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邻近澳门、香港，中国近代早期的买办很多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唐廷枢和他的胞兄唐廷植（茂枝）、族兄弟唐瑞芝及唐国泰（翘卿），都是当时闻名的买办人物。而他的侄儿唐杰臣和侄孙唐纪常，也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单是怡和洋行一家，从唐廷枢经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四任买办，为时达半个世纪以上。
离开学校之后，唐廷枢在香港一家拍卖行里当过职位很低的助手。1851年起，他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当了七年翻译。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也就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的七年里。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一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洋行买办的十年中（1863—1872），唐廷枢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三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三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三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开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额外收入，而且使他能对其所代表的中国股东，施加他的老板所希望发生的影响。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
1873年，唐廷枢离开了怡和洋行，参加当时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后台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对洋务派的官僚企业实施官督商办。这在唐廷枢一生的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唐廷枢原来作为外国洋行得力的买办，这时又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他活动的圈子和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从1873年起到1876年止，唐廷枢的活动主要在轮船招商局。1876年他受李鸿章的委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1885年以后，则完全脱离招商局，专管开平煤矿。
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这个矿在19世纪末的年产量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还有，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部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也是在唐廷枢倡议和主持之下兴办的。这所煤矿为洋务派官僚提供了他们所汲汲以求的“海防用项”，也为它的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洋务派官僚企业不但为唐廷枢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奠基了政治上的晋身台阶。在唐廷枢进入招商局之前，他就已经取得了一个同知的头衔，之后他的官衔随着他在洋务派官僚企业中的地位而上升，由同知升为道台，甚至得到“堪备各国使臣”的保举。他的名声在洋务派官僚中得到交口称誉。李鸿章委任他主持招商局，称他“精习船务生意”，随后委他主持开平煤矿，又道他“识开采机宜”，“胸有成竹”。而丁汝昌在调他办理福建洋务时，除了夸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之外，还称颂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在他60生辰之日，唐山矿区四十八乡绅父老子弟“同送万民牌伞”。
19世纪70年代以后，唐廷枢在洋行企业和洋务派官僚企业之外，又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企业活动。在进入招商局的前夕，他就曾在香港集资10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进入招商局以后，为了开展码头堆栈和轮船保险业务，他又和徐润等人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堆栈及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开中国人自办保险公司的先导。进入开平矿务局后，他仍然不忘堆栈码头业务，于1890年和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的煤炭。在开平矿务局期间，他在矿业和工业的投资方面进行了许多试探，其中有1883年与买办李文耀试办之热河承平银矿，1887年和1888年与徐润先后勘察的平泉铜矿和迁安铁厂，以及1889年从香港华侨商人何献墀（昆山）手中接办的广东天华银矿。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还邀约郑观应计划经营造纸厂。而在他逝世的当年，又和徐润等人筹办热河的建平金矿。在他参加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之前，已经对一家有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倾向的报纸──《汇报》，给予经济上的支援。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逝世于天津。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故事感悟
唐廷枢有着灵活的头脑，丰富的从商经历。他的前半生在积累经验，后半生效力国家，兴办实业，支持救国活动，是一位不忘富国利民的爱国商人！
◎史海撷英
教 案
清末自从天津条约开放传教以来，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传教工作。但由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差异很大，因此传教士、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因当时教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也导致混入不少地方上不法的无赖地痞）常与民众产生各种误会和冲突。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群众信以为真，导致群情激昂，聚众问罪。也有混入教会的“吃教”者，素质低下，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有时形成大规模的抗争冲突，亦即教案。
◎文苑拾萃
买 办
买办，通俗地讲是一种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的义译，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
北方实业之父周学熙
◎吾虽瘠，天下肥矣。——欧阳修
周学熙（1866—1947），字辑之，号止庵，晚年号松云居士，又号砚耕老人。出生于安徽建德（今东至）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00年为山东候补道员，后随袁世凯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后任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并创办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兼任督办（校长）。1905出任天津道，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滦州煤矿公司、天津造币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等。
20世纪初，天津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田。袁世凯鼓吹“大兴工业”，在继承洋务运动以来开拓的近代工业基础上，力主创办直隶工业总局以及工厂、实习工场和劝业铁厂等，力图推进工业发展。在袁世凯身边，有很多新政的支持者，而其中被史学界誉为“南张北周”之称的周学熙被定位于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其半官半商的特殊地位不仅为周氏家族谋取了大量的财富，也大力助推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
周学熙一生在官场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追随袁世凯，历任山东大学堂、直隶官银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等总办。1912年以后，又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袁世凯经营北洋事业的经济总管。他一生创办了15个企业，建立起包括水泥、煤炭、纺织、玻璃、自来水、机器制造、金融、保险、农垦等多部门的周学熙资本企业集团。据估算，周学熙集团主要企业的资本总额至少达到4260万元。
周学熙步入近代实业界是由在开平矿务局任职开始的。1897年，周学熙被张翼委以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售煤处主任之职，1899年擢升为开平矿务局总办。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开平矿务局被英人骗占。周学熙以开平矿务局总办身份，作为移交一方的见证人，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凭借武力掠夺中国矿山的野蛮行径。这为他以后创办滦州煤矿、并决心“以滦抵开、收开”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础。
周学熙在开平矿务局遭受挫折之后，即投奔了袁世凯。袁世凯为周学熙仕途步入高峰提供了舞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学熙“振兴实业、金融先行”的战略规划。这段时间，他协助袁世凯做了三件重要的大事：首先，庚子之乱之后，受命于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北洋银元局总办，铸造铜钱，三个月迅速稳定了天津的金融市场；第二，1903年从日本考察归来，改组教养局为直隶工艺局，成为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到1908年，为旗下新建的商办企业提供直接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子；第三，以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模式改组天津官银号，为商办企业筹集资金。
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周学熙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
1903年，袁世凯委托周学熙收回开平矿权。周学熙建议袁世凯先收回细棉土厂，并将其更名为唐山洋灰公司。周学熙利用自己在北洋财界的特殊地位，在直隶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各借支50万银元作为长期低息贷款，用于购置生产水泥的国外先进窑磨设备。不久，周学熙招足商股100万元，还清了官方借款，于1907年组成了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年，周学熙40岁。经过近十年官场生涯，他开始了经营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企业。
启新投产后，很快达到年产水泥24万桶的规模。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启新还在上海、天津、沈阳、汉口设立了四个总批发所，水泥行销全国。1914年，周学熙出面向社会发行启新公司债券，以“受托管理”的名义兼并了濒临倒闭的湖北水泥厂。从此，启新水泥在国内居垄断地位。
启新洋灰公司对于周学熙的企业集团来说，是个开端，也是一个范本。它的成功模式在此后被周学熙和他的子侄们多次复制：政府购货、官僚庇护、国家投资。用政府官银号的贷款收回公司，待公司运营之后，则得到更多的政府政策优惠：如启新洋灰公司，周学熙从自己控制的滦州矿务公司售给启新的煤只有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七，招商局运输时运价优惠，政府命令在修建京张、京汉等铁路时必须使用启新产的马牌洋灰等等。
周学熙一直受开平煤矿被骗占事件的影响，对此耿耿于怀。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他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煤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煤矿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出任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注明“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
经过六年左右的价格战，英商终于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曾减至178万英镑。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滦州公司的股东们害怕利益受到冲击，慌忙间竟然同意了英方“两矿合办”的提议。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周学熙对这个结局非常不满，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
1915年，周学熙请辞财政总长之职。辞职后，周学熙于1916年在天津创办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亲任总经理，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河南汲县建立了华新公司的四个纺织厂。华新纺织公司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纺织企业。为保证华新公司的原料供应，周学熙在华北推广植棉技术，他引进美国优良棉种，推动地方政府奖励种植，并设立棉业传习所，培养植棉、纺织技术人才。
1919年，周学熙受聘出任总行设于天津的中国实业银行总理。这家银行以周学熙主持的启新洋灰公司为经济后盾。此外，周又与比利时人联合投资，于1923年开办了耀华玻璃公司，工厂分设秦皇岛、上海两地，秦皇岛耀华玻璃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平板玻璃生产基地。
1925年，周学熙陆续辞去各公司职务，退出实业界。晚年的周学熙除尊崇儒学外又笃信佛教，闭门念佛，自称松云居士。
◎故事感悟
周学熙的经营不仅为周氏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使得近代中国的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他“以滦制开”的想法，更是体现出了他的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