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渐渐建立起两宋的理学，但是，与朱熹同时代的陆象山②，却始终坚持心和性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陆学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明代的王阳明之学。从韩愈到王阳明，儒家逐渐向哲学和内修方向发展，“内圣”几乎成为学者关怀的全部，而淑世实践的“外王”难得有人再认真讨论。柳宗元的思想遂不再被人注意。
① 理学 亦称“道学”，宋明儒家哲学思想。汉儒（主要是古文经学派）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
② 陆象山（1139—1193）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子静，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原名陆九渊，后曾讲学于象山（在今江西贵溪西南），学者称象山先生。他是“心学”创始人，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认为“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
唐代以后生活、文化上的多元融合
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唐代的中国接受了许多外来因素。印度的数学和艺术在唐代是独立的学问，经过消化，这些当时所谓的“婆罗门学”终于融入中国文化；从西边和西南传入的音乐，在唐代构成了十大乐府中的九部，后来也融入了中国的传统音乐。在今天所谓的“国乐”之中，除古琴之外，几乎所有的弦乐器都是在唐代引入中国的。
在生活领域，唐初还有席地而坐的古代文化传统，但是经过演变，到了中唐以后，人们逐渐形成了使用案桌和椅凳的习惯。例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一个接待用的起居室里，床占据了主要的空间，房间就类似于台湾的和室；床上是一个空间，床前的活动，又在另一空间。
唐代的装饰艺术，既有草原色彩，又有南方色彩，但都融入了中国的艺术。南方的许多植物成为中国的食料和药材，而从西域引进的葡萄酒、奶酪等，也经常出现在中国的饮食中。
唐朝频繁的商业活动，使许多交通中心转变成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官方规划的行政中心。从唐代至宋代，城市从方形的结构转向线性的结构。
线性结构的城市，最终成为中国城市的典型。譬如，今天日本的邮政地址，还是沿袭唐制，以町、番、目为单位。线状的地址，即沿着街道设定门牌号码。在这些自然发展成形的城市中，居民活动就不再由坊、里隔开，而是沿街道开展。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曾任南唐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等官。他眼见南唐国势日衰，贵族官僚争权夺利，不愿出任宰相，便夜夜在家歌舞升平。南唐后主李煜得知他“荒纵”的生活后，派画院待诏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宅，窥看其纵情声色的场面，回来后画成此幅《韩熙载夜宴图卷》。图中，韩熙载与宾客坐在榻上，聆听歌伎的琵琶演奏，身后的床上放着一把琵琶。
中国历史系统中，人们往往艳称大唐帝国的声威。其实，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盛世便不曾再现。这一时代的发展，不在于政治和军事。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部分，乃在本节陈述的这几个方向：经济力量的上升，从中古以后，终于可以挑战政治和社会，成为形塑中国的三大力量之一；在思想方面，唐代延伸到宋代，属于中国中古时期的后半段，这一段时期既在咀嚼传统，又是向前发展。并且吸收了许多外来族群的民族成分，文化面貌多元而又活泼。这一时代的整体格局，开张宏大。
在本章下半段，我们将讨论欧洲世界的中古时期。这一时期，欧洲本来也是对外开展，但是基督教教廷权威树立的封闭形态，使欧洲后世呈现出长期僵固的文化面貌，却又埋下了强烈的反弹，导致下一时代的革命和重组。
罗马帝国的教会势力凌驾一切
罗马帝国承受不了一批又一批所谓蛮族的侵入。这些蛮族各自割据领土，不奉罗马的号令，甚至有些蛮族还不断攻击罗马本土。罗马帝国本来就已经分立为二，西罗马老早就掏空了自己的根底，没有可以依仗的资源和实力。狭窄的意大利半岛，不足以满足大帝国的需求，各地送来的税收和贿赂的物品，维持着罗马城公民豪奢而懒惰的生活。
本来只是主持东部帝国的东罗马，却因东部地区广大，物产丰富，实力其实远在西罗马之上。476年，日耳曼人攻击罗马城，将罗马洗劫一空，最后一个西罗马的皇帝弗拉维乌斯·罗慕路·奥古斯都被废黜，西罗马从此灭亡，欧洲于是陷入一片混乱。这个时期被人称作“黑暗时期”。是不是黑暗我们下文再说，至少西罗马灭亡以后，欧洲许多不同族群建立的小国互不相属，彼此攻击，确实没有世俗的秩序可言了。
新兴的基督教会在维持起码的国际秩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些侵入欧洲的蛮族领袖和他们的士兵早就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的神父和各地神职主教就是一股安定的力量。
这些具有文化和知识的教士，在当地成为稳定的力量。宗教信仰也使那些蛮族的领主、士兵，至少在行为上受到基督教伦理的约束。因此，所谓“黑暗时期”，实际上是世俗帝国逐渐让位于教会的阶段。分散在各地的主教，无形中以罗马城的主教作为领袖，终于尊奉其为“教宗（教皇）”。
在此基础上，基督教建构了一个教会的网络。纪律与仪式制约着各地的教会，使它们服从上级的教会，地区教会选出主教，从主教里选出教宗。这一秩序代替了过去的罗马帝国凌驾于世俗小国的秩序。
分散在各地的修道院，是知识和文化所寄托的机构，受过教育的教士也就成为各地封建领主的顾问，他们甚至帮助各地领主治国。地方教会也担负起民间行政的任务。世俗和神圣，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在一起，不过，神圣的权力集中在教会网络，而世俗的权力分散于许多个小国，两者形成合作和互补的关系——当然，也难免有冲突的时候。
这时，伊斯兰教兴起了。7世纪，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伊斯兰教帝国迅速扩张，占领了整个中东和北非。伊斯兰教的扩展，逼迫欧洲重整，后果则是法兰克王国①的崛起。
法兰克人经过三代经营，使法兰克王国俨然成为西欧大国。732年，法兰克的国王查理曼②，在地中海上击败了阿拉伯人的舰队，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使欧洲终于出现了一个团结的中心。教皇利奥三世③，因曾在争夺教宗权力的过程中得到过法兰克帝国的帮助，所以投桃报李，在800年的一次圣诞节庆典上，突然将皇冠加在查理曼的头上，称他为神圣罗马皇帝。从此以后，查理曼就得到了“伟大的查理”的称号。在这种情况下，神圣罗马帝国因为由教宗加冕而取得了合法性，相对而言，教宗的地位比世俗帝王高了一层。
① 法兰克王国 日耳曼人法兰克族的早期国家。486年，法兰克族撒利克部落酋长克洛维消灭西罗马帝国在北高卢的残余势力后建立。800年，加洛林王朝查理称帝，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
② 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 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0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800—814）。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为之加冕称帝，号称“罗马人的皇帝”。
③ 利奥三世 罗马教皇（795—816），意大利人。799年遭罗马贵族反对出逃，求救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查理曼引兵至罗马，恢复其权位。为了答谢，800年圣诞节在罗马为查理曼加冕，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742—814）加冕，并尊其为“罗马人的皇帝”。图为后人所绘的查理曼大帝加冕场景。
查理曼大帝东征西讨，在欧洲建立了一代霸权。许多蛮族建立的国家都尊奉查理曼大帝为“共主”。查理曼大帝去世后，法兰克王国分崩离析，国力不振，教宗遂将帝号转移到东欧的日耳曼王国。这一阶段，教皇的认可成为欧洲霸权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由于国家力量起伏不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也就经常转移。帝号的归属演化成选举皇帝的制度：十名左右的诸侯和主教，号为选帝侯，每逢皇帝出缺，就共同推选一个新帝继位。这些选帝侯们既是选举人，也是候选人。
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是一个霸权集团，必须依靠罗马教会来将这些诸侯结合成为一个接近于联邦的组织，维持由神权加持的世俗秩序。每个王国的君主，名义上辖有公、侯等名号，实际上各自都有领地和属下的百姓，他们只是在名义上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的管辖。这相较于中国的皇权帝国，是非常不同的结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一个核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政府，当然更谈不上有效的行政系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