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拾萃
唯天下至诚，创世间奇迹
宋代二程理学认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可以说，至诚之心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
从事任何事情不真诚就可能导致失败。只有出于诚，才能对事真心实干、脚踏实地、有始有终，才能激起巨大的热诚和激情，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正如曾国藩所说，只要有至诚之心，则天下无不可以为之事矣。
为敦煌奋斗一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常书鸿（1904—1994年），满族人，生于浙江杭州。1927年6月赴法国。1932年夏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通过里昂油画家赴巴黎学习的公费奖学金考试。193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1943年3月24日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以及对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
常书鸿年轻时在欧洲留学，学的是油画。当时他的画在法国已经有些名气了，专门有人上门订购他的画，他的生活过得舒适而富足，并且已经在法国安了家。
平时，常书鸿常常去一些艺术博物馆观摩学习，在那里，他看到了令人伤心的一幕：我们国家的一些珍贵的艺术品，特别是敦煌石窟中的一些艺术精品，竟然被法国人“收藏”在那里。作为一名艺术家，常书鸿虽然知道艺术无国界的道理，但是他觉得，祖国的艺术珍品再也不能流落在外，再也不能被人掠夺了。那时他心里有一个梦，一个保护敦煌、保护中国古老艺术的梦。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画家也要为抗日救国出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常书鸿在法国就更无法待下去了，他毅然抛弃了在法国的舒适生活，带着妻子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在一所大学里做美术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觉得他要开始为心里的梦想而奋斗了。
常书鸿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敦煌。敦煌石窟千姿百态却又千疮百孔，他为这样一座稀世石窟没有专人保护、管理和研究而感慨……在敦煌石窟里，常书鸿暗暗地立下誓言：要在敦煌干一辈子，为保护和发掘祖国的艺术宝库而奋斗一生。
从此，常书鸿就在西北荒漠中扎下了根。没有房子住，他就住在千佛洞的一个破庙里；没有电灯照明，他就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伏案工作；睡的是土炕，吃的是河滩上用咸水煮出来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而且还没有筷子，只得用树枝削两根筷子将就一下。常书鸿觉得，生活可以将就，自己也可以风餐露宿，但祖国的艺术珍宝却不能将就，必须尽快地保护起来。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同样也是学艺术的妻子却实在不能忍受了，在国外过惯舒适生活的她，觉得一下子从天上到了炼狱，而且是那种永无止境的炼狱生活。没有办法，妻子要离开他到大城市中继续她的艺术梦，而常书鸿却要在敦煌的石窟中实现自己的梦想。妻子走了，家也没有了，常书鸿就把敦煌当做自己的家，他几乎成了一个“山顶洞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一个洞窟到一个洞窟，从一尊塑像到一尊塑像，常书鸿都将它们一一编号、造册、登记，然后再整理临摹。从清晨到傍晚，常书鸿都待在光线昏暗、阴冷潮湿的石窟里，一丝不苟地画着、临摹着……在洞窟里，他看到岁月的刻刀正无情地侵害着我国的艺术瑰宝；他看到时间的风霜正磨蚀着古老的飞天。每时每刻，这些中华民族的艺术宝藏都有可能毁在那不知不觉中……常书鸿四处奔走，他呼吁求救，终于，他保护敦煌石窟的拳拳之心感动了大家。经过多方的努力，一堵1000多米长的沙土墙修建起来了，挡住了流沙的侵蚀，还能防止牲畜的糟蹋。
几十年过去了，常书鸿以石窟为伴，以敦煌为家。他甘于寂寞，甘于清贫，但是他不甘于祖国的艺术宝库埋没于西北荒漠的流沙之中。常书鸿辛勤忘我的工作使敦煌千佛洞的艺术宝藏得以较好地保存并闻名于世界。他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所有才华都奉献给了敦煌石窟，奉献给了伟大的祖国。
◎故事感悟
常书鸿为了艺术宁愿放弃富足优裕的生活甘愿来到荒漠的西北，为了保护和发掘祖国的艺术宝库，付出了一生。他把才华献给了伟大的祖国，献给了人民。
◎史海撷英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1992年我国创立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它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团法人，并由国家文物局主管的公募性文物保护基金组织。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致力于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其宗旨是：筹措文物保护基金，资助文物保护项目，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弘扬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
◎文苑拾萃
敦煌乐
杨 慎
角声吹彻梅花，胡云遥接秦霞。
白雁西风紫塞，皂雕落日黄沙。
汉使牧羊旌节，阏氐上马琵琶。
梦里身回云阙，觉来泪满天涯。
起伏跌宕的刘伯森
◎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白居易
刘伯森（1869—1940年），江苏武进人。25岁在上海德美洋行供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福建总督许应骙、将军善骐购军火，深受赏识，并合伙开设慎太恒客号，经营煤炭。光绪二十八年，涉足股市，设“刘伯森事务所”，大获其利。刘伯森又创办商学会，担任上海总商会秘书。又办烟厂。清宣统三年（1911年）租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后因武昌起义，计划失败。后又经营纱厂、纸厂，一度兴旺发达。民国十一年受世界经济萧条影响，纸厂又遭大火，并日军入侵，境况愈下。
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刘伯森，艰苦创业，历尽坎坷，百折不回，是旧中国民族企业家在夹缝中奋力求存的一个缩影和写照。他一生曾经营三家纱厂（宝成一、二、三厂），两家造纸厂（宝源东厂、西厂）及三星香烟厂。
刘伯森，1869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刘养浩是个秀才，在乡里教书。父亲刘凤书，经营埠际贸易。刘伯森6岁入学读书，18岁在家乡开办学馆，25岁到上海，先后在德商、美商洋行做事，一度赴日本长崎、神户考察煤矿生产、运销全过程，大开了眼界。回到上海后他打算自己开设煤号，但由于资金缺乏，未能实现。
1900年，刘伯森任福建省驻上海委员，代福建督办大炮20尊，得到佣金约3000余两。又受他人之托操办进呈慈禧太后的贡品，博得了太后的欢心，受到了丰厚的奖赏。1900年8月，刘伯森与他人合伙开设了一家字号为慎泰恒的货栈经营煤炭，刘伯森出资1万两，自任经理。起始销路不畅，第二年转旺，获得利润3000余两。
1902年春，刘伯森为了积累更多的资金，开始从事股票买卖，增设刘伯森事务所。该所经营金额很大，在抛售洋股耶松船厂股票上一次就获利十三四万两。之后，刘伯森把慎泰恒字号的日常工作交于他人负责，自己则致力于股票买卖，以希望积累更多的资金兴办实业。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获利共达30余万两。
当时洋股交易被帝国主义作为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最凶狠手段。洋股都是由国外厂商发行，这些厂商开设的厂矿企业绝大多数不在中国境内，国人根本无法了解这些厂商的内情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只能任凭洋人操纵其股票价格，从中掠夺大量金钱。在洋股交易市场上，人们为了发财致富不惜将多年的辛勤积累全部抛出，结果却大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刘伯森在经营股票买卖中能够获利，实属侥幸，因此他受到洋人的嫉妒和陷害。
1903年，有一英商股票掮客凭借领事裁制权，串通英国领事和会审员出票拘禁刘伯森，以达到欠款不还讹诈的目的。刘伯森为了维护华人利益，团结商界人士予以抵制。经过一番交涉，终于伸张了正义。经过这件事，刘伯森体会到团结商界的重要性，因而独自出资创办起商学会，聚集知名人士，改组上海商会，另订商会章程，以维护商界利益。
刘伯森通过买卖股票积累了资金，于1904年开始投资兴办实业。这一年，刘伯森与他人各出资5万两成立了三星香烟公司。由于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地区设厂，后来又在香港、汉口、沈阳等地设厂和成立了推销机构，几乎垄断了我国的香烟市场，并且拥有捐税特权，因此弱小的三星香烟公司没有力量和外商香烟公司抗衡，勉强维持了六七年，终于宣告停业。
初战的失利并没有削磨掉刘伯森的锐气。1908年，他又与粤商合伙打算收买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股票100万两，私营轮船、码头业务。由于粤商中途改变主意，私自先行出售所收股票，使刘伯森没有办成此事，并且受到连累，亏损30多万两，他只好把慎泰恒号停业，用来清偿债务。1909年，他又开设宝兴长号，惨淡经营。1911年，刘伯森通过关系，租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因汉阳失守，办厂计划告吹。1913年，刘伯森和北洋政府交通部签订年运销10万吨山西阳泉白煤合同，经营煤炭。
从1904年至1913年近10年的时间，由于外受外国资本的排挤，内受时局动荡的影响，刘伯森投资兴办工业一波三折，事倍功半，举步维艰。刘伯森企业的巩固和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他及时抓住这一时机，从1915年至1918年，先后租办了上海伦章纸厂（后改名宝源纸厂西厂），苏州苏纶纱厂（后改名宝通纱厂）、上海裕通纱厂（后改名宝丰纱厂），到1918年三厂共盈利34万两，远销阳泉白煤也有盈余。在此基础上，从1919年至1921年，他又先后新建起宝成一厂和宝成二厂，购进当时我国最大的浦东华章纸厂，在天津新建宝成三厂。经过六七年的时间，刘伯森已拥有七家纱厂和造纸厂，业务蒸蒸日上，获利巨大，此期间也是刘伯森经营企业的全盛时期。
刘伯森在销售产品上采取低价预抛迟交（产品）的办法，在原料购进上采取远期支票高价先收（原料）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扩大了产品销售和原料购进，增加了流动资金和盈利。为了招揽人才，加强技术力量，刘伯森把张謇在南通办的纺织学校毕业生全部引入企业，这些年轻人有热情，懂技术，成为刘氏企业的骨干力量。刘伯森在建造企业时突出“快”字，快建厂房，快装设备，快速投产。五四运动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使国内企业发展出现了兴旺景象，刘氏企业处于黄金时代。仅1920年这一年，纱厂、纸厂共获利300多万两。
可是好景不长，从1922年开始，灾祸连结，战后萧条之风、自然灾害，宝源纸厂发生的火灾，与英商打官司等一系列打击使刘氏企业经营趋向萎缩。1925年，刘伯森出于无奈把宝成一二厂出售给日华纱厂，清偿以前的债务（1921年曾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以宝成为抵押贷款500万日元），日商兼并阴谋终于得逞了。刘氏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1926年宝通纱厂也因无力经营而退租。
遭到种种沉重打击后，刘伯森仍心犹未甘。1927年他在上海又集中精力经营造纸厂，把原宝源造纸厂改组为天章造纸厂。刘伯森采用种种办法与洋商竞争：一是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二是调整售价，使之低于洋纸售价；三是采用直销办法，有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得到商务印书馆等用纸大户的支持。这样，天章造纸厂不仅没被洋商挤垮，反而提高了声誉，产品行销全国各地。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天章被迫停工。后经努力，又恢复了生产。不料八一三战火又起，天章东西两厂全部停工。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天章东西两厂虽再次复工，但景况已不比以前了。
刘伯森一生劳碌，屡仆屡起。其实，刘伯森的经营结果绝非个人悲剧，在旧中国历史条件下，有着其客观的必然性，但是他从没有放弃。
◎故事感悟
刘伯森一波三折兴办实业，举步维艰，尽管遭到种种沉重打击，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也没有放弃。这种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创业精神，值得后人钦佩和学习。
◎史海撷英
清政府设立商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实行了一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措施，并倡导官商创办企业。
1903年4月清廷议定商律，9月成立商部，将以前路矿总局主管的路矿事务并入商部，使商部成为掌管振兴商务及铁路、矿务等事宜的行政机构。商部主官为尚书，左、右侍郎；另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下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律学馆、商报馆各一所。9月26日，命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
1905年在商部成立商标注册总局。
商部先后颁布了《商律》9条、《公司律》113条、《商会简明章程》26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28条、《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规定了若干保护和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措施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
商部的成立及其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投资工商业，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1906年，清政府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