她，埋怨她赶得太急，太辛苦了，弄成这样。她说：“不按时赶回来你怎么交代？邱胖子怎么交代？李连长怎么交代？”
我们匆匆地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我急着跟罗立华干活去。
不知为什么，我天天盼望左琳回来，她回来了，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但同时又空前的沉重起来。沉重得令人窒息。我在想左伯伯的出头之日。我似乎看不到一点希望，反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