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代以来，以历史上郁林州（玉林市）的兴衰来看“互通”对城市发展的巨大拉动作用。
据《元一统志》载，“南流大江在州南，去南流县二百步，源自容州北流县凌城乡大容山流出，经本州南门外，至廉州石康县合浦入诲。岁通舟楫，来往运海北海南盐课，至南辛仓交卸”。故元代南流江的交通形势与地位和运输能力未发生变化。正因为各种货物在城南港埠转运，所以在州城南门外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墟市（乡村集市）。
明初，废南流县入郁林州；废普宁县入容州，并降容州为容县，属梧州府；原容州所属北流、陆川二县隶郁林州后，形成了郁林五属——郁林州、兴业县、北流县、陆川县、博由县，其中郁林州城成为五属中心。郁林州行政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州城吸引范围和物资集散能力的扩大，人口集散的空前增加。
民国后期，尽管南流江航道水深变浅，出现了“船埠与津谷之间礁石结集成石滩，滩在江中间阻塞主要航线二分之一，成之字形，延长至五华里许”等严重阻碍航运的问题，但由于自郁林城为起点的公路交通已四通八达，且在交通运输中升居主导地位，所以也并未因水路交通的上述问题而对郁林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区内水、陆交通线，尤其联水陆路所沟通的南北干线，不仅孕育了宋初的郁林州城，活跃了城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而且长期有力地维系、推动和促进了郁林城市及区内其他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可见，交通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拉动与制约的作用。
地理环境对城市和交通有重要影响作用。一个城市如果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畅达的交通城市发展进程就顺利，就能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一个城市一旦环境改变，良好的区位优势丧失，发展就会受挫，并将被新兴占优势的城市超越。近现代以来黄淮之间城市发展表明，临近主要河流、位置适中、经济腹地广阔、交通便捷的城市有发展潜力，先后发展为地区中心城市；地理环境较差、交通不畅的城市发展就会缓慢。对这些城市来说，改造环境，创造良好的交通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利用这一地区河道较多的特点，发展水运交通，兴修水利，防治水患，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当今世界，人们对“互通互利”的传统思维理念认识有了更深广的理解，也必然会在更广泛的领域成为我们处事立业的思想法宝。
◎故事感悟
水路交通在古代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交通工具低下、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只有水路交通方便出行、运输，因此城市大多傍水而建，在水路发达的地方，新兴城市也应运而起，水路交通的便捷也促使了城市的发展。因此说，古代没有水路交通，也就没有城市的建立。
◎史海撷英
古代鼎盛时期的扬州
现在运河沿线兴起了很多城市，这些城市成为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有的且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都市。例如，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魏晋南北朝之前，虽然地扼邗沟入江之口，也曾出现过一度的繁荣，但毕竟尚属于区域性州治。扬州的真正繁荣，是在京杭大运河全面开通之后。隋唐时期的扬州，不仅是江淮水陆交通的中心，是南方财富向关中、中原转送的枢纽，而且有着享有盛誉的铜镜制作、丝织品、金银器、玉石雕刻、造船等众多的手工业。
《新唐书·地理志》所列扬州贡品，就有24种之多。据日本僧人元开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二年（743），鉴真第一次从扬州出发，所带的一批工手中有玉作人、画师、雕檩、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共85人。从这个“工手”名单中，不难看出扬州手工业人才齐全，分工细密。隋唐时期的扬州，不仅是国家的商业都会，而且是东方闻名的国际贸易港。从东南亚诸国以及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来华经商者，多住扬州和洪州（今南昌）。8世纪初，日本来唐的交通路线，也从长江入经扬州、淮安，转赴长安。日本僧人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写道：扬州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9世纪时，大食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记东方四大商港，扬州即为其中之一。到中、晚唐时，扬州的繁华达到鼎盛，史称“扬一益二”，成为“雄富冠天下”的一方都会。
◎文苑拾萃
历史上“运河城市”的几种提法
在1885年之前，所有的运河沿岸城市都可以称之为“传统运河城市”，在1885年之后，有学者名之曰“近代运河城市”。而按近代以来的区域发展水平，并划分为“发达运河城市”和“欠发达运河城市”两组类型。以运河的兴衰为标志来解析城市的兴衰，水路航运的发展带动城市的发展。这个“发达”与“欠发达”的提法是贴切的。
郑和下西洋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郑和（1371—1433），15世纪功盖千秋、名震寰宇的伟大航海家。他的航海业绩时间之早、规模之大，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作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驱，郑和七下西洋被誉为“海上史诗”。
郑和七次下西洋，航海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访问，把明朝政府对海外各国和平亲善、“厚往薄来，不重利益”的外交方针政策付诸实践，才是真正的目的。郑和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了处理繁重而复杂的外交事务上，并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出色地完成了明朝政府交给他的外交使命，博得了“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高度赞扬。
郑和率领的整个船队，实际是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这里面有使团长（钦差正使太监）、副使团长（钦差副使监丞）、秘书（舍人，负责起草文书）、翻译（通事）、武官（都指挥）。使团中还有职业外交官“鸿胪寺序班”，负责使团与各国交往的礼仪之事，并教各国使节来华访问须遵行的各种礼节。鸿胪寺设卿一名，官居正四品；序班五十人，官居从九品。使团到各国访问时，要对各国国王、酋长、头目等颁读明朝政府的诏书、敕命，同时要接受各国的文书、表章。使团还负责迎送各国使者，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使团每在一国登陆，都是以一支雄壮的仪仗队为前导，鼓乐喧天、仪式隆重，“船队统领富埒王侯，服饰灿烂。当其登陆之时，卫士、奴仆、乐师如云”。
明成祖朱棣称帝以后，继承和发扬了明太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进入全盛时期。经济的丰裕、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兴盛，使中国成为雄踞世界的东方大帝国。中国的造船业，更是举世称雄。寻求拓展对外贸易和海外发展的道路，成为客观的必需和可能。
在明成祖登基之初，由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影响，当时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存在诸多尖锐的矛盾需要解决，这就增加了郑和外交使命的繁重性和复杂性。中国南方边境纷乱不宁，在沿海诸岛屿上，反对明朝的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不时窜上大陆骚扰捣乱。凡此种种，不仅损害了明朝统治的声望，也不利于明朝帝国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永乐大帝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决心在外交上做一番大动作，彻底改变在海外国威不济的表现。
此时，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之间矛盾重重，局势混乱不堪。明朝要解决对外关系上的问题，单凭几个使节、几道文书，已经无济于事，因此永乐帝决定派遣庞大的舰队和精武之师。凭着郑和特有的见识与外交才能，终于在第三次下西洋之后，令东南亚和南亚沿海地区局势改观，出现了“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的局面。
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存在的矛盾纷争，郑和还进行了大量解疑释难、促进缓和的工作。永乐十年（1412），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的部分地区为爪哇所占，而满剌加想从旧港弄回这部分地区，遂假借强大明朝的名义，向爪哇索取这部分土地，引起爪哇的疑虑和不满。明朝虽曾帮助满剌加取得独立，但不允许满剌加的这种欺诈做法。郑和受命出使爪哇，向国王都马板解释：“比闻满剌加国索旧港之地，王甚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何疑焉？小人浮词，慎勿轻听。”郑和贯彻明朝政府政策，审时度势，顺利完成任务，及时制止了满刺加企图兼并旧港部分地区的举动，避免了马来半岛至爪哇岛一带再度出现紧张，也保证了郑和进一步向西远航的顺畅，消除了后顾之忧。马六甲海峡当时是由海盗所控制，这条航道也为郑和所打通。
郑和以其非凡的外交才能，贯彻了明成祖制定的外交政策。他通过自身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优势，传播伊斯兰教，尊崇佛教，联络感情，使他的和平亲善使命得到各国人民的信任与尊重，与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由于南亚各国多信奉佛教，为做友好工作，郑和每到一地，都同当地人民一道参与佛事。永乐五年（1407）冬天，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来到锡兰山，对佛寺布施了丰厚的香礼。郑和的两次佛事活动，增进了中国与锡兰山人民的深厚友谊，为以后的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故事感悟
郑和下西洋，完成了历史空前的远航壮举，气势惊天，彪炳史册，开拓了明王朝对外关系的一个兴盛时代，使明朝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同时也显示了郑和对外开拓的伟大气魄。
◎史海撷英
郑和下西洋的深远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地域辽阔，航线纷繁。他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有占城（今越南境内）、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真腊（今柬埔寨）、旧港、暹罗（今泰国）、古里（今印度半岛卡利卡特）、满剌加（今马六甲）、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吉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忽鲁漠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式姆岛）、木骨都朿（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竹步（今索马里境内）、慢巴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天方（今麦加）、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等共36个。
因此，明朝时期成为了对外关系兴盛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期。郑和的壮举使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一批批友好使者不远万里历经千险来到中国。作为沟通东西方的和平使者，郑和每次返航，都有外使随船来华，多时达千人。据不完全统计，永乐一朝，仅南洋地区就有九十余个外交使团来访问中国。从永乐到宣德的30多年时间里，外国使团来华更多达400多批，每次来访问的使团，最少的也有六七十人，多的达五六百人，甚至还曾接待过1200多人的使团。
◎文苑拾萃
郑和的第三次下西洋
郑和在东南亚和南亚部分地区所做的大量友好睦邻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占城国是郑和多次访问的国家，由于明朝政府制止了安南对占城的侵略，使其免于安南的兼并，又帮助其收复了被安南占领的大部分土地，所以占城举国上下对中国都满怀感激之情，热烈地欢迎郑和使团的来访。
在第三次下西洋中，当郑和宝船抵达占城新州（今越南境内）港口时，占城国国王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织巾，背腿和手足四腕带着金镯，脚蹬玳瑁鞋，腰束八宝方带，看上去宛如金刚。国王端坐在骑象上，前后簇拥着500多名士兵和骑着马的部将们，来到港口迎接郑和。船队靠岸后，郑和宣读永乐皇帝的诏书，对占城国王及其臣下进行赏赐。在占城停泊期间，占城国王热情款待，与郑和船队进行了广泛的贸易互换。郑和宝船所载的丝绸、瓷器、美术工艺品等受到了占城人民的极大欢迎。这些都显示了当时明朝国盛兵强，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符合海外各国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受到如此隆重盛情的欢迎。
中俄之间的恰克图贸易
◎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
中华民族的“互通互利”理念有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史上的体现则更加明显。
恰克图在清代是中俄边境重镇，汉名为买卖城，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图条约》在此草签，次年正式换文。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政府在旧市街南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200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1729年清朝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汉人称互市地为买卖城，后将两地也统称为恰克图贸易圈。恰克图边境贸易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不仅为两国商民熟知，且名扬世界，这一贸易对中俄关系及两国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茶叶和俄国的毛织品，有文章描述：“活跃的市场将恰克图造就成了富翁的城市。1870年，在恰克图，你可以听到俄国腔的汉语、中文腔的俄语，还有蒙古调的俄语和汉语，或者俄调和汉调的蒙语，各种语言在此进行‘无障碍’的交流。”清人何秋涛在其著《朔方备乘》中也写道：“盖外国人（俄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著。”可见，繁荣的经济为恰克图打造了别样的社会图景，颇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住而知荣辱”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