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在学术界的盛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政烺并不算是高产，写的东西也并不多。这是因为他治学极其严谨，对没有成熟看法的问题从不轻易下笔，对写出的文稿也要反复修改，所以，他的论文才字字珠玑，篇篇圭璧，都成为传世的不朽之作。
从张政烺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尤其可见他的治学精神。他在考释甲骨文字时，首先总是要坚持对所要考释的未识甲骨文字从分析文字字形入手，再参照《说文》对偏旁的分析法与对字义的说解，又取征于与时代相近的、己识的古文字偏旁，复佐证于书籍记载和地下出土材料，从而确定其字的意义与读音。
其次，张政烺从不满足于单纯的字形考释的结果，对要考释的古文字由字形分析、比较已知其音义，仍必须将此成果引入具体的甲骨卜辞中去“实验检验”，能在卜辞中讲通时，才知考释的结果不误。所以，他所释的不多文字见解都很精辟，为不易之论，不仅放在语句中能够讲得通，而且还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再次，他列入考释重点的甲骨文字一般不是卜辞中用作地名人名的字，而是那些决定整个文义的关键性的字。尤其是某些重要的动词，其中有的甚至是数十年来久被古文字学家注意而又未得识的常见字。因此，他考释这一类甲骨文字可谓是智克强敌的攻坚战，往往是一字识破，即令数条卜辞得以通读。由于这个缘故，他的甲骨文字考释成果也常常成为有益于商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最后，张政烺对甲骨文字的考释还非常注意将商周甲骨研究作为古代汉语的重要内容，每每用甲骨文考证的重要结果说明古代汉语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使这些问题的研究得以推进和发展。他的古文字学考释名篇《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此外，《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的写作开始于1935年，但是直到1982年才脱稿，由此也可见其治学之谨严。东周时期，秦国铜器铭文常见“十又二公”， 张政烺考证后，认为这和《春秋经》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数”的一种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说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统”之说，是东周贵族间共同的想法。
孔子囿于时代，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这是自然的孔子。而汉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欢为孔子洗刷装扮，这对新的历史时期自然会起到破除迷信、建立新文化的作用，但对孔子本身的认识却离得越来越远了。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有几件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数目字，几十年间学者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张政烺经过研究后，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些数目字组是最早的易卦。
1971年至1974年，张政烺还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从事《金史》的标点和校勘。1974年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和参加新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的整理工作等方面，张政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政烺不仅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正气凛然，乐于助人，提携后学，无门户之见、亲疏之别。几十年来，他至诚地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故事感悟
历史研究绝对不容许想象、假设、推测，必须要严谨求实，认真考证，做到言之有据，论证合理。作为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的张政烺，正是谨遵这样的原则，凡事做到严谨无差，还原历史的真相，造福后代。
◎史海撷英
乐安古城遗址
乐安古城遗址位于山东省广饶县城北花官乡草桥村，城址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80米。
1956年，在进行全县第一次文物普查时，遗址被发现。从该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这里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附加锥纹红陶鼎足，有商周时期的陶壶、罐、盆及鬲、豆、盘等器物残片，还有秦汉时期的砖瓦、石磨、盔形器和陶壶、陶盘、陶罐，以及漏器的残片和汉代的陶井壁残片等。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实地踏勘和研究，并对照《四库全书》、《汉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载和地图标示指出，该城址为先秦齐国乐安古城遗址。
这一重大发现，找到了孙武的祖父孙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的乐安城，从而揭开了孙武故里在何处的千古之谜。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在仔细勘察发掘现场后，欣然命笔书曰：“齐乐安故城重放异彩——为广饶草桥遗址题。”
◎文苑拾萃
《揖芬集 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2002年4月15日，适逢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编辑了《揖芬集 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该文集收录了张政烺友人及后学的91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互相切磋学问，这也是对张政烺先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弘扬中华学术的最好汇报和纪念。
纪念文集取名《揖芬集》，是源于李白的《赠孟浩然》诗“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典故。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发行。
勤勉严谨的成功商人
◎凡做事须从容细密，事事有条理；勿鲁莽粗疏，有初鲜终。——陈确
邵逸夫（1907—），原名邵仁楞，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电影公司邵氏兄弟的创办人之一，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多年来，邵逸夫捐助超过数以10亿计的款项，为内地、香港两地建设教育、医疗设施等。香港多间专上院校的建设曾得邵逸夫捐助，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香港大学的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图书馆等。2005年，邵逸夫捐出1000万港元予南亚海啸受灾地区。2009年，香港地区特大水灾，邵逸夫捐款1亿元。为援助台湾“8.8水灾”，邵逸夫委托其夫人到赈灾晚会现场捐款1.08亿新台币。
邵逸夫是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和慈善家。虽然说如今邵逸夫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是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的，他曾经一步步奋斗，勤勉严谨，最终才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
邵逸夫熟悉电影制作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和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等等，他样样都十分在行。而影片的推广、发行、剧院管理等，他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一旦发现劣片，他会亲手烧掉，毫不手软。
年轻时，邵逸夫曾有一天看了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他说：“我晚上只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新加坡媒体评论说：“邵氏兄弟公司的成功，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神话故事。兄弟三人的发迹，显示了邵逸夫在生意场上绝顶的聪明和严谨的努力。”
邵逸夫自己搞电影，因此一心想要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每天最低限度是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都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不好的电影问题在哪里。他不仅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也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
邵逸夫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会放松的。同时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一早就来（上班），很晚很晚才下班。”
20世纪60年代，邵逸夫的影视王国已经颇具规模，但他的勤勉和严谨却丝毫没有减少。据说，邵逸夫在古稀之年仍然坚持每天工作16个小时。著名导演张彻在邵的手下工作过，他在书中曾回忆说：“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故事感悟
正如邵逸夫自己所说的，他对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在行。正是因为他从事的是电影行业，他需要了解这些东西，即使是细枝末节也绝不放过。他对影片质量的严格把关，主题、画面、剪辑、配乐每个环节都不放松，他认为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史海撷英
邵逸夫诚聘英才
1985年，邵逸夫花费32万元买下香港九龙清水湾近7万平方米的土地，建造起“邵氏影城”。这时，他的头等大事就是物色一个可以担起公司形象宣传策划、影片包装设计重任的宣传人才。但几经周折，邵逸夫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这时，上海新闻界之才子吴嘉棠为邵逸夫推荐了邹文怀。邹文怀原籍广东潮州，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英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吴嘉棠安排邵逸夫与邹文怀见面。
邵逸夫对这次见面极为重视，见面也安排得隆重热烈，规格甚高。那天上午，邵逸夫一身新装，早早地恭候邹文怀的光临。邹文怀一到，邵逸夫就赶紧设宴款待，为他洗尘。
吃完饭，邵逸夫又陪同邹文怀一起欣赏“邵氏影片”。看完影片，邹文怀彬彬有礼，恭谦客气地起身告辞。
邵逸夫本想与邹文怀长谈一番，拍板敲定工作之事，不料他没有表态就要走，邵逸夫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礼貌地问：“邹先生，你看工作之事是不是可以定下来？什么时候来上班呢？”
“邵老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邹文怀推辞道。
邵逸夫不再言语，只好默默地送邹文怀上车。邹文怀走后，邵逸夫感到有些怅然若失。他仔细考虑后，觉得不能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他下定决心，准备重金礼聘邹文怀出任宣传部主任一职。
很快，邵逸夫又找到邹文怀。邹文怀终被邵逸夫的诚意打动了，但又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宣传部必须由他亲自组织班底。邵逸夫也是当即拍板定音。
就这样，经过邵逸夫诚意的邀请，并许以丰厚的回报，邹文怀终于应允出任“邵氏”宣传部主任之职。宣传人才问题迎刃而解，其他一切困难就冰消雪融了。邵逸夫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撒开大网尽获八方人才，开始了自己飞黄腾达的事业。
◎文苑拾萃
乐善好施
“乐善好施”这个成语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乐书论》：“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指乐于行善，喜欢施舍。
广东省中山市有一个乐善好施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据传，棠樾村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其村鲍氏世家至鲍漱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他欲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此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在棠樾村头又多了一座“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
科学需要严肃、严谨、严格的工作作风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李大钊
杜善义（1938—），辽宁省大连市人，我国飞行器结构力学和复合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4年，杜善义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教研室主任、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所长、航天学院院长、哈工大副校长等职，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杜善义长期致力于固体力学、复合材料和飞行器结构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国家、省部级奖，并获全国模范教师和优秀教师称号。
杜善义是我国著名的飞行器结构力学和复合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而著称。
杜善义强调，科学需要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严肃、严谨、严格的工作作风，这不仅要落实在学习、研究中，还要贯穿在人生之路上，要树立大科学、大实践的观念和意识，要把科学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研究新事物，解决新问题；要强调群体合作，树立团队精神。这是由现代科学研究、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决定的。
作为人师，要想给别人一杯水，自己就要先有一桶水，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这样。对待科学必须严格、严肃和严谨，同时还要有辩证唯物的科学方法。这是恩师钱学森的治学精神，杜善义院士将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一同继承下来，如今又传承给学生们。他亲自定下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的所训“崇德广业，穷理致用”，提出了对自己、对所里的师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三方面的要求。
每年邀请他参加的科技成果鉴定会的有许多，但杜善义每次都认真考虑，不熟悉领域的鉴定会绝不参加，所以每年都要拒绝十几次这样的邀请。“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都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杜善义说，许多人在给自己的科研成果鉴定时喜欢请两种人，一种是自己熟悉的专家，另一种就是所谓的名人，就是一些“有名的外行”。找熟悉的人是想顺利一些，这种人在鉴定过程中抹不开面子，不会让自己太难堪；找“有名的外行”是想借个知名度，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些名人确实在某些领域是绝对的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可能就是外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