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姚宏业：我之死，为中国公学也(1)

岳麓山腰，麓山寺左。绿树掩映之间，卧着一座合葬墓，分冢共茔，各以花岗岩砌成石棺，并列于坟茔之内。

墓前立有碑石四通。主碑分别直书阴刻“陈烈士天华之墓”“姚烈士宏业之墓”字样，附碑分别直书阴刻“中华民国元年”“六月湖南公刊”。碑文均为行书字体，庄重肃穆。

陈天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闪耀的名字。这位曾以《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唤醒国人民族大义的湘籍年轻人，更以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的悲壮之举，名垂史册。

与陈天华一起合葬的姚宏业，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其实，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这同样是一个响彻天地的名字。在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兴起后，他毅然放弃留日学业，返国亲手开创了中国公学，并最终为之蹈江而死。他的遗书曾感动了千万人，胡适就曾说过，“我也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

那么，姚宏业为什么会与陈天华合葬在一起？合葬背后又激荡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

湘江北去，奔流不息。

在众多“舍身殉国，前仆后继”的湘籍英烈中，姚宏业或许并不是最为耀眼的一个，却同样惊天动地、彪炳史册。这个年轻人以生命为代价，成为“责任”两个字的最美注脚。

姚宏业，1881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下梅塘村(今益阳市欧江岔镇北坪村)，字剑生，号竞生。本名宏业，因“慕朱洪武、洪秀全”，曾改名洪业。据记载，姚宏业“性孝友，慷慨喜任侠。人有急，辄舍己从之。幼好读书，善属文，然不屑为章句。时革命风气渐开，读郑所南、王船山遗书，萌民族思想，因广结江湖绿林之豪”1。

1904年7月，姚宏业抵达东京，进入日本弘文学校读书。翌年毕业，转入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继续深造。在这里，他认真研读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开始懂得日本振兴的关键“皆由教育”，遂决心投身于师范教育事业。这似乎也为他后来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埋下了伏笔。

留学日本期间，姚宏业仍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往来密切，以革命为己任。是时，中国留学生葛谦、仇亮、刘道一、张秀钟等人在日本组织新华会，以“推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民国”为宗旨，姚宏业“闻新华会宗旨契合，遂加入”。

据有关资料记载，姚宏业是在1905年10月14日经黄兴主盟加入同盟会的。入会后不久，他就秘密回到上海，开展武装起义的联络工作，但因“内地人心砂散，满奴日横”而重返日本。

就在这时，姚宏业意外听说了同乡好友、同盟会骨干陈天华蹈海自杀的噩耗。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像往常一样，起床，梳洗，读报，吃早餐，旋即离开寓居的新译社，来到苓御门前邮局，投寄了一封信给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然后乘车来到位于东京南面的大森海湾，蹈海自尽。

姚宏业在明德学堂读书期间，就曾偷偷读过陈天华的著作《猛回头》与《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写于1903年陈天华留学日本期间，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与浅显平白的白话文，将中国的存亡危机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一出版就引发广泛追捧。

后来，因革命需要，陈天华曾两度担任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班历史教员，课余之暇，则与黄兴等人谋划革命举事。这时期，姚宏业曾与陈天华一道赴江西，开展武装起义的秘密联络工作。

1904年底，长沙起义计划败露，革命党人纷纷避走日本。姚宏业也因获得官费生资格留学到此。两人的来往更加密切了。但姚宏业怎么也没想到，风华正茂的陈天华会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直到陈天华的绝命书被公布出来，姚宏业才似乎读懂得了他真实的内心：

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近来留学者日多，风气渐开也。使由是而日进不已，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则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转危为安。

乃进观吾同学者，有为之士固多，有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近该国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不敢轻于发难。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鄙人闻之，恐事体愈致重大，颇不赞成；然既已如此矣，则宜全体一致，务期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幸而各校同心，八千余人，不谋而合。此诚出于鄙人预想之外，且惊且惧。惊者何？惊吾同人果有此团体也；惧者何？惧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各报，则诋为乌合之众，或嘲或讽，不可言喻。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未当也，斯亦不足与之计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2

一字一句皆是血，留取丹心照汗青。陈天华之死，或许与他一直坚守的“志士迟早一死”的生死观密不可分，但最直接的动因还是当时风起云涌的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风潮。日本官方要加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约束管理，遭到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而当时日本报刊甚多诋毁中国留学生的言论。陈天华出于愤慨，决定以非常之举“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

这场反对风潮直接促成了中国公学的诞生。姚宏业就是这场反对风潮的直接参与者，并率先归国创办了中国公学。不过，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几个月之后，他竟然选择了与陈天华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试图借以唤醒国人麻痹的神经。这为中国公学的初生平添几分悲壮、几分激昂。

不取消规则，就集体归国

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风潮，始于一个误会。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饱受欺凌，人心浮动。清朝当权者的昏聩无能、故步自封，让国人陷入一个外无尊严、内无安全的巨大灾难之中，并由此导致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就在中国的近旁，日本因实施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这让很多致力于谋求中国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仁人志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一时间，鼓吹留学日本、向日本学习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切实行动。据考证，“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出现高潮，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或公费，或自费，络绎于途。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各种类别的教育”3。

1905年，中国在日留学生达到8000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尽管大多数留学生都是一心向学，志在进取，遵纪守法，然而“在芸芸学生当中，实有不少无法无天之徒就读于各式各样之牟利学校。放纵淫靡，忘其学生之本分者，日渐增多”4。中国政府曾成立留日学生监督处并制定管理章程，试图加以管束，但收效甚微。在此情况下，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以第十九号令的形式公布《清国人ヲ入学セシムル 公私立学校ニ関スル规程》，中文译作《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这个规程一共15条，另加附则一条。平心而论，整个规程的主旨，无非是正确引导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步入正轨，对以牟利为主的“学店”加强管理，纳入文部省的监督统制之下。所以，文部省对此有个解释：“《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其精神，并非欲拘束清国留学生之自由，不过监督此类学校，而以谋留学生之利益为目的。”因而，这个规程刚在日本报章上刊登的时候，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和讨论。

11月26日，日本各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贴出布告，“限令各生于该月二十九日前呈报其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5。如此强硬的语气，立即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敏感和警惕。

他们翻出了20多天前发布的《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仔细研读每一个字，揣摩各种可能。终于，他们读出了一种敌意。

这种敌意，是从规程的第九条、第十条中读出来的。第九条的全文是：“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督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第十条的全文则是：“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6

第九条中的“取缔”两个字，深深刺痛了中国留学生的心。他们可不管日文中的“取缔”其实可译作管理、监督之意，而索性将这个规程直译为《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缔中国留日学生之规则》《取缔留学生规则》《取缔中国留学生所入学校及寄宿舍之规则》乃至《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等，并一律简称为“取缔规则”。

当然，中国留学生们的敏感并非完全无端。早在这年6、7月间，在留日学生中就风传着日本政府即将发布“取缔”清、韩学生规则的消息，导致中国留日学生人心惶惶、义愤填膺。在他们看来，“韩时为日本之保护国也，今侪我与韩为伍，是蔑视我国权也”。

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令留日学生情感上无法承受的事情。1905年8月27日，由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程家柽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出版，刊有一篇《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直击日本军国主义的痛处，遂遭日本内务大臣下令“禁止颁布发卖，并差押印本”，理由是“《支那》妨害安宁秩序”。于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文报纸上撰文，痛斥日本政府肆意剥夺留日学生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并呼吁留日学生“宜速筹对抗之策”。

冲突，一触即发。

11月28日，就在日本各学校贴出布告限令中国留学生呈报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之后不久，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形成评议部决议，决定由执行部各干事及各省职员长联合签名，上书驻日公使杨枢，明确提出：规程全部在整齐学校，为留学生谋利益，其意甚盛，惟第九条关于寄宿舍之规定，于学生之经济、学问、卫生、兼学皆有损害。第十条所言性行不良，其范围亦过于广泛，恐学校得以爱憎行乎其间。因此，恳请公使向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取消规程。7领衔的是中国留学生会总干事杨度和副干事长范源濂。

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抗议声音，驻日公使杨枢不敢怠慢，日本文部省更是不敢怠慢，很快针对学生的质疑做出了解释：

一、第九条所定，系令学校为留学生校外之约束，以免为不良之徒所引诱，于其品行、经济、卫生等项各有裨益，并为邻邦留学诸生谋教育功效起见，如与以上各项无碍，或居亲友端人之家，由此通学，或自行赁屋居住，自成一户，固非本条之所禁止也。如学生禀中所举各项，自无此种不利之累，据该生等所禀请之事，究系该生等未明本条旨趣，遂致转生疑虑也。

二、第十条所定，专为性行不良，如紊品行，害秩序，罹刑律等类，竟致斥退者而设，并为防范未然起见。如系学生实情，且于必要之事项攸关，静稳陈述其冀望之处，此等自不在性行不良之列，如系学生禀请之言，是误会本条意义之所致也。8

这时候，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

伴随着抗议风潮的升级，留学生们已不再满足于取消第九条、第十条这些“小儿科”的要求了。姚宏业当时刚刚由国内重返日本，目睹此情，立即投身反对“取缔规则”风潮之中，“于是相率倡议罢课”，“事关国体，非全体休校不可”。

12月3日，路矿学堂韩汝庚等八名留学生发出传单，列出六条抵制“取缔规则”的方法，认为“文部省颁布之《规程》，辱我国体，我辈当另结团体，誓死力争，必尽废此全部《规程》而后止”。

这一天，弘文学院、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大成学校、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东斌学堂、东亚实业学校共八校的留学生代表，会聚于留学生会馆，共同商议对策，最后议决一同前往公使馆，要求彻底取消这一规程。

群情激奋之下，一切冷静的声音都失去了表达的舞台，甚至会遭受鄙夷。姚宏业是主张罢课的坚定分子，他觉得，日本政府以对待其保护国韩国的留学生那样对待中国留学生，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除了罢课返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12月4日，弘文学院留学生率先发出号召，呼吁全体罢课。一时间，日本各留学生学校罢课成风。以东京为例，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公立、私立学校共有16所，未卷入罢课旋涡的仅有振武学校、女子实践学校两校而已。

到了12月6日，就连留日女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积极响应罢课。据史料记载，女子实践学校的留学生秋瑾最为激进，每次演说，皆痛哭流涕，至为感人。据说她演讲时曾拔出倭刀明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