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卑的人，爱抱怨与推卸——我找女人不顺利，都是国家的错、社会的错、女人的错、别人的错。也爱制造别人的缺点或抓住别人的痛脚——即自己不能爬上去，就拉低参照物，以获得高度的一致和平衡。这方面，最容易下手的是女性。在雄性世界里角逐处于下风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迁怒对象就是女人，再就是金钱，金钱这货，早就一身原罪，虱子多了不怕咬，推到它身上，也容易。一个人自卑不断爆棚到极点，他们就不会鄙视特定的某个人，除了完美的自己，他们鄙视所有的人。
这样，一个自卑的人就能设置360度无死角的自身盲点，形成无敌的自证言论。
简·爱同学就是从美女庸俗无脑、有钱人势利刻薄、“下等人”粗俗无知、好友粗心邋遢、爱人的正室疯癫神经质、自己的亲戚周扒皮、只有自己的灵魂最高贵纯洁这一逻辑出发，不断自我暗示，从而树立自己强悍不破的自尊。但是想来十分可疑：这种情况真实存在的概率有多大？并且，从简·爱口中的“下等人”看来，简·爱可不是势利刻薄吗？从有钱人看来，简·爱讽刺他们，可不就是粗俗吗？
简·爱看美女是这样的眼神：“奥利弗小姐经常造访我的小屋，使我不胜荣幸。我已了解她的全部性格，它既无秘密，也没有遮掩。她爱卖弄风情，但并不冷酷；她苛刻，但并非自私得一钱不值；她从小受到宠爱，但并没有被完全惯坏；她性子急，但脾气好；她爱慕虚荣（在她也难怪，镜子里随便瞟一眼都照出了她的可爱），但并不装腔作势；她出手大方，却并不因为有钱而自鸣得意；她头脑机灵，相当聪明，快乐活泼而无所用心。总之，她很迷人，即使是对像我这样同性别的冷眼旁观者，也是如此。但她并不能使人深感兴趣，或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奥利弗小姐是多迷人的女孩，哎！
同样贫穷、不美的潘玉良，并不像简·爱靠贬损别人树立起自己的自尊，而是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建筑在40年的艰苦作画之上。并且最后搞笑的是，简·爱翻身了，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变成了自己曾鄙视的富家女。
男性自卑者口中，他们“深爱”的女人，有着女神与婊子的双重特质。顺从时就变鲜花，不顺从时就是碧池。他们的嗜好之一就是数落无情势利的女神与前女友们。真正尊重女性的人，没有自卑。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虽然将自己比作浊物，可是他很明显没有自卑，所以他对少女的崇拜，就很纯净，家族的女性，性格丰富多彩，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是她们皆有美妙的特质。
自卑是一个近乎万灵的指标，以鄙视女性闻名。拿破仑、拜伦、尼采、叔本华、毛姆，都是很自卑的人，太过自卑就会在内心建造一个超我或超人类，同时爱贬低女性的世界。
我们知道，沉沦君的自卑已经接近临界值。如果在和王映霞的婚姻中，他的自尊再受挫，事情就会上升到星际歧视的高度。那个时候，他也许会冲着星空大喊一声：地球啊地球，你快强大起来吧！地球呀地球，我的死是你害的！
日本学者富长觉梦在谈到郁达夫时说：“郁达夫性格怯懦，在什么事上都有强烈的自卑感。”即便他归国后，成了高薪的教授，“彩凤随鸦”的自卑感还是消除不了，所以他对王映霞，一会儿当女神，一会儿当灰尘。
王映霞对婚姻很不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妾的身份。相比邵洵美给予项美丽妻子地位的郑重，相比后来王映霞第二任丈夫给予她的盛大婚礼和一辈子的娇宠，这种不满不是没有缘由的。王映霞本人也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郁达夫在诗词中称王映霞为王姬，姬妾的姬，姬姬姬姬姬，在一次次的唤姬声中，郁达夫成了长安城中风流的公侯少年，王映霞变成了当垆的胡姬。“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名士风度，听起来拉风，站在他身边的女人可不买账，张爱玲就嘲讽过胡兰成的名士风度。他们的自恋，蘸着女人的委屈。
郁达夫多愁善感，遇到什么黑暗不公的事情，又无能为力，陷入无比的沮丧，就回家哭一通，要王映霞多次劝慰方才止住。你瞧，就是林黛玉，很多意淫者还掂量着，若娶了这样的老婆，日日以泪洗面，怕是不好养活。哪个女人，愿意一回家就看到自己的男人哭哭啼啼的，她是你妻子，不是你妈啊。可以说，像欧洲那些资助文艺家的贵妇一样用母爱宠着他，当然是好的，但是她若不肯，似乎也没有指责她的理由。
这对富春江上神仙眷侣是怎样决裂的呢？郁达夫说王映霞贪慕虚荣，红杏出墙，暗通许绍棣；王映霞说郁达夫“敏感多疑，刻薄寡情”。夫妻矛盾的高潮，就是郁达夫发表于《大风旬刊》的《毁家诗纪》，将婚姻内的私事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王映霞受不了了。
许绍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所以郁达夫就去他的大boss蒋介石那里告他的状，要求陈立夫查办。遭到查证的就是王映霞和许绍棣的通信。陈立夫晚年回忆说：“我觉得挺奇怪的，许绍棣是个挺一本正经的人嘛，他也会写情书吗？我就拆开来看了，一封一封看下来，都是谈家常，也不是什么情书一类的。那么，后来我就把这一批信呢，还给了许绍棣，这个事情就这样处理了。”
事情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不能言之凿凿地判定，只能罗列当事人的说辞。但是，无疑的是，郁达夫的自卑导致多疑和偏激的情绪表达方式，是王映霞最终下决心离开他的原因之一。
自卑的人，不相信自己从心灵上不具有给人幸福的能力，自己只是缺少金钱、权力和相貌的缘故，才落了下风。这是一个可以减轻因自身无能产生焦虑的方式，也是挽救岌岌可危的心灵的途径。
这里面还暗含这样一种态度：他们不相信女人有头脑能够清醒地判断自己幸福的感受，所以，那些虚荣势利的女人——哦，女人（此处应用20世纪80年代译制片配音的颤音），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她生来是思想肤浅的小鸟，根本就不能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她不知道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她抛弃了我纯真的爱情，被金钱所迷惑，像笼里的金丝雀被圈养起来。她最后必将会遭到轻辱和抛弃。
吴文藻出身贫寒，长得不帅，似乎很有理由大喊一声：祖国啊，我要是娶不上媳妇，都是你害的！祖国啊，你快强大起来吧！可是，我们看到吴文藻给冰心父母的信，写得从容自信，不浮夸而又有责任感，很快获得谢家二老允婚。吴文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这样的人，他的妻子就不会变成“虚伪势利肤浅”的女人。这并不是因果的倒置。
五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
门当户对分析说，越来越重新成为常识，看起来庸俗，但是比“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靠谱多了。门当户对不一定幸福，但是门不当户不对、不和谐的婚姻更多些。相对幸福的民国文人婚恋多是门当户对，而杯具的多是相反类型。文人特别容易夸大文学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但是，读书对人的性格特质、行为方式、思维视角、认知能力的塑形远远比不上他成长环境的影响大，在实际生活中，文学是干不过社会学的。即便是民国文艺界，这也是条不能忽视的规律。多识几个字未必能逃脱这个魔咒，他们的求知路是缘着原来的根系，自动寻求适合自己的营养和阳光，那么原来的认知会更加根深蒂固，枝叶茂盛，不是成为学者、文学家就可以改变的。
爱是波粒二象性的东西，相处的生活细节，是产生、消磨与黏合感情的最重要因素。有的人也许会被异世界的人类所吸引，可是，相处就很困难。点点滴滴细微之处的默契，多是在相似的成长背景下形成的。
日本偶像剧开山之作《东京爱情故事》，绝对和后来的韩剧故事有着背道而驰的观念。它讲的就是一个门当户对的故事，剧中有过四次情侣组合，莉香和完治，里美和三上，尚子和三上，里美和完治。莉香、尚子、三上就是性格开朗不羁的东京人，完治和里美是内敛的爱媛青年。完治念念不忘温顺的里美，常被莉香搞得措手不及，三上对无趣的里美产生了厌倦，但是和尚子性格默契十足。试了一圈，结果就是，最后相同成长背景的人在一起了。
当我们说门当户对的时候，并不只指那些具体的物质基础，也包括成长中所受的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为什么强调教育呢？虽然都出身所谓“名门望族”，但是陆小曼和徐志摩、张志沂和黄逸梵，在经过蜜月期后，就经常吵个不停，为什么呢？陆小曼和张志沂受的是旧式教育，哪怕守着床榻抽大烟，但求日子照旧过下去就好。所以张志沂最后娶了志趣相投的孙用蕃。而徐志摩和黄逸梵，同样留学英国，在英国时还有过交集，他们受的是西式教育，对遗少的生活氛围十分反感。婚后，徐志摩为了取悦陆小曼，不得不参加她的戏曲演出，他十分痛苦地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邵洵美和杨宪益，这种有着留学英国经历的人，就分别娶了外国女子项美丽和戴乃迭，虽然一个分离，一个偕老，但是在一起的时光，默契十足。相反，我们就无法想象沈从文能喜欢上项美丽、史沫特莱。
音乐也是一个衡量标尺。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年里，民间音乐在情感上比较讨好，被认为是有活力、有生命力、原生态的。雅乐被认为是装模作样、靡靡之音的玩意儿。老百姓如果说自己喜欢歌剧交响乐，要做好被嘲笑矫情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