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半生以来的学习历程．
感到虽有收获，
但毕竟是‘草裉’形式，
为自己没有经历正式的大学生活而遗，
也为自己的很多知识缺乏正确的指导而自愧。
但这都是无法挽回的事实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留在个人成长轨道上的印迹。
知青岁月
岁月沧桑，一晃距离我们上山下乡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因此近来，在报刊杂志等各种媒体上出现的各类纪念文章开始多了起来，包括一些书籍。据悉，老知青们自发组织的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也应运而生。不论是何种形式，其主体大约都是一个：艰苦岁月，锤炼了红心；把青春献给了边疆、农村无怨无悔。金训华、张勇等当年牺牲了的知青烈士们被重新提及，很多知青们又提起了“改天换地”的口号。作为一名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我从1969年至1979年，在祖国的东北边疆——黑龙江省的两处边界（瑷珲县和抚远县）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对知青们所思、所为都有较深刻的了解。用这样的主题来纪念四十年前的这场迁徙式的运动，自己还不能完全苟同。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们停课闹革命，造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行动”可谓是如火如荼。记得当时最兴奋的事情就是隔三差五的总有“最高指示”发表。当电波传来那一篇篇“最高指示”时，学生们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欢庆。红旗飞舞，口号连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但当1968年的冬季到来时，我们迎来的是那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照例是锣鼓喧天，依旧是惊天动地，然而“小将们”的心里可能已经是“五味杂陈”了。
这样，从1968年开始，全国的各大城市中就陆续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是1969年的6月随学校的安排，奔赴东北边疆一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在此期间，我先后多次去天津车站，送别自己的亲友、同学，当火车鸣笛，徐徐启动时，车站上、火车内哭声一片，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毫不过分。哭闹声、喊叫声随风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而当我作为主角，站在车厢内望着站台黑压压的人群时，却再也哭不出来了。看着下面嚎啕大哭的人们，脑子里一片空白，茫然不知所措，好像全然不知自己的去向、目标，木讷地望着窗外，呆呆地随着列车离开天津，渐渐远去。
经过两天一夜，铁路、公路的颠簸辗转，我们终于来到了瑷珲县最北端，一个叫老冰沟的地方。这里是小兴安岭的北麓，连绵的丘陵地带中，群山环抱的一片开阔洼地，洼地中间还有一条叫什锦河的小溪穿行而过。按照今天的理念，这里是一个旅游、休闲、度假的绝佳地点。蓝天、碧水、白云、绿树，除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关东军把中国东北作为侵华大本营，修建铁路、碉堡等设施留下的路基、残垣等痕迹外，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春季冰河开化，万物萌生；冬季风雪弥漫，天地相连。这是久居大城市的人无法看到的。
然而，当年置身此地时，却全然没有这样的浪漫与情趣。初至此地的一段时间，还觉得有些新鲜与好奇，然而半年过后，艰苦劳作的强度，政治活动的频繁，饮食住宿的清苦，无疑都带有一种炼狱般味道，使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在革过别人的命之后，也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于是思乡、恋友、想念父母之情油然而生，且愈演愈烈。夜晚的女生宿舍里，常常传来哭声，而男生宿舍中，更多的是喊叫声，伴随着跑了调的样板戏唱腔。
若只是这种艰苦的磨炼，针对久居大城市的青少年们，也应该是一种好事，真正的影响是这批青年的到来，实实在在地破坏了那片土地恬静风光与环境。在北大荒的冬季，白天常常达到零下二十多度，而夜间则到了零下四十多度。但在那边远的地方，取暖则完全靠伐树来实现，在我们到了那里短短的几年中，就把那郁郁葱葱的山头全部“剃光”了，远远望去，那留着高低不平树根的光秃秃的山顶，常常令我想起家乡批斗“牛鬼蛇神”时给他（她）们铰的“阴阳头”，特别是漫步在山岗、丘陵间的白桦林，树干挺拔、隽秀，夏季的树叶嫩绿，冬日里与白雪混成一体，真有诗情画意之美。还有那生长着阔大叶子的柞木林，也是东北寒冷地带的特产。而这些却都成了我们食堂灶台里、宿舍火炕内的灰烬。到后来，我们要开着拖拉机，拉着爬犁（一种用粗木制作，在冰雪上滑行的运输工具）走上一天才能砍伐到树木。时至今日，每当我听到叶蓓唱的《白桦林》的歌曲时，总是不寒而栗，那发生在白桦林中如泣如诉、委婉凄美的爱情故事，仍然使我有一种负罪的感觉。
北大荒那些散居、散漫的当地居民（大约是多年来从河北、山东等省闯关东、求生存的农民），除了纯朴忠厚的品德闪烁着人性之美外，实在是不能再给予学生们什么有益的“再教育”。相反倒是沾染上了不少低级趣味和其他旧时沿革下来的陋习。至于当时提出的“屯垦戍边”的口号也远未达到，当时建设兵团是由原有的国营农场转变而来，本来就有农场职工在此生存，因此在这块土地上是根本容纳不了上百万的知识青年的（仅天津的知青就有四十多万之多）。倒是使那些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部队派驻建设兵团的一些干部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搞运动、闹派性，甚至以学生们的出身来划线、分派，把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延伸到了这天涯海角。
单调、无聊的情绪笼罩在知识青年们的心头，没有学上、没有书读，在无奈、无知中寻找乐趣，因而也闹了很多笑话，发生了不少的荒唐事。喝酒、打牌就成了当时仅存的娱乐活动。尤其是有关“酒”的轶事我们能说出很多，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让人啼笑皆非。记得有一次，同宿舍的几个知青开怀畅饮，不觉酩酊大醉。几人相继到房后去吐，结果那些呕吐物被当地职工散养的几头猪吃掉了，后来呢，这几头猪竟都醉倒在回家的山坡上，是他们的主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拖回家，据说一周后，“猪们”走起路来还是晃晃悠悠的。类似的尴尬事还很多，同样是在宿舍内喝酒，大醉后相继睡去。其中一个知青怕半夜起来找水喝，在床头用饭盒预备了凉水，不想被邻床的另一知青半夜起来先找到了，喝了后又迷迷糊糊的在饭盒里撒了一泡尿。等到备水的知青起来喝水时，发现不对，随着大骂声扬手就把饭盒扔向窗外（窗上的玻璃早已被知青们兴奋时砸碎，只剩下窗框犹存）但碰到窗框反弹回来，砸到了另外一个喝酒后熟睡的青年，一饭盒的尿都洒在了被子上。结果呢，是可想而知的，宿舍里打成了一锅粥。
如果是仅仅这类笑话还则罢了，无聊至极时常常酿出大事来。我们邻团一营的知青曾因打赌出了人命，起因是一个北京的知青看上了上海一个知青戴的“上海牌”全钢手表，当时在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是很珍贵的，几次商量要高价转让都未成。一日那个上海知青忽发恶作剧的念头，说我拉一摊屎，你把它给吃了，就把表送给你。求表心切的北京知青当场允诺，并找到了另外的知青作保人。于是当场拉、当场吃、当场送。事过情未了，一段时间后，上海人又反悔了，追着要表，而那个北京知青说可以，不过要怎样送的，还要怎样还。这样依旧是原程序，保人到场，大家观阵，只是那个北京人拉不出来，只好在厕所里（都是旱厕）偷偷地取了一点……可能是陈腐中毒的关系吧，那个上海知青转过天就高烧呕吐，在那缺医少药的边境地区，几天后竟死掉了。在连队的组织下，双方家长都到了，在连队、团部大闹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渐渐的，一种反抗情绪慢慢滋生。逃跑的、自残的不乏其例，甚至出现了自杀的，但绝大多数的知青还是现实、理智的。争取返城是唯一的目的。而返城的途径却很狭窄，参军、单调或是推荐上学的比例小，竞争激烈不说，更是需要有后台背景，这对平民家庭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病退就成为绝大多数知青返城的选择，装病、造假，甚至吃药致病的大有人在，一种扭曲的心态弥漫在知青中间。发生在我所在的连队中一个北京知青病退返城的过程，就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个现象。在一次雨季修房劳动中，这个北京青年不慎从房脊上摔了下来。当时，就动弹不了了。作为公伤连队派人看护，联系治病，确实尽了很大努力，包括多次派人护送回北京治疗。三四年的时间，只落个拄拐行动，我们都看见了他的两条腿粗细明显。残废了，只得回北京去，大家毫无争议。当大家惋惜之余，将他送上回北京火车的时候，想不到他把双拐扔掉了，向大家深鞠了三个躬，感谢多年来的照顾，然后大步上了火车。直惊得知青们目瞪口呆，傻傻的，直到车没影了还没回过味来。后来知道他回北京后找到了工作，竟是在宣武区房管局做了架子工。
若干年后，看一些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才知道，云南的知青们为了争取返城的权利，不惜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集体卧轨，最后惊动了中央。据个人了解，好像还是邓小平同志下决心，才有了后来知青们的大批返城。一个覆盖全中国的重大社会隐患，以从初点回到初点的方式化解了。难忘的是大批返城给铁路造成的巨大压力，似山一样的托运行李，真实反映了人心走向。我的托运箱子是自己回城后两个多月才收到的。
就这样，我以及和我一样年龄的人，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从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哈尔滨等不同的城市来到了边疆，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用自己的身心写出了一部沉重的历史。
叙述了过多的情节，目的是想说明个人的主张，对那种单纯以怀旧为目的，又过多地渲染了青春无悔、献身边疆情绪的纪念是绝对不可取的。发生在当年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伴随着当时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而产生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需要理智的、深入的思考才能得出客观的、准确的结论。因此远远不像我们今天所留恋的那样慷慨激昂，那么诗情画意。明明是蹉跎岁月，怎能无怨无侮；真正是不知所措，如何大有作为；实在是身不由己，变作献身边疆。这种单纯的美化和掩饰，往往成为了一种麻醉剂，陷入了其中而不能自拔。
正确的态度是，悲剧也好，闹剧也罢，都需要我们正视现实。因为一代知识青年已经逐渐老去，留恋昔日的青春、浪漫，情有可原，但在忆昔的同时，多一份理智、多一些思考、多一种反思、多一类触动，将对后人更加清醒、全面地认识那段历史大有裨益。否则，会产生本质上的谬误。再过若干年，这段历史将会更加模糊，甚至歪曲。还历史的真实面目，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偷瓜
1969年6月份，我们到达黑龙江省的瑗珲县一个叫“老冰沟”的地方，进行“屯垦戍边”。一批不满十七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家出走，来到了远离天津几千公里以外的“北大荒”，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这里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农业连队，以生产大豆、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为了改善兵团职工的生活，也种植了大量的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不久我们发现，在离宿舍约三、四里地的地方，种植了一大片西瓜、香瓜。东北肥沃的黑土地种植出来的西瓜，个大、籽少、瓤甜、水气足。每次都是连队里统一摘收，按排、班分配。咬一口，甜滋滋、凉丝丝的一直爽到肚子里，只是给得太少，不够吃呀！
偷瓜，这是我们宿舍几个顽皮的小伙子共同想到的，虽然排长（是比我们早到这里一年的哈尔滨的知识青年）已经宣布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又反复嘱咐我们瓜地日夜有专人看守，且有枪，遇有动静（有时候熊和狼等野兽也去“吃瓜”），“格杀勿论”。但是，怎么也架不住西瓜甘甜美味的诱惑。说干就干，时间就定好在当天夜里。
天如人愿，当夜空中布满了阴云，没有一丝光亮，正好下手。晚九点熄灯号吹过后，我和约好的另两个人就蒙上被子（北大荒的盛夏夜里也要盖被子），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声音。因为有纪律，又有风险，心中自然紧张，都能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好容易盼到了午夜时分，听着排长的床位上已传出均匀的鼾声，立即下床，指挥另两个伙伴，悄悄开开门，急速的向瓜地方向跑去，估计差不多了，三个人就猫下腰，鱼贯前行。又走了一段，就趴在地下，匍匐前进。想不到这北大荒的夏夜，露水很大，很快就把我们的头发、衣服都打湿了。更可恨的是这些北大荒的蚊子、小咬（一种北方叮人很凶的黑色小虫子）大得很，对于送上门来的“美餐”毫不客气，只咬得我们脸上、身上火辣辣的痛。不敢出声音，只好用手胡撸。总算是到了瓜地，不敢怠慢，赶紧拿出口袋，也顾不上大小生熟了，麻利地装满了几个口袋，每人两个，背在背上，屁滚尿流的往回跑。到宿舍时，已经是凌晨快四点了。匆匆把麻袋掩埋在房后，又悄悄地溜进屋，顾不得擦洗就钻进了被窝。
很快，起床号吹响了。知青们洗漱、吃早饭，准备上工劳动。而我们三人呢，却喊肚子疼、头疼的装病，请了假。等宿舍安静下来时，我们跳下床，相对一看，禁不住都哈哈笑，原来夜里趴在地下打蚊子，又是露水，又是泥土，都把自己涂成了花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