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武汉沦陷，大批的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像潮水般从长江下游涌向原本只有10.5万人口的小城宜昌。当时在长江边堆放了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和军用物资，中国所有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命脉几乎都集中在这些凌乱不堪、等待急转的货物上了。如果这些物资落入敌手，中国的经济命脉将遭受重创。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从这年的10月起，长江即将迎来枯水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也就是说，这样大的运输量必须在40天之内完成。
当时民生公司能走长江上游的轮船只有24艘，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将10万多吨物资和数万人运往重庆至少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此同时，入侵的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在民族危急的时刻，一向不愿做官的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亲自赶往宜昌坐镇指挥战时撤退的运输，召集各个轮船公司的负责人紧急进行磋商，部署撤退计划，提出“军运第一”的口号。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货物的轮船离开了码头，此后船队夜以继日地往返于宜昌和重庆之间。日军在不能迅速地攻占宜昌的情况下，开始对宜昌实施轰炸。
虽然每天都有轮船和员工在空袭中受损，但是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船队仍顽强地穿梭在波涛汹涌的川江面上……
为了克服枯水季节难以航行的困难，卢作孚想尽了办法，创造了“三段航行法”，把整个运输过程划分三段航行，最大地提高了枯水航运的效率。
40多天过去了，堆积如山的物资已经运走三分之二，所有人员已经被撤运一空。当川江水位低落到不能行船的位置时，另外三分之一物资的抢运任务也宣告完成，喧闹的宜昌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此次撤退的各类人员超过150万人、物资100余万吨，民生船队也因此牺牲了117名员工并损失了16艘轮船，民生公司的运力比战前减少一半。
在这场大撤退中，90%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都来自民生公司，而收取的运费却只相当于当时外国轮船运费的十分之一，过低的运费使民生公司在1938年一度出现严重亏损。民生公司被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赞誉为“爱国的公司”。
1939年，卢作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并授予他一等星勋章和胜利勋章。
◎故事感悟
综观中外战争史，这是唯独一次单纯靠民间力量完成的大撤退。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晏阳初把“宜昌大撤退”比做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船队用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为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前提，也为国家的工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海撷英
卢作孚创业初期
宣统二年（1910年），卢作孚在成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积极参与到反清保路运动当中。
1914年，卢作孚周游上海、北京等地，后来回到故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并参与编写了《合川县志》。
后来，他又前往成都，并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的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卢作孚接任《川报》的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当中，并参加了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
1921年，卢作孚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及新教育试验。后来由于四川军阀混战爆发，卢作孚的这一计划也在中途夭折。
1924年，卢作孚又前往成都，创办了民众通俗教育馆，并担任馆长。在这期间，他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及文学艺术专家，让他们在教育馆担任职务，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惜的是，教育馆红火一阵，又重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卢作孚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
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准备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并将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便可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文苑拾萃
卢作孚创立的实业与机构
在创立了民生实业公司后，1927年8月，卢作孚专门从上海聘请了丹麦工程师守尔慈，以设计投资修建北川铁路。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总长18公里的北川铁路于1935年3月全线通车，此后便常年穿行于当时属于江北县与合川县界的文星乡与戴家乡境内（今北碚天府矿区），成为了四川省内的第一条铁路。
1930年3月，卢作孚派人打制了几尊菩萨，将火焰山东岳庙上殿改建为博物馆。在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任院长。随后，卢作孚又设计成立了地质、生物、理化和农林等研究所。
1930年10月，三峡染织工厂（即后来的大明织布厂、重庆绒布总厂）便由峡防局工务段改组成立，卢作孚担任工厂的董事长，该厂也成为四川省第一个机械织布厂。
1933年，卢作孚又奔赴各地，最终成功促进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较大的煤厂合并，创建了天府矿业公司。
在抗日战争期间，卢作孚又与“煤油大王”孙越崎一起促成了天府煤矿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的合作，自此，天府矿业采用了矿灯照明与绞车提升，设备、器材和技术等均有大幅提升，煤炭产量也大大提高，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作出了重要贡献。
束云章与豫丰纱厂
◎有无相恤，患难相救。——洪秀全
束云章（1887—1973），初名土方，小字绍先，字云章，晚年自号疏斋老人，江苏丹阳人，祖籍安徽合肥。束云章是中国银行业、金融业的主要奠基人。
1915年，经由推荐考选，束云章进入北京中国银行，任职于总管理处。
当时中国银行实行的人事制度模仿英国银行，年资及考核定得十分严厉和呆板，但这也可磨砺出坚毅沉着的良好品质。
束云章干练有为，治事一丝不苟，虽然毫无背景，但凭借个人治事勤能、果决明快的作风，在当时金融界很快脱颖而出。35岁时，束云章出任张家口分行行长，后任秦皇岛分行行长、郑州分行行长、汉口分行副行长。
1929年，束云章出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主持发行业务。他主张金融业要扶持工农生产、创造发展。在他的推动下，天津中国银行创办合作社，进行合作贷款，推行改良棉种，“创全国银行与农村社会直接接触之先河”；扶持天津宝成，河南卫辉、华新，山西晋华、晋生、雍裕等纱厂，使其能振弊起衰，并接办郑州豫丰纱厂等。
接办郑州豫丰纱厂，使束云章得以在实业方面一显身手。
郑州豫丰纱厂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四大“棉纱大王”之一的上海资本家穆藕初于1919年4月集资兴建的。1920年5月正式投产，占地96亩，有纱锭1万枚，工人4000余人。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地区民族工商业经营的纱厂大都陷入困境，当时的郑州豫丰纱厂欠中国银行贷款400余万两银资。
为维护中国银行的利益，并考虑豫丰创办不易，束云章建议总行与穆藕初商量，由中国银行信托部收购该厂股票，协助管理。束云章同时拟订了接管办法和继续投资50万两银资的建议。
1934年3月27日，以郑州豫丰纱厂为一方、天津中国银行与美商慎昌洋行组成的债权团为另一方，订立租厂合同，豫丰纱厂改名为豫丰和记纱厂，由天津中国银行经营。天津中国银行经营郑州豫丰和记纱厂后，委任束云章为豫丰纱厂总经理，天津支行副经理职位不变。
束云章接手豫丰纱厂后即开工生产，对原任厂长予以信任，对厂里原有的主要管理层人员亦予以留任。他还多方奔走，广招全国纺织行家，并高薪聘请严庆祥出任豫丰和记纱厂厂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银行决定随国民政府西迁。束云章一方面代总行主持华北各分支行撤退事宜，一方面布置将豫丰和记纱厂5万余纱锭全部迁往重庆。
1938年3月5日，豫丰和记纱厂宣布停工迁厂。拆卸包装的机器设备约8000余吨，其中大小机箱11.7万余件。厂方为顾及迁厂不至延期，发给了工人部分生活费。10余万箱机件从郑州运到汉口，然后装船至沙市、宜昌，再溯江而上。
在整个搬迁过程中，由于日机轰炸，加上当时正值长江秋冬季节的枯水期，水位低落、滩多险急，许多船只触礁沉没。到达重庆时，机器设备损失550余吨，5万余纱锭剩4万余锭，300部布机沉入江底。据统计，豫丰和记纱厂迁川及遭受轰炸的损失共为363万美元。
豫丰和记纱厂迁到重庆时，因中国沿海各城市均被日军占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已日益紧张。豫丰迁川后，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豫丰董事长卞白眉等人迫切希望纱厂尽快重建开工，以生产后方急需的纺织品。
1939年8月，豫丰在嘉陵江边搭起临时工棚，安装5000纱锭，进行简易生产。同时，他们加紧新厂筹建。束云章下令工厂日夜赶工，并亲自监督，许多事情都亲力亲为。
当时因物价上涨，法币已出现贬值现象；承包商见无利可图，便消极怠工，影响了工程进度。对此，束云章决定对建筑承包商提出工料补偿的办法，使他们也有利可图。
1939年年底，1.5万纱锭装置完工，1940年元旦开工。之后他们又陆续装置1.5万纱锭。到1940年6月底，基本恢复5万纱锭生产规模，厂名改为郑州豫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
当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重庆。为避免被日机轰炸造成的损失，豫丰和记纱厂将其中1.5万纱锭迁至四川合川县东津坨设立合川分厂。
1940年11月，豫丰和记纱厂又在重庆设立了纺织机器配件厂，负责豫丰重庆分厂的机械修理和制造，由重庆分厂统一管理。在束云章等人的努力经营下，郑州豫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的生产经营情况不断好转。1941年与1940年相比，资本额由126万法币增加到1470万法币，年产量由6602件增加到10896件，利润由172.5万增加到1064.9万，成为大后方首屈一指的纺织工厂。
抗战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工业萧条，无法满足战时军需和民用物资的要求。国民政府内迁后，决定开发西北大后方。
1939年11月，束云章被委任为中国银行甘肃天水分行经理，分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银行业务，兼及河南局部、湖北襄樊等地，并筹办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仍兼任豫丰总经理。
1940年，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主要经营棉纺织业。由于资本雄厚，雍兴公司在短短两三年内，就在陕西的西安、咸阳、宝鸡、蔡家坡、虢镇和甘肃的兰州等地先后经办了13个厂矿企业。它们是：
陕西蔡家坡纱厂，纱锭2万枚；
蔡家坡酒精厂，日产酒精1000加仑；
蔡家坡机器厂，置设备300部；
陕西陇县煤矿，日产煤450吨；
兰州面粉厂，每日制面1500袋；
兰州毛纺厂，自行纺织与漂染；
兰州化工厂，设玻璃、肥皂、制药三分部；
兰州机器厂，置设备50部；
四川广元酒精厂，日产酒精500加仑；
长安印刷厂，置平板印刷机及铸字设备；
此外，还有长安制革厂、陕西虢镇业精纺织厂、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纺织、机械两科）。
以上企业和学校的资金，都来自中国银行。它们既生产军需物资，又提供民用所需。
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还与湖北省合作，将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纱布局迁至陕西，创立咸阳纱厂，加上战前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投资的咸阳及灵宝机器打包厂，三厂均由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管。
此外，还在西安设立火柴厂，供应西北诸省；1943年，又与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合办，成立迪化纺织厂。
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拥有货车数百辆，对外称西北运输处，促进了战时后方的物资运输和流通。
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工矿企业外，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抗战时期西北最大的企业。
据其助手吕凤章回忆：“云公于抗战期间除主持雍行和雍兴业务外，在重庆以豫丰纱厂为中心，也有很多业务。他的时间分配在西安与重庆各半，每次他到西北，对已有业务固然有很多指示与改进，也常策划新事业。”
◎故事感悟
束云章本着“金融扶植实业，工业支持抗战”的坚定信念，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不畏艰辛，在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西北建设现代企业，为支持抗战、开发大西北作出了巨大贡献。束云章对祖国、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被人们牢记！
◎史海撷英
束云章“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
束云章终身服务于中国银行，一生对纺织和机器两业投入最多。说起来，并非个人因素，实与当时民族工业的步履维艰不无关系。从历史的脉络看，中国早期南北开设的诸多银行，“很少懂得生产事业，也无挹助实业的业务”。
直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合组银团放款挽救申新纱厂，使其复兴，开端之后，才步入了金融业协助大工商业的正轨，发挥了鼓励及挹助实业的作用”。
这正是束云章金融实业报国的起始，并于此一发而不可收，对中国纺织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