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此要说起商鞅的热血故事，我们首先要谈谈他的伯乐秦孝公。提到孝公的名字我们先考究下这个爵位，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名义上各个国家的老大还是周王，所以只有老大能叫王，其他的诸侯国都只能从公、侯、伯、子、男这样的爵位往下排。春秋时期这些爵位还是由周王根据你这个国家的贡献给你赐爵位，但是到了不讲礼仪只认实力的战国，这些爵位更多就是由诸侯国根据实力自己设定了。甚至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齐威王”“魏惠王”，人家实力强劲干脆叫做“王”和周王平级了，而实力更差的韩、赵、燕还只能叫做“侯”，而从来都桀骜不驯的楚国人家从周朝开始就叫“王”现在实力强大更不用多说了。所以从国君爵位我们就能看出秦国实力弱于邻国“魏”“楚”；再加上身处西域，韩赵魏三国又同气连枝，所以受到些欺负也就不奇怪了，这也是孝公要变法的根本原因。
秦孝公要变法，就在在国中下令说：“当年我国的国君秦穆公（春秋五霸的最后一位，靠向西发展获得了霸主名位），立足于岐山、雍地，励精图治向东帮助晋国平定了内乱（扶植了两位晋国的国君，其中一位就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并且以黄河划定国界，换句话说就是领土向东推进到了黄河；向西在少数民族地区称霸，得到了千里的土地（这也是华夏族向西征服领土的重要事件）；被周王赐给很高的荣誉和上次，各诸侯国都来祝贺并且拜我国为老大，他老人家所开辟的基业是多么光大宏伟（回顾悠久光荣历史）。只是后来历代国君厉公、躁公、简公及出子造成国内****不息（中国古代国君的谥号都是死后追认，这时候也不用避讳了，所以看到“厉”“躁”就说明这些国君确实挺差劲的），国内混乱也就无力顾及对外的争霸了。因为这个原因，魏、赵、韩三国夺去了先王开创的河西领土，这是无比的耻辱（河西地区对于秦国来说有天然的战略意义，失去河西秦国就只能被动挨打，难以东出争霸了）。到我爸爸献公即位后，他为了平定安抚边境地区，把都城迁到栎阳这样就能更接近战场方便出击，并且亲往治理准备向东征讨，收复穆公时的旧地，回复穆公时期的光荣。我每次想到先辈的未竟之志，常常痛心疾首。现在我国的群臣中谁能献上奇计，让我国强盛起来我就封他为高官，给他封地。”得到这个消息，有一个在魏国混的年轻小伙子就跑到了秦国，他就是商鞅。
说起商鞅，首先要说下他的另外两个名字“卫鞅”“公孙鞅”，这两个名字跟着他的时间更长。战国时人往往用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的身份为自己命名，所以这两个名字就显现出商鞅的背景——卫国人还是国君家旁支的亲戚，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个小国家的落魄小贵族。而商鞅的名字只是因为他后来被封在“商”这个地方才被叫开的。类似商鞅这样背景的人往往都有如下共同特点：他们不像大贵族那样有势力可以依靠、他们不像贫民而有条件学习足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见过贵族的生活因此不会甘于平凡，这些特征让他们更容易出人头地、创造传奇，历史和现实的例子比比皆是。
商鞅从小就喜好法家刑名之学，属于李悝、吴起一派的人物。他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个小秘书，说起这个公叔痤总理就是前面挤兑走吴起的那位，挤兑一个能人又推荐一个能人，人就是这么复杂的动物。公叔痤通过日常工作发现了商鞅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推荐商鞅自己就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总理病了主席肯定要关心了，魏惠王前来看望公叔痤，问的还挺直接：“您如果不幸去世了，国家大事如何来处置？”公叔痤也不忌讳，直接回答说：“我手下当秘书的那个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魏惠王听完默然不语，这个说起来也不奇怪，把国家交给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小秘书来治理，换谁也不会接受。公叔痤看到这个情况又说：“如果国君您不采纳我的建议重用公孙鞅，那就赶快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魏惠王回答说好，然后就告辞而去。
公叔痤又急忙召见商鞅鞅，道歉说：“我必须先忠于我的君主，然后才能照顾属下；所以我先建议惠王杀掉你，现在又告诉你。你赶紧逃走吧！”商鞅听了，摇了摇头说：“国君不能听从你的意见来任用我，又怎么能听从你的意见来杀我呢（智慧的判断）？”到底没有出逃。果然魏惠王离开公叔痤后对左右的近臣说：“老总理公叔痤看来真是病入膏肓，实在太可怜了。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去治理，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岂不是糊涂了吗？”商鞅到了秦国后，托宠臣景监推荐见到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孝公大喜过望，从此与他共商国家大事。《资治通鉴》说的简单，但这个见面过程还有一个复杂版本，话说第一次景监带商鞅见孝公的时候，上来谈的就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完全是圣贤附体，听得孝公哈欠连连，赶紧把他给赶跑了；第二次商鞅换了个角度，从文王、周公聊起，把以礼治国讲的天花乱坠，吐沫横飞讲了半天孝公还是不赶兴趣；第三次见面前商鞅说看来我们的孝公老大不喜欢“帝道”也不能接受“王道”，那我就把“霸道”给他吧，见面就单刀直入我就是来帮你强大国家、扩充地盘的，两人一下子就找到了共同点，详谈甚欢，也开始了变法的准备。说起这个事情学者们总有不同的说辞，有人说商鞅确实通晓各种治国之道，因此和孝公见面就把最好的“帝道”“王道”逐个介绍给他，当他不接受这些好的方式才把最不好的“霸道”拿出来的；也有说商鞅干脆就是个投机分子，他在通过面试考察自己主子的喜好，然后根据喜好确定自己的主攻点。我却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意无意的把主张法家治国的“孝公”“商鞅”人格贬低，或者为君者不喜欢任意、或者为臣者投机取巧。说句我个人的分析就是儒家群雄掌握话语权太久才会出现这个故事，可两千年前的对话又如何考证呢。
变法要开始，第一关就是大秦的满朝贵族、大夫。说白了国家资源这块蛋糕就那么大一块，任何变法、制度调整都是改变这个蛋糕的分配制度，而原来拿最大头的人肯定不满意啊，古往今来吴起、商鞅、王安石、毛爷爷、习大大面对的都是这样的局面。
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直接体现了商鞅的性格特点——果断、霸道，这种性格既是他成功的保证也是他悲惨结局的原因。他对秦孝公说：“对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做事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能力高品质优秀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所以但凡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这个时候反对派的首脑大夫甘龙反驳说：“不对，按照旧章来治理，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话说的不错，但是短暂的舒适可能带来的是永久的灭亡）。”商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的习俗规范，而有学问的人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去做官去守法都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改变旧俗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订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死守成法。”秦孝公对商鞅的说法只给了一句话：“说得好！”，紧跟着便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的要职。说到左庶长这个职位，要多说几句，这个职位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军中职位，但在秦国这个职位有着另外的含义“丞相”。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秦国的军事国家特性，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军队，国家的总理也就是这个大军队中的军官，而商鞅的改制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就是把这个已经军事化很严重的国家进一步军事化，形成一个完全为战争而生的战争机器，这一点是好是坏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评论。另外，商鞅的前任左庶长名字叫做“赢虔”，这个人是孝公的哥哥，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如此身份尊贵的高级干部能够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可见他一定是支持这次变革的，但是他确实后来商鞅性命的终结者，其中恩怨情仇如何我们下节再做介绍。
书接上回，继续讲讲商鞅在秦国的创业过程。与其他法家人物的变法不同，其他人更多是政治上的修修补补、对原来制度的部分调整，商鞅变法的强势就在于他确定了一整套制度，而且把这套制度确立为白纸黑字的法律，让国家、百姓时代遵守。商鞅颁布的法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持续至今的保甲户籍制度，下令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每个人严格按照户籍行动。不过听说承秦制两千年的户籍制度马上要废除了。第二个就是加强人民内部监督鼓励互相举报，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以同等处罚，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而把举报和隐匿都作为和军事胜利或投降一样的惩罚可见这项制度的严格。第三个就是奖“战”罚“斗”，说白了立军功者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内讧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第四个奖勤罚懒，对于致力于本业（也就是农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第五废除世袭，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再享有宗族的地位，明确按照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分别配给应享有的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显耀。正如我前面所说，商鞅变法就是把秦国这个军事色彩极浓的国家进一步军事化，变成一个彻底的大军营。在这里基本上没什么自由，也没什么中间阶级（贵族），有的只有一大群军事奴隶和一个奴隶主——秦孝公，而人们想多获得点好处只能努力征战和努力生产。这样的好处其实也很简单，集中精力办大事，为什么同是发展中国家，印度就是不如我国发展的好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法令条款虽然已经制订出来但尚未公布，因为商鞅怕贵族和百姓不相信，就想了个办法，首先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在首都咸阳的集市树了根三丈长的木头杆子，然后把老百姓都召集来，现场宣布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应该是不少钱）。这个要求也太简单了，这样就能得到十金？老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于是没人敢动手去搬。商鞅一见此情景又加筹码，对于能做到的人奖赏五十金。重赏之下才有勇夫，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扛着木杆到了北门，政府立刻奖赏了他五十金。经过此事，秦国百姓对于新政府的信誉有了认识，也知道新法律会被政府认真执行，这样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法令颁布一年后，麻烦事出现了，秦国上千的老百姓都去首都上访，投诉新法使他们生活不方便（突然把人放到监狱般严苛的环境中去，换谁谁也不适应，所以大家只能上访）。偏巧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对于商鞅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杀鸡儆猴的机会。于是商鞅说：“新法现在被百姓投诉，不能顺利施行，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不遵守，必须惩罚。”但是太子毕竟是国君的继承人，就算商鞅胆大妄为、蛮横无理到极致也不敢对他施以刑罚，便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割了鼻子、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通过连坐以示惩戒。告诫上访的人，法律肯定会坚决执行的，太子都被惩罚别说你们了。具体太子犯了什么事情，《通鉴》里面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推算这个时候太子只有几岁，想想也犯不了什么大罪。只是为了杀鸡儆猴就把两个老师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商鞅也够狠得了。而被割了鼻子的是前面当过左庶长又是孝公哥哥的公子虔，于情于理都有些过头了。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只有强力压制，也可说是无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