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在古稀之年，他的画风变革，其泼墨、泼彩画艺开创了中国画艺术的新风格。他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名扬世界，进入了国际级大师之列。而他的引路人，二哥张善子以画虎著称于世，抗战时期的宣传画以特有的形式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赢得了“世界绘画大师”的称号。一家出了两个世界级的画坛大师，除了让世人惊讶外，还必然会让人更有兴趣去了解他们兄弟是怎样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
1899年5月10日，四川内江县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一家农户，里外围满了人，人们争着去围观新生的婴儿。其实，这个孩子生下来除了头大外，与其他孩子并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因为他生前就有了神奇的传说，而引起了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的好奇。产妇叫曾友贞，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民间剪纸艺人，丈夫张忠发是个老实巴交的小商人。
在临盆前的一个夜里，曾有贞做了一个梦。梦里，见一个白发仙人送给她一个大铜锣，因耀眼闪光，她只见铜锣上有一堆黑色的东西，看不清楚，问“仙长，这是什么？”仙长说：“黑猿。”并叮咛她要小心照顾黑猿……婴儿出生后，父亲为他取名叫张正权，又名爰（与“猿”同音），字大千。
张大千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中，排行第八，上边的大哥、五哥、六哥和一个姐姐早夭。生存的兄弟姐妹有老二张正兰，字善子；老三张正齐，字丽诚；老四张正学，字文修；还有一个大姐张正恒和幺弟张正玺。从感情上说，张大千与大姐、幺弟最亲密，他幼年随大姐读书识字、学习画画；又携幺弟张正玺上小学、中学。可惜大姐婚后因夫妻不和郁郁而死；幺弟刚过20岁就因恋爱风波跳海自尽，这给张大千留下了一箱子触景生情的遗物、遗墨。老三张丽诚经商，经济上为张大千求学、赴日本学习，以及在上海拜师学书提供了不少帮助；老四张文修早年在资中教过私塾，后行医。张大千曾随四哥就读过，在诗文上得益颇多。但是，在家庭成员中，对张大千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莫过于“二哥”张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张善子，就没有后来的张大千。
张善子出生于1882年，比张大千大17岁。他自幼热爱美术，先后拜傅曾湘、曾熙为师，从书法入手，兼习古文，主功绘画。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同年入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科，后改读美术专修科；1907年回国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曾任蜀军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率部参加反袁讨袁斗争。后应四川地方政府之聘，出任乐至、商都县知事等职。1922年，他奉调入京，曾任总统府咨议、国务院咨议等职。
由于家中老大早夭，张善子在家中的地位相当于老大。俗话说“长兄若父”，张大千对张善子确实有“惮之若严父”的敬畏心理。
青少年时代的张大千，从喜欢绘画到立志以绘画为业，与家中父母的意见存在着很大分歧。母亲虽然在内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民间艺人，擅长工笔单线白描花鸟，人称“张画花”，她曾以刺绣、剪纸为业，维持全家的生活。几个孩子也多受母亲的影响，跟着学过绘画，张大千也不例外。少年时代的张大千喜欢绘画，但是在母亲看来，绘画毕竟是一种游戏，是画着玩的，从心底里来说，她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像她一样，做一个靠画画为生的民间艺人，因为她深知民间艺人的艰难。
1916年，张大千到重庆求精中学读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与同伴被土匪绑去。土匪把他们当肉票，要他们写信回家去勒索钱。土匪头目看到他的字好，赞赏地说：“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作黑笔师爷好了！”虽然张大千不肯，但在生死关头也由不得他。有一回，张大千被迫跟着土匪去抢劫，他站在一旁看热闹。土匪中有人警告他说：“你也要动手拿东西，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他看看四周，有不少书，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另一个土匪马上训他：“什么不好抢？怎么抢书？‘输’是犯忌的。”逼他换别的，他只得拿了墙上挂的四幅《百忍图》和《诗学涵英》一起带走。后来，这本《诗学涵英》也真派上了用场，张大千学作诗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后来，这帮土匪接受了招安，土匪头目老康被改编作了“赵连长”，张大千当了司书。过了一个多月，地方军队来打赵连长，把整个连都消灭了。张大千被捕后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绝不是真的信任土匪，等到一有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所幸，张大千被捕后不久，他的四哥就赶来营救他，结束了前后整整一百天的绑票。
这场历险以后，父母决定让张大千跟赴日本的张善子学艺，去日本学习染织，将来回国办厂或做生意。于是，张善子携带张大千离开内江，途经上海。在上海期间，张大千观看到一些画家的画展，萌生了当画家的想法。他向二哥张善子提出，欲留在上海学习书画，不想赴日本学染织。这时，张善子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一致反对，张善子也未表示支持张大千学绘画。
在日本的求学时期，兄弟俩朝夕相处。张大千学的是染织，可是课余仍坚持自学绘画、学诗、学治印。张善子在此时忽然发现八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有灵气，是一块学画的材料。他开始支持张大千进行绘画练习，对张大千所需的金石书画材料及参考资料莫不搜求以供，并经常给予指点，使张大千获益甚多。以后，张大千常对人说道：“我之所以绘画艺术有成就，是要感谢二家兄的教导。”
1919年，张大千毕业于日本京都公平学校。按理说，张大千回国后，应该谋取一个与染织有关的职业，可是，他回内江后，仍向父母提出要到上海拜师学习书画，家中父母依然反对。
张大千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为祭吊他的未婚妻——大他三个月的表姐谢舜华。据说，谢舜华长得美丽清秀，贤惠温柔，和张大千是青梅竹马。张太夫人见他俩这么投缘，就在他俩10岁时给他俩定了亲。谢舜华一直很体贴张大千，订婚之后尤其关心。有一天，二哥张善子为兄弟们讲课，他叫张大千背书，张大千因为贪玩背不出来。在对面屋里的谢舜华担心张善子会揍张大千，把书上的字写在自己的左手掌上，给张大千提示。可是很快就被张善子发现了，两人一起挨了戒尺。
谢舜华在20岁时，因患干血痨而与世长辞。她的病逝对张大千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加上自己不能按意愿选择职业，他对人生失望了，于是立志出家。他先到上海松江的禅定寺，住持逸琳法师要为他烧戒时，他迟疑了。他和老法师辩论烧戒这一规矩，认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老法师说：“你既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举例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驯成良驹。”两人辩论了一夜，张大千还觉得不能接受烧戒。第二天在举行剃度大典前，他悄悄地离开了禅定寺，去投奔西湖灵隐寺。
在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张大千觉得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同时，不烧戒，永远被看成野和尚。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诉说心中的苦闷。朋友回信，劝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可以经常和朋友谈书论画，并表示已为他找好两处庙宇，约好某月某日在上海火车站北站接他，陪他去庙里。
当张大千在北站下车时，正想找朋友，忽然看到二哥张善子。张善子说：“八弟，你让家里人为你急……”原来朋友“出卖”了他，用电报通知张善子。张善子特地从四川赶来，好说歹说地把他劝回了家。回四川后，母亲和兄弟为他安排了新婚之仪。那年，张大千22岁，娶妻曾庆蓉。
张大千完婚之后，张善子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张大千重返上海去学画。张大千先拜入曾熙门下，学写书法。其后，再拜入李瑞清门下，学习绘画。两位老师的风骨和教诲，对30岁以前的张大千有很大的影响。
1922年，张善子在京城曾画一虎，标价1200元，当时是一笔了不起的巨款，因而引起了轰动。许多人来观看，大失所望，评头论足，意见纷纷，有的人毫不客气地说：他画的不是虎，而是猫。于是背地里有人戏称他“张猫猫”。此事给张善子极大的刺激与启发，他决心下工夫苦练。他不仅研究古人画出的各种虎图，还特地买了一只老虎饲养起来，日夕观察，临虎作画。十年后，他在京城再次开画展，一副丈二巨虎图《黄山神虎》吸引了无数人观看。画面上，白云霭蔼，寒风抖瑟，瀑布飞溅，一只巨虎从山顶猛扑下来，怒目张牙，虎威逼人，如闻狂吼……此画本为非卖品，但不少人争着要买，最后被人以2000银元购去，此事震动了全国艺坛。江东杨云史先生特写诗为赞：“画虎先从养虎看，张髯意态托豪端，点睛掷笔纸飞去，月黑风高草本寒。”自此在画界中有不少人称他为“张老虎”。
1925年，张善子由于痛恨官场腐败黑暗，辞去官职，潜心研究画艺。他参加了“寒三友社”，曾任上海美专教授。当张大千在上海拜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书法时，张善子在画坛上已有了不小的名气。他是一个较全能的画家，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画。
张善子与张大千先后两次同上黄山，一起画过不少以黄山为题材的山水。
不过，张善子的主要绘画成就还是在画虎上。他笔下的虎，因地因时不同，而赋予各种不同的象征意义。这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十二金钗图》、《怒吼吧！中国》看出来。
1930年初夏，张善子与贺天健等人创立了“蜜蜂画社”。这年，他创作了第二套金钗图。
如果说张善子的《十二金钗图》以题材新颖、寓意巧妙，以及张善子以养虎、画虎的“虎痴”的“知名度”而博得了大富商和收藏家垂青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以虎来象征怒吼了的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虎来唤醒中国军民，对振奋民族精神，同心合力杀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宣传作用。他周游欧美近两年，以抗战为主题，开了近百次画展，在展厅中义卖义捐，赈济抗战中的难民，从而使张善子的知名度更加高了。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作品较多，《怒吼吧！中国》可为代表作。
众所周知，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日寇向中国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枪，紧接着日寇又在“八·一三”事件中侵占了上海。当时的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一个在苏州准备携家避难，一个被日寇困陷北平。张善子在“八一三”事件后，为了不当亡国奴，毅然弃家产和收藏，携带妻儿，由苏州网师园向安徽郎溪避难。到郎溪后，他曾对友人说道：“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在苏州网师园内，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个人）虽富而拥城，又有何用？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不久，郎溪又告急，张善子又率家人冒着日机的轰炸，沿芜湖、安庆、九江，于九月中旬抵达汉口，暂住在汉口旅社内。他常与郭沫若等进步人士来往。其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张善子在旅社内构思了《怒吼吧！中国》，而真正动手创作则在11月间。当时，他已从汉口搬到宜昌，住在他的三弟张丽诚开办的“振华布店”中。在布店中，他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就地取材，用白布代宣纸作此巨幅大画？于是他请店中的伙计缝制了一幅长二丈、宽一丈二尺的白布作为画布，挥毫创作了这幅巨作。画中他绘了28只斑斓猛虎，奔涌猛扑一轮日薄西山的落日。28只猛虎是暗示当时中国的28个行省，落日则代表了日寇。画完后，他又在右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
在这段时期中，他不仅画猛虎，而且画雄狮，画历史人物。他的巨幅雄狮图——《中国怒吼了！》，历史人物画《苏轼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以及四维八德人物画像等展出后，均受到了广大军民的强烈反响。尤其是《中国怒吼了！》画了一头巍巍雄狮狂吼于日本富士山上，并且抄录了一首新体诗，表达了中国军民“万众奋起，步伐整齐，不收复失地不休”的英雄气概。这幅画还被印成图片和大批宣传画一起送到前线，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的美术界采用各种绘画形式来进行抗日宣传，而张善子则采用中国画的形式来宣传抗日，并且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这在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是为数不多的。
张善子对其弟的支持，表现在不断地携带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八弟出入上海滩的文人雅集，利用各种场合把八弟引荐给艺苑前辈名流，诸如陈散原、傅正湘、黄宾虹、柳亚子、叶恭绰、朗静山等人。1932年，张大千与二哥同住在苏州网师园的八年多时间，兄弟俩经常在一起切磋画艺，相互长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