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缓和的机会，他们还在盛年，不知道有老到病榻上唤儿不归的那一天，只要有一方能退一步，就不会落得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但是他们是同类人，萧红倔强，她的父亲固执；张爱玲孤傲，她的父亲乖张，就像同性的磁石一样。从此，不再相见。
心里还是剪不断。不是所有的离开都可以连根拔起。工作干得烦了，可以拍桌子走人，换个喜欢的环境，不过两天，先前的不快就可以抛诸脑后。但，谁能炒掉一个父亲和母亲，你逃或者不逃，他总在那里，在记忆里。
1948年春节时张庭举在南大门上张贴春联云“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革命家庭”。
听到母亲病逝，张爱玲难过得病了几天下不了床。没有了刚逃奔出家的怨恨，张爱玲开始念起父亲的好。在多伦多的街头，她看到橱窗里的香肠卷的时候，想起父亲最爱吃这个，想起了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在上海的时候，炎樱曾问张爱玲：“如果离开上海，我最想念的——你猜是什么？”张爱玲答：“飞达咖啡馆的香肠卷。”
隔着时光，隔着安全的距离，她们和他们达成了和解。
无处安放的灵魂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说到搬家最多的女作家，非萧红和张爱玲莫属。
据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张爱玲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
在一些人的回忆录里，晚年的张爱玲越发地神经质了：“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不爱用箱子，嫌搬起来麻烦，每搬一次就扔掉不少东西。她只用胶皮浴用拖鞋，用脏了就丢，还有几大包新的没有用过。”“头上包着头巾则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
张爱玲写跳蚤带给自己触目惊心的烦恼：“头发长了更成了窠巢，直下额、鼻，一个毛孔里一个脓包，外加长条血痕……以为是虫，‘其实是肤屑，我不是拿到显微镜下看也不相信。’他本来也同意我的青筋不是青筋，有些疤痣皱纹时来时去，也同样是湿疹的保护色。当然肤屑也有真有假。真肤屑会像沙蝇一样叮人，直插眼内造成一阵刺痛，眼睛轻性流血已经一年多了……验出肩膀上溃疡发作。”
可见，张爱玲得了严重的强迫症。除了洁癖，还有不停地扔东西的整理强迫症。童年缺爱、婚姻失败、去国离乡、伺候病患、再失所爱、晚年贫病、老无所依……即便张爱玲是个看得开、不和命运拧巴的人，那也受不住啊。她像西西弗推石一样，徒劳地清空自己的世界，日日和跳蚤进行恐怖大作战。
萧红的搬家史也不逊色。北平、哈尔滨、上海、武汉、临汾、西安、重庆江津、中国香港、日本……据统计，萧红自离开家乡到去世，搬家超过十五次。
她像一个狼狈流窜在地图上的移动标靶，无论走到哪儿，贫困、饥饿、轻辱瞄准了她不放手。苦难若不久长，便容易忍受。看似没有尽头的流浪生涯，大大损耗了萧红的身体和精神。她的饥饿，她的嫉妒和屈辱，她的卑怯，再加上孱弱的身体使得她的生存能力变低。她的神经像是在狂风中刮得残破支离的蛛网，她的依附也就成了惯性，这种生计和精神上的依附，是她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她何止没有一个安稳的书桌，还没有一个安稳的病榻，被挪来挪去，倒手了又倒手。
萧红写饥饿，能写得读者的胃都跟着抽了起来。不仅是真的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因为以前没挨过饿，饥饿从来不曾成为生活的常态，味蕾没有匮乏的记忆，饿的初体验在成年后，因而也就触目惊心，感官长久地被饥饿感攫取。
萧红选男朋友，也是特有意思的。第一个让自己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就选了个能让自己吃饱饭的；而这第二个最后十分懦弱，把她丢在旅馆里，她就又找个救自己于水火、臂膀有力的；这第三个呢，又是个花心暴力男，她就又换了个性格不强势的；这第四个又不照顾她，她就又选了个病榻前对自己悉心照顾的。真要过上完美的生活，就得东食西宿了。
童年的时候，因为缺少父母之爱的缘故，萧红就黏上了祖父，“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父母的爱是无可替代的。隔代抚养是有弊端的，一个是人之初的新苗，一个是走向终点的夕阳。祖父母的爱，再慈祥，也带着暮气，温度不够。
所以萧红说，她的童年是寂寞的。
如果父母们看到小孩子爱跟屁虫似的围在自己身边，离开一会儿就哭闹。可要当心，不是他特别地爱你，而是你的爱哪里出了岔子，疏忽了他，让他失去了安全感。
萧红是一种典型的依赖型人格，她一生都处在爱的饥渴中。她很难忍受独处，不能忍受感情生活出现空窗期，并且为了避免失爱，过度地容忍对方，甚至处在比对方低下的位置。萧军大踏步地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很少看见他们并排走。不能并肩而立——萧军以视觉上的、位置上的不可谮越，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爱一个男人应该使得自己的世界更加开阔，让自己更加自信和勇敢。可是萧红并没有，原来那么调皮倔强，后来像个被拐卖拘禁了20年的少女一样，变得自卑怯懦，甚至早生白发。
只有爱才能唤醒爱，温暖才能传递温暖。严苛匮乏的环境，不可能养出明朗的心境。无论是什么人，生存、安全感、被尊重感都是首要满足的。而白薇、萧红们，经常将自己置身于贫穷的、粗粝的、女性地位低微的地方，并且希望从荒漠里挖出甘泉水。
萧红以为萧军是她的救命稻草。然而苦难是最不靠谱的催情剂，风马牛能相及，林妹妹都可能爱上焦大，一对自私的男女都可以有倾城之恋，迫在眉睫的窘困，使他们不得不相互依偎。至于到底真的适不适合，那要解了围城之困，生活一段时间才能晓得。
萧军说自己喜欢秦可卿、史湘云，又说萧红是林妹妹，你想想啊，萧红和萧军，那不近似林黛玉和海明威……风中凌乱了，不敢想象。
夫妻生活不和谐，精神世界也难相融，不肯分离也是共历患难习惯了，“这种感情是强烈到什么感情也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萧军是个仗义的人，这对于到处流离的萧红来说，是个最大的吸引力。萧红总是说我还爱他，那你爱他什么呀？她不说别的，“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仰仗依赖是爱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啊，林妹妹。
萧红和张爱玲，是20世纪文坛的两朵奇葩，她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相同点：都姓张，生在富足的家庭，成长中都基本缺席的母爱，暴躁的父亲，没有存在感的弟弟，寂寞的童年，被家里囚禁，由年老的长辈或老仆带大，离家后遇到不靠谱的男人，缺少妻性和母性……她们的人生色调是两生花似的相互映照，在命运暗合之处，两股涓涓细流汇在一起，更多的时候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张爱玲和萧红在小时候，就是两个非此则宁无的犟种。
萧红写自己和祖父赶鸭子的场景：
“赶鸭子，鸭子掉井，捞出来好烧吃。”
祖父说：“不用赶了，爷爷抓个鸭子给你烧着。”
我不听他的话，我还是追在鸭子的后边跑着。
祖父上前来把我拦住了，抱在怀里，一面给我擦着汗一面说：“跟爷爷回家，抓个鸭子烧上。”
我想：不掉井的鸭子，抓都抓不住，可怎么能规规矩矩贴起黄泥来让烧呢？于是我从祖父的身上往下挣扎着，喊着：“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
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
张爱玲写自己小时候迎接新年的情景：
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儿，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儿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家人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然而还是不同的，张爱玲被拉起来，被按在小藤椅上，被穿鞋，她就只是哭哭。其实，小时候的张爱玲，有点儿天然呆，很好摆布的。
萧红就不一样，北方冬天冰封的大地硌着她的眼睛，难免有野性在悄然滋长。她要挣扎，她不从，向着她认定的东西奔去。
这种性格的差别，也有地域的原因。东北的萧红天真温暖热烈，上海的张爱玲冷眼苍凉，在西方和传统文化交织、逐渐变得金属质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就产亦舒。
作者的语言是打开他文字世界的钥匙。评论文字有一种危险性，就是很容易被拐带到作者的语言风格上，谈萧红用萧红体，谈张爱玲说不定就往张腔上滑过去。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读萧红的文字，像柔韧的纸张割心，起先伤口细小，难以察觉，被她文字的情绪继续掌控着，直到天色将晚，合上书，才发现心里微微地渗出了血。
所以，被称作林妹妹的萧红，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也是美人鱼在舞蹈吧，每一段文字，都是一场绞痛一场搏杀。
张爱玲呢，一个不惧将手术刀举向自己反反复复解剖几十年的人，她生命最后的岁月也是被文学的挫败和病体耗尽精血、枯寂着的吧。除了和友人通信带来一丝愉悦，张爱玲的世界就像个活死人墓。
所以，一个人有个独立的房间，不只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建筑结构意义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最大限度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为时有脆弱的灵魂建造一个坚固的容器，不然就算躲进房里，也不能安生。
经常有一堆名言，自古才命两相妨、诗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类的。从创作的源泉来讲倒是不错，然而作为创作的环境就不一定说得过去了。
不信把普鲁斯特扔贫民窟里试试，能活过一年就不错了。越敏感细腻的灵魂越寄居在脆弱的躯体上，他们发出的光芒，也似侠客决战前夕自残激发潜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以缩短生命的长度来获得生命的浓度。
萧红是双子座，对于双子座这样的风象星座来说，内心总有不安分的因子在捣乱，平淡的生活是牢笼，风的生活就像导火索一样，激起她文学的火花。可是当她把自己置于旋涡之中，她的敏感和脆弱，又要开始寻求安全和温暖了。
而张爱玲，是喜欢平衡与美的天秤座，和谐宁静才是她要的生活环境，“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类的。在美国，文学创作上的水土不服对张爱玲是一个打击，而照顾生病的赖雅、拮据流离的生活、强迫症的困扰也是她创作枯萎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看多了《飞跃疯人院》，对精神病人的看法已经矫枉过正了，觉得精神病人比正常人更正常、更天才、更像天使。应该押他去精神病院看看，或者多看些纪录片也好。估计那些脑袋已经混乱成一锅粥的精神病人，宁愿捋顺了脑子的毛线团，也不愿被看作天才。
这里有个阈值，轻度的精神病人可能思维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变成凡·高那样的。最重要的是，中重度的精神病人，他们的思维会断裂、扭曲、混乱甚至消失，即便真是天才，在经历了前期井喷似的灵感之后，最后的人生多以自杀或彻底报废为结局。
在伍尔芙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她受惠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部分，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到了最后，随着病情的发展，带来的必然是创作能力的丧失。伍尔芙在给她丈夫的遗书中写道：“我感觉我快要疯了，我不能让这样可怕的情况继续下去了。我恢复不了健康。我听到一些声音，这让我不能够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
完成一项工作需要的最基本的能力是注意力集中。如果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创伤和疾病，注意力彻底涣散，脑子里只剩一堆堆魑魅魍魉扑棱着乱飞，就别指望能完成基本的思考过程了。
觉得患精神病特洋气、特天才的人类，不妨自己和自己使劲较劲，死命钻牛角尖。但是要掌握好尺度，再高一点儿，人就废了，再低一点儿，文就废了。就在正常与崩溃的摇摇摆摆的空间内，请你自由地神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