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英
延祐经理
延祐经理是元代的元仁宗延年间采取的清查田亩的措施。延祐元年（1314年），鉴于当时的田亩制度“欺隐尚多，未能尽实”，导致国家“岁入不增”，元仁宗便采纳了中书平章政事章闾的建议，行经理之法，即查核土地田亩数额与理算租税钱粮，并对隐漏田产追征租赋。于是，便派章闾、陈士英等人分别前往河南、江浙、江西等省督办，并责成行御史台及枢密院给予行政和军事协助，采取“揭榜于民，限四十日，自实于官”，严令百姓在限期内向官府申报本户的田亩数量，作弊者将依法治罪。
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官吏贪刻，以无为有，妄增亩数，而很多富民却因贿赂官吏隐瞒田产，使得人民深受其害。江西赣州蔡五九等人聚众起事，受害农民纷起反抗。元仁宗迫于形势，只好停止经理制度，减免所查出的漏隐田亩租税。延祐经理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王克敬除弊惠民
◎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虽败，后人复起。——唐·房玄龄
王克敬（1274—1334年），字叔能，大宁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卒于惠宗元统二年，年61岁。王克敬幼奇颖，丞相完泽见之，曰：“是儿资貌秀伟，异日必令器也。”历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监察御史，出为两浙盐运使，所在务崇宽厚。累迁南台治书侍御史，以正纲纪自任；不纵贪墨，不阿宗戚，声誉益著。元统中，以江浙参政请老。卒，谥文肃。克敬喜读书，有诗、文、奏议《元史本传》行于世。
元代的盐业由国家控制，盐的生产和销售都由朝廷所设官府管理，这些机构称做盐使司或盐课提举司，下辖盐场。制盐工人则称做盐户（灶户），他们要按规定的数量交盐，不得私自销售，得到的工本钱只有盐价的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还要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克扣。盐民因此苦不堪言，毫无积极性可言。当时绍兴路是产盐区之一，百姓按人口交盐，各级官吏趁机盘剥。
泰定年间，王克敬任绍兴路总管，上书请求减少盐的定额五千引，盐运司不从，王克敬叹息说：“使我为运使，当令越人少苏矣。”后来他真的被任命为两浙盐运司使，上任后第一项措施便是减去绍兴路食盐五千引。当时温州官府逮捕一妇人，声称是贩运私盐者，带至盐运司处置。王克敬得知此事后大怒说：“岂有逮妇人千里外，与吏卒杂处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妇人。”并建议朝廷定为制度。
王克敬任官以便民为先。延祐四年（1317年）他任江浙行省左右都事时，到四明监与倭人互市。原先，监市者以倭人居心难测，恐有突然之变，故严兵守卫，如临大敌。王克敬则单车前往，以恩德抚慰，倭人都安心贸易。当地有人随军征讨日本，被倭人俘虏，回国后，听说王克敬是个清官，便前来相投，表示愿返本乡，又怕受当地官员迫害。王克敬说：“岂有军士怀恩德来归而不之纳邪！脱有畔，吾当坐。”朝廷知道这件事后，对王克敬大加褒奖。王克敬任职江浙时，鄱阳（今江西省波阳县）大饥，鄱阳路总管王都中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行省官员欲治以矫制之罪，王克敬说：“鄱阳距此千里，彼待命，民且死，彼为仁，而吾属顾为不仁乎！”王都中因此得以幸免。
元统初年，王克敬出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当时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地区有大姓人家为得朝廷恩宠，每年向朝廷进献万石漕米。此人死后，子孙不守产业，家道衰落，但官府仍然按以前的数额征收粮米，缺额便摊派在松江地区的田赋中，百姓无形中又增加了负担，搞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王克敬知道此事后说：“匹夫妄献米，徼名爵以荣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夺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国用宁乏此耶！”当即下令免予征收这部分漕米。江浙地区大旱，朝廷下令减民田租，只有长宁寺的田租不减，王克敬立即向中书省呈文，请求一律减免。
王克敬任职多年，“历官所至，俱有政绩可纪，时称名卿”。每到一地，皆以除弊惠民为施政原则，即使违逆上司也在所不惜。他曾对人说：“世俗喜言勿认真，此非名言。临事不认真，岂尽忠之道乎”。
◎故事感悟
王克敬任职多年，“历官所至，俱有政绩可纪，时称名卿”。每到一地，皆以除弊惠民为施政原则，即使违逆上司也在所不惜。他曾对人说：“世俗喜言勿认真，此非名言。临事不认真，岂尽忠之道乎？”可以看出王克敬的爱民之心。
◎史海撷英
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朝末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这次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创造了条件。
元朝后期，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将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大地主们也“广占土地，驱役佃户”，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元朝统治者更是挥霍无度，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更是民不聊生，遍地都是“饿死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逐渐燃起。
至正十年（1350年）底，元顺帝决定变更钞法，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腾，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引发了北方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的武装起义。
刘福通是颍州（今安徽阜阳）人，韩山童是河北永年人，两人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三千余人，在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并称自己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之。然而，这次起义却因事前泄密，遭到官府的围剿，韩山童牺牲。刘福通突围后，将起义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一举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因起义军都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而且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被红巾军打败。接着，红巾军占领亳州（今安徽亳县）、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等地。九月，克汝宁府，又占领了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人数已达十余万。
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提出以“明”斗“暗”（“明”指起义军，“暗”指元朝统治）的口号，鼓舞群众与封建官府作斗争。北方红巾军从至正十五年（1355年）开始主动出击。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至亳州，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的革命政权。刘福通任枢密院平章，不久后又任丞相。
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率部攻克汴梁，定为宋政权都城。这时，红巾军的势力已“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达到了极盛时期。
而此时，元朝统治者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先派遣的回军、汉军溃败后，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耳带兵镇压，结果又大败而归，军资兵器几乎丢光。元朝统治者搜罗一切反动力量，孤注一掷，从各处向红巾军扑来。由于兵力分散，起义军缺乏巩固的根据地，又缺乏周密的作战计划，起义军所占之地也往往得而复失。三路大军北伐也相继失利，形势瞬时逆转。至正十九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领了濠州的张士诚攻破安丰，义军领袖刘福通遇难，中原地区的红巾军也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至此，红巾军建立的韩宋政权结束。
与此同时，南方的朱元璋起义军却发展迅速。朱元璋原是郭子兴红巾军部的左副元帅，后来独树旗帜，背叛农民军，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元王朝在各地农民军打击下，终于走向了灭亡。
方太守的民约
◎蝎盛而木朽，欲胜则身枯。——魏·嵇康
方克勤（1326—1376年），字去矜，号愚庵。因曾任山东济宁知府，故又称方济宁。宁海缑城人。
明洪武四年（1371年），一个名叫方克勤的官吏来到山东济宁府任上。饱经战乱的山东，虽经四年新朝之治，却依然满目疮痍，田地荒芜，百姓流移，一片凄凉。
这实在有些出乎意料。因为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颁布的《大赦天下诏》中，明太祖就明文宣布：“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与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租税。”
三年免征，应该足以使人乐于耕垦了，可是为什么这里仍田地荒芜呢？
方克勤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官府的吏员们在作怪。他们看到农民垦荒成熟，有所收获，便要眼红，也不管诏书所定三年免征，随意征索。农民们看到这样的官府，都说：“诏旨无信。”索性弃田不耕，耕好的田地又荒芜了。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方克勤便把百姓召集起来，向他们重申皇帝的诏令，又与他们重定民约，除去三年免征外，还规定：“俾以男丁定徭，著册，书列民之丁产，为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则，每有征发，自上定之。”这样一来，那些污吏无从为奸，百姓也能安于生产，结果“野以日辟”，生产逐渐恢复了。
方克勤虽然是一位名儒，但他既任知府，便抛开文人习气，每到农忙季节，他都要亲自到乡间地头，劝督农家耕种。冬季当地百姓有运戎服到北平（今北京）的徭役。过去都是以牛车运送，遇到冰雪天气，牛死人困，十有八九破产难归。方克勤听从当地百姓之议，改以舟运，甚为民利。看着他郡役民以车牛赔累的情况，济宁的百姓不由指天落泪道：“活民者，方使君也。”
有一年五六月间，正是农忙季节，当地指挥使倚仗权贵支持，硬派万余民夫筑城。百姓眼看田里农活无着，边哭边被逼筑城，声闻数里。方克勤忧愤不食，说道：“民病不救，焉用我为！”当即上书朝廷，有些官员怕得罪权贵，不敢在书上署名，方克勤便一人署名而上。朝廷见书，诏罢筑城之役，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当日大雨如注，旱情又解。这一年，济宁大获丰收。百姓们编了歌谣唱道：
孰罢我役？使君之力。
孰活我忝？使君之雨。
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方克勤在济宁四年，他初来时，当地仅三万户，税粮万石。到洪武八年（1375年），人户增加到六万户，税粮增加到14.47万石。二州十县之内，“狱无滞囚，郡狱几空，民有积粟，野无饿殍。鸡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实，俨如承平之世”。
除去生产之外，方克勤也甚重百姓生活，他让百姓编民居为曹，遇有火警，互相救援，保证了人民生活安定。
方克勤为官数年，无一日之闲。公务少时，便坐堂上召诸吏，教以诗书法律。
明初以军功为要，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都曾过境征索军粮，方克勤从容酬决，不损百姓，又能应军需之用。永嘉侯朱亮祖以舟师过境，水涸舟胶，召命济宁府以5000民工浚河，方克勤不欲劳民，准备以身当之。碰巧当夜大雨，舟师竟顺利而去。
史书中说方克勤：“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为民爱戴的官吏，却被郡内奸吏所忌恨、诬告，并因此获罪被杀。
济宁百姓听到方克勤遇害的消息，无不悲痛，奔走家门外，放声痛哭。这应该算是人民给予他的最公正的评价吧！
◎故事感悟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受人爱戴的官吏，无论被怎样诬陷、嫉恨，但是在人民心中，总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史海撷英
空印案
空印案是明代初期朱元璋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到户部结算钱谷的重大案件，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
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都需要派遣计吏到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就会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避免往返奔走，就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些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能作为他用，户部对此也从不干预。洪武八年（1375年）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下令严办，导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都被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这一案件有关者也多不得免，被杀者达数百余人。
◎文苑拾萃
《明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表13卷。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年）中200多年的历史。《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了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