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创办女子学堂
◎化齐心，莫若教也。——《晏子春秋》
梁启超（1873—1929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他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中国旧俗，妇女皆禁为学。一则贱女之风，以女子仅为一家之私人，故以无才为德；一则男女既别，不能出于学校以求师。相习成风，故举国女子殆皆不学。”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这段话概括性地指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将女子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的陋俗及导致禁锢女学的原因。直至19世纪末，这千年陈规终于被维新派创办女子学堂的举动所突破。
19世纪末，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变法，就是一次实行新政、变法图存的尝试，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这股早期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浪潮中，改革教育，包括改革女子教育，也成为除旧布新的一个重要方面。1892年，陈虬所著的《救时要议》率先提出“设女学以拔取其材，分等录甩，此自强之道也”。1894年，谭嗣同进一步提倡仿西法开设“女学校”，使“妇女无不读书”，并主张“凡子女生八岁不读书，罪其父母”。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反复论证女子为学的可能性，强调“兴学选才”不应歧视排斥女子、“用男弃女”。他指责剥夺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如奴隶、如蝼蚁，卑微愚贱，摈在人外”的做法是“抑人才而塞文明”，“背天心而逆公理”。维新运动的另一重要领袖梁启超也对提倡女子教育格外重视。1897年他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女学》，更把妇学视为关系到“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的口号。他还明确指出，所谓女学并非只是能作诗词、“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维新派所提倡的女学是要“讲求实学，以期致用”，“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维新派还在《时务报》公开发表《倡设女子学堂启》，呼吁志士仁人“共襄美举，建堂海上，为天下倡”，以振2000年之颓风，拯两兆人之吁命。梁启超亲手草拟的《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对实际创办女学堂事无巨细地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该章程以“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为立学宗旨，“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取材于闺阁之中”。其中《招选学生章程》规定：
一、堂中暂招学生四十人，以后经费渐充，随时增广。
二、学生年限，幼不过八岁，长不过十五岁。
三、凡学生年在八岁至十一岁者，必识字方许入学；十二岁至十五岁者，必略识文法，能阅浅近之信札者乃许入学。俟有定期，即刊日报以广招徕，以示大信。
四、缠足为中国妇女陋习，既讲求学问，中人亟宜互相劝改，唯创办之始，风气未开，兹暂拟有志来学者，无论已缠足未缠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画定界限，凡缠足者皆不收入学。
五、立学之意，义主平等，虽不必严分流品，然此堂之设，为风气之先，为他日师范所自出，故必择良家闺秀，始足仪型海内，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
梁启超还亲自拟定了五条学规：
一、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
二、堂中设颛门之学三科：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学生每人必自占一门，唯习医学法学者，于粗浅之算理亦必须通晓。
三、于三科之外，别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凡自认此科者，于各种学问，皆须略知本末，则不必于三科之中自占颛门。
四、纺织绘画等事，妇学所必需，俟经费扩充，陆续延请教习教以中外艺事。
五、堂中每月设课一次，由教习命题，评定甲乙，每季设大课一次，课卷送通人评定，列等第，设奖赏，唯初办之始，或学生未能应课，则此项俟数月以后始行举办。
在“学成出学规例”部分规定：“凡学生习一事，或师范科及艺事等，学成者由堂中给以文凭，他日即可以充当医生、律师、教习等任”。按照维新派的计划，“草创之始，经费未充，拟先设堂上海，然后再议推广，普及各省府州县”。
梁启超等倡设的女学堂于1897年10月26日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动工，次年5月31日正式开学，校名为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任外董事，具体负责创办。这是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第一所女校。女学按梁启超的设想招收8—15岁的“良家闺秀”20余人，课程“中西各半”，其中中文课设《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之类，其余女红、图画、医学“间日习之”，此外尚设英语、算术、地理等课，并且于读书写字之暇兼及体操、针蒂、琴学等。女塾还注意按学生“资质之高下定课程之多寡”，每旬逢3日和8日两天由教习“试课论说”。
维新派领袖对创办这所女塾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就是康有为除表态“局外竭力匡赞”外，亦于1897年8月携长女同薇抵沪直接参与了该校的筹办工作。梁启超与严信厚、郑观应、康广仁、陈启同等亲任外董事，负责“在外提倡集款，延聘教习、提调，商定功课，稽察用度”，上述诸人妻女和康同薇等为内董事，“轮日到学稽察功课，并助提调照料管束一切”。经正女塾实际上是维新派把他们改革女子教育主张付诸实践的一个典范。
政治上奉行改良主义的维新派希图在保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的一些“新学”，向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因此在教育改革上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较多的封建色彩。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读经，把儒学视为“圣教”，在塾中供奉“至圣先师”神位，课程设置方面也杂有《女孝经》、《女四书》等陈旧的内容。经正女塾还明显受到教会女校的影响，除邀请李提摩太夫人每月访问女塾一次外，还延请林乐知女儿林梅蕊任西文总教习并兼授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但无论如何，由中国人自己开办女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而且经正女塾比起教会女校和封建女教还是有很大不同，多少体现了“讲求实学，以期致用”的精神。学生不但学文化，还自办刊物，发行《女学报》，宣传妇女教育的重要性，讨论各种实际问题，还组织团体参加提高成年妇女文化程度一类的社会活动，办得颇有生气。女校开办不到半年，又在城内淘沙场增设一所分塾，年终学生增至40余名，次年又发展到70多人。据1899年6月发表在《万国公报》的《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一文报道，当时经正女塾“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簦负笈而来”，“规模既定，光气大开，一时之闻风兴起者，如苏州、松江、广东，及南洋新嘉坡等处，皆陆续设立女学堂”。
1900年中秋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经正女塾也随之被迫关闭。
◎故事感悟
维新派创办的女子学校虽然只开办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但其开风气之先，突破传统封建女教的首创之功不可泯灭。维新派改革女子教育的活动虽受到严重挫折，但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扼杀不掉的。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
◎史海撷英
梁启超的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是我国19—20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他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效仿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文苑拾萃
《少年中国说》节选
梁启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光绪帝废八股创设学堂
◎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张子正蒙》
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年），清德宗光绪皇帝，4岁登基，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至18岁。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98年，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戊戌变法”，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囚禁慈禧，但被袁出卖，从此被慈禧幽禁在颐和园。整个维新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暴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明清以来，一直采用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八股文作为科举制的主要形式，越发死板。八股文的题目均取自《四书》，论述内容必须依据宋人朱熹《四书集注》等书，八股之学已成为无用之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前，维新派猛烈抨击八股旧学，指其大害在于“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造成人们“目不通古今，耳不知中外，以致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乃至市井无才，田亩无才，列肆无才”。强烈要求“痛除八股”。光绪皇帝将维新派的呼声付诸变法实践，谕令国家的会试、省级乡试和府县的生童岁科试，一律停止八股文，改试策论。乡试、会试仍旧分三场，头场试政治、历史，二场考时务，三场试四书五经。前两场按中额十倍、三倍录取人才，后一场仍按中额录取。又令罢试诗赋，所有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殿试通过，“即可量为授职”。
与废除八股考试制度相配合的是举办培养新式人才的学校。光绪皇帝与维新派在改革中通过创建新式学堂和改造旧式书院建立了包括各种学堂的较完整的新的教育体系。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西学的学堂，鼓励各省士民捐资办学堂。又设华侨学堂及医学、武备、水师、铁路、矿务、农学、茶务、翻译等学堂和算学馆、学计馆等专业学堂。
新式学堂与旧式书院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学内容的推陈出新。新式学堂对原书院所设旧课“酌量并减”，增设“时事、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后又扩充为包括史学、实务、制造、政要、条约、税则、测绘、译学等多种课程的实用之学。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积极自办学堂，将西方的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哲学、语文、音乐、兵试、体育等科都搬进了新式学堂。在光绪皇帝创建学堂的号召下，地方上官民捐建学堂者也大有人在。如杨锐筹办蜀学堂，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捐资筹办湖南省城中学堂，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一时间，兴建新式学校已成维新期间的一种社会风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新学校里，研习西学已成时尚，陈腐的八股文风不得不退避三舍，在多数学校中已荡然无存。废八股与创学堂的维新洪流，在死气沉沉的清王朝政治思想界、在全国上下卷起了一股股除旧更新的波澜。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慈禧及保守派疯狂地扼杀了新法，“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
◎故事感悟
光绪帝与维新派废八股创立的新学堂符合历史趋势，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光绪帝与维新派废八股创学堂的改革举措也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史海撷英
光绪的帝王生涯
光绪继位后，由慈禧专权。至光绪18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
光绪二十年（1894年），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中国运兵船，并攻击驻牙山清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