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爱用金色年华来形容年轻的岁月，觉得这时候一寸光阴才是一寸金，而衰龄老朽的岁月，不过是苟延残喘，即使过得怡然自得，撑死也是夕阳红，不用太珍惜。但是，年老的岁月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短，一病病个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每日躺在床上，看着昏黄的阳光在墙上踯躅，就像躺在活棺材里，自己也熬得不耐烦了吧。引刀成一快还是好的，偏是琐碎漫长的痛苦最难忍受。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每个时代的蒙学教材都爱向小孩灌输这个信念——点儿背到一定份儿上，你的才华就会井喷，你的罪是不会白受的……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多数的罪都是白受的，是没有补偿的。
除了传说中的圣人和神仙，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很难相信，一个凡人会在看不到头的苦难中心生乐趣，并且能长期忍受无意义的苦难。要不然萧红临死前也不会 “半生白眼，心不甘”。假如披荆斩棘不但终无所获，而且毫无荣耀，那么没人会振起双翼。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因为越是这样，他自身的道德感越强烈。清教徒自笞，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带来灵魂的救赎。有信仰的人为信仰牺牲，他心里会有殉道的崇高感。
死亡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很多生命终结的方式连自己赋予的意义也没有。兵荒马乱的无定河边的炮灰枯骨，粪坑里憋死的晋景公，《活着》中跌进粪缸死去的富贵爹，死成这样，化成鬼魂也觉得闹心添堵啊。
同样是遭受情伤，《碧血剑》里的何红药，她的牺牲是个笑话，不过是心上人复仇计划的炮灰。
——而且容貌既毁，也使她失去了获得下一站爱情的机会，毕竟，没有人爱她备受摧残的容颜，不知道她在蛇坑遭受了怎样的疼痛和煎熬，古希腊雕塑《拉奥孔》里拉奥孔父子受蛇噬咬之苦的表情可以参照一下。背负负情之仇，怨毒之恨，在蛇坑忍受万蛇噬咬之后，一个崭新的灭绝师太诞生了。
人们尝试相信，经历过磨难的人，击退了接踵而至的匮乏、撕裂、绞杀，伤痕能够渐渐地愈合，成为一个拥有正能量的人。事实上，他们也经常试图给人这样的印象，但终究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行为和表情暴露了内心的恐慌和焦虑，有种左撇子被努力纠正成右撇子的不自然，他们自己看不到。就像洪水的冲刷，必然会暗暗改变河床的形状。当然也有少数的异数，这些异数，要么有童年和少年温暖的色调打底，要么后来有巨大的幸福补偿。一个一直长时间在痛苦里泡着的人，能保持真正的坦然、诚实和柔软吗？
不能。
想要我们的内心不被蚕食、受损，只能让自己少受苦，如果不得不受，必须有价值、有意义、有回报。
除了庐隐、萧红和关露，其他民国女艺术家和白薇相比，她们的痛苦都显得微不足道。命运没有喘息，没有亮色。然而我们看到，张爱玲、萧红把她的苦难作为写作素材，搜刮得干净。一个作家最大的职业美德就是，把苦难吞下去，化成传世杰作。
张爱玲生前身后也受到不少攻击，上世纪当红之时，同行和小报记者，特别是女作家，把火力集中在她的出身和做派上，战后直到现在她的“汉奸”妻子身份，一直被诟病。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张爱玲的文学价值依旧无法抹杀。至于萧红，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文字上一直得到读者的双重共鸣。
白薇并没有将苦难酝酿发酵，开出花酿出蜜来，她的受难仅仅就是受难，无止境地受苦，直到死亡降临。功利地说一句：她的苦都白受了。
笔者不是文坛百晓生似的人物，不知道在文学上，她上不上得了金线。恕我不敬了——曾经加入“左联”的白薇和杨骚的作品，基本上可以用伍尔夫评价《简·爱》的那句有名的话来解读：“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了这么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因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所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他们所感受到的印象都是在他们那狭窄的四堵墙里稠密地积累起来并牢牢地打上了戳记的。”
民国时期，有名的文艺女青年之友鲁迅对“左翼”作家白薇赞扬有加，但张爱玲不屑与她并提。几十年后，时间的荒草淹没了她的名字。白薇的文学成就，她身后的名声，没能配得上她所受的苦难。
董竹君
娜拉不一样
1914年，上海长三堂子里的董竹君，心中始终盘旋着挥之不去的焦虑，她必须在正式接客之前为自己觅得良人，跳出这个火坑。
中意董竹君的客人非常多，但是董竹君想要的是足以托付终身的男子，为此，她只能仔细再仔细，在客人中暗暗观察。最后，她把目光落在了一群革命青年身上。
她喜欢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和革命事业，尽管她不懂政治，可那是一个迥异于长三堂子的广阔的崭新世界，她可以借助那些宏大叙事、风云际会，暂时忘了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卑微。堂子里的姑娘，她们的未来，要么人老珠黄死在堂子里，要么被人赎身当个低三下四的妾。简直不能想象还有别的出路。
董竹君房间的墙上有一张画：“画上有一座桥，一个女人头顶上绾一个发髻，身穿黑红色长袖上装和深蓝色裙子、白洋袜、黑皮鞋，手里撑一把很美丽的洋伞，背着书包在桥上走。”董竹君羡慕女人可以读书上学，也羡慕窗外自由的路人，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自由自在。
她对常来的夏之时产生了好感。在董竹君的回忆里，自己和夏之时总是在谈革命，这个名词，意味着新生，意味着新世界。夏之时还经常给她讲自己的经历，他从一个普通的少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到参加革命起义，到入驻蜀军军政府，到被选为副都督，再到反袁被通缉，躲在上海。这种传奇的经历岂是董竹君能经历得了的。她动容了，觉得他是英雄。她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可以将生命的疆域不断扩展，而不是憋屈在长三堂子里任人鱼肉。
可见，征服一个御姐的心，方法就是带给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董竹君也是自信满满，她对镜自照，暗自喜欢，“以我的相貌是应当配一个爱国英雄的”。
出身或者堕入风尘的传奇女性，挣脱了世间的禁忌，生命抹上了烟行媚视的色彩，文人就好这一口。但是这些女人的内心恐怕没那么诗意，大概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境遇，比起同龄人来，沦落风尘的少女早就对自己的命运有着长远的考虑，毕竟窑子不是外企，再怎么努力也是泥塘里打滚，她们最好的出路就是觅得如意郎君早日上岸，只能指望这些偶然相遇的男人了。所以她们得很清楚自己的吸引点在哪里。在唐传奇故事中，李靖正要投奔明君，红拂就做革命伴侣；钱谦益是东林党领袖，柳如是就扮女公知；潘赞化是个热心人，潘玉良就诉衷肠；夏之时彼时正雄姿英发，董竹君年少好颜色，好比那周郎与小乔，不产生磁力是不可能的。
但董竹君对逃离长三堂子有着清晰的计划，第一条就是，不能用夏之时的钱来赎身，因为董竹君想：常常听说有些姑娘，因为是客人出钱赎身做了小老婆，就被丈夫家里人看不起，有时连丈夫也不尊重她。
在传奇故事里，红拂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临去朗然，不学儿女淫奔之态”，即便那时她一心想离开杨素的府邸，却说得自己像是举着冰激凌的自由女神，前来为李靖指点明路似的。不像私奔界的先驱卓文君，什么也不管不顾，当垆卖酒也就罢了，最后老爹也来倒贴。自己一直做圣母，司马相如岂是富贵后才花心，怕是早起了轻视她的意思。
再就是确定彼此的心意，这是欢场，男人一高兴，起个下海捞月上天摘星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誓言，过会儿抛诸脑后也是常有的。于是董竹君再次询问：“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和我结婚？你要我做你的小老婆还是大老婆？结婚后，你是不是真的会带我去日本求学？” 夏之时也心存疑虑，他对董竹君说：“堂子里姑娘和老鸨是相互勾连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当白脸，是专门敲人竹杠的。”
这是一种朴实的猜疑和试探。你别小看这种直白，比起那些暗语禅机，说不定更有效，他若是真心，会去做个证明。这一招还是奏效的，为了打消董竹君的疑虑，为了表明自己的爱意，夏之时决定立刻带董竹君离开。她倒不像杜十娘，百般不放心，闷声不响设了个局，最后还是怒沉了百宝箱。
看到夏之时态度坚决，董竹君倒也放得下心来，但是她还是不要夏之时为她赎身，她要自己想法子离开，月光之夜，她机警地观察形势，避过人群，逃出了长三堂子，来到夏之时的居所，夏之时正要去日本，已经收拾好行李，于是带上了刚刚逃出牢笼的董竹君。就差一步，她的命运就要改写。
1919年之后，夏之时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
潘赞化和夏之时后来的命运相似，革命元老靠边站，成了新政府的多余人。只是潘赞化主动离开，当了教书先生。夏之时则是被人骗到一处，下了枪缴了械。一个安之若素，一个心有不甘，这水下的暗涌波及身边的人，那效果是不一样的。
夏之时赋闲在家，寓居成都，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人变得颓废起来，还有老虎被拔了须之后的烦躁，“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谁知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没了公权力，董竹君是他唯一可以掌控的对象，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一心一意地管教起她来。
在董竹君的眼里，现在的丈夫除了沉迷某些嗜好，就是因为一点儿小事而发怒吵架，责骂仅14岁的女儿，早已不是那个她爱慕的青年英雄。夏之时脾气变得喜怒无常，董竹君也不是任捏的软柿子。反正折腾到最后，已经到了夏之时跑到厨房里，拿着菜刀追董竹君的地步。婚姻也如烹小鲜，他们走到了离婚的边缘。
夏之时哪里想到董竹君会离婚，他慌了，使出了挽救感情的招数——挟恩、吓唬、谴责。
挟恩就是：“竹君，你应该仔细想想你是什么出身，我们是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结婚的……开始时，你无论在家庭里或者亲友间，没有一点儿地位，没有人看得起你，后来，我在家庭中怎样支持你，在亲友中怎样抬举你，我是怎样严守了一夫一妻制，我们所知道的有地位的军人中哪个没有一两个姨太太？总之，经我的帮助、你自己的努力，逐渐转变到现在人人尊敬你的地步。”
吓唬就是“上海乃是虎狼之地，你没有我行吗？你的最后结局只能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
这一招对很多女人似乎很有效。蜜月的时候，如胶似漆，像连体婴儿似的。人到黄昏的时候，夫妻多年都顺手了，剩下也没多少年了，凑合着过吧。所以婚姻的半衰期最容易出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女人离婚最困难。即便是现在，多少已婚妇女觉得自己年老、色衰、经济不独立、能力不够，硬是吓得在痛苦的婚姻里苦熬，不肯出来。
谴责就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你变得这么虚荣胡来。交了些坏朋友，你现在学坏了啊，你回头吧”。
大家熟悉的《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被婆婆休了，里面也许有不能言说的隐疾——寡妇最烦鲜肉，尤其是儿媳。刘兰芝打扮得光鲜照人，辞别焦母。不过刘兰芝回家之后，很快有人来提亲，第一个，“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第二个，“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原来是美男啊！不如收拾收拾包袱先嫁过去，时光可以融化冰雪，如赵士程待唐琬，怎知他们不是温暖宽厚的佳公子呢？遇到渣男再死不迟。其实，在兄长的劝说下，刘兰芝答应了婚事。哪有什么“但愿得者如我辈，虽非我有亦欣然”，倒有一种前夫叫“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焦仲卿这样的双面胶男人，在婆婆刁难妻子时，没能保护得了妻子。在刘兰芝独自面对家里逼婚压力的时候，焦仲卿像个咸鱼一样不发一言，连个宽慰的举动也没有，许诺迟迟不兑现，听说前妻又要结婚了，她先走一步了，他被落下了，如何使得。焦仲卿忍不住立刻快马加鞭来嘲讽：“贺卿得高迁！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你这个虚荣善变的女人，还好意思掀开生活新篇章，速速与我双双赴死。果然中士杀人用舌端，刘兰芝忍不住这一激，真的举身赴清池。
道德大棒的威力不可小觑，刘兰芝自尽了，但是董竹君，她过关了，这几招没用。
他又来软的。
他和她认真地来了次彻夜长谈。天地玄黄，日月洪荒，他先从这乱世讲起，在乱世中相识，乱世中相爱，离开了我，你如何存身，我如何放心。他对董竹君说：“我们到日本的第二年，当你替革命党送一件公文去上海再回东京时，因路费短少，你在火车上挨饿了三十多小时。我在东京车站接你下车时，你一句话都说不出了。我从你的手势才知道你饿了，马上带你去中国餐馆。你因为饿过头了，一碗面只吃两三筷子。还有一次，我们在东京，因为大哥不按时接济我们，我们穷到买不起香烟，在半夜里你从垃圾盆里拣出香烟头拆开，用写字的水纸卷成两三寸长，给我过了烟瘾。这些说明我们俩如何地恩爱……”
董竹君有点儿感动了，但是这一点儿感动不足以让她继续忍耐。任凭夏之时舌花乱颤，董竹君最终没有改变主意。然后，一个崭新的娜拉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