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很明显地，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开心不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留意，如今得为自己的放纵付出代价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的狂欢晚会也不例外。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眩目与贪婪过去了，此刻摆在眼前的是社会、心灵和感情上的巨大耗损。今天美国所遭遇的危机，正反映出我们所共同经历的——在政治、科技、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同时变迁，而我们为这些变迁所付出的代价，是折了翼的美国精神。
美国梦断
就经济上来说，八〇年代的后半，真相终于浮现了。我们享受过一段挥金如土的痛快时光，现在终于到了付帐的时候。你不必是财经专家，就知道这是什么状况——经济萧条、经济不景气、国家财政赤字，你怎么说都可以，反正横竖就是：我们全部都栽进经济大危机里，一个也跑不掉。
一部分的报应出现在失业问题上。失业并不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新现象，可是这回教我们害怕的，是失业的对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失业的人被资遣了——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经理。
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还在应征工作，或出现在临时工介绍所，现在是很常见的事情。不少人在家里三个孩子才十来岁大，要缴房屋贷款利息，还背了一屁股债的时候，才惊觉自己做了十年或十五年的差事，突然无法继续了！这和二十琅珰岁、一人吃饭全家饱的时候闹失业，不可同日而语。大部分男人到了中午，都会希望不必再靠死薪水过日了，不然就是盘算着早点退休，可以享受自己劳碌了一辈子的成果。如今却只能祷告上苍，让他们可以有份工作做到退休。
对许多更年长一点的人来说，曾经璀璨的退休梦已经褪色了。随着利率的直线滑落，老人们赖以度余生的投资，愈来愈不值钱。数百万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曾为退休后的“黄金岁月”仔细地打过算盘，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为将来的好日子做准备，如今却发现不得不无限期地延后退休，才能挣得一口饭吃。
年轻人前途堪忧
我们的跛脚经济，对待二十几岁的这一代并没有比较仁慈。以往年轻人上大学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有大学文凭会比没有大学文凭找到更好的工作，现在则是能有工作就算幸运的了！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次文化阶层：一群戴过学士帽、穿过硕士袍的外卖食品送货员、餐厅跑堂和计程车司机。七○年代的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全国主要企业争相聘请的对象，这种前程似锦的感觉，现在已经被前途未卜的忧虑所取代。他们不再延续世世代代笃定的信念：自己会比父母生活得更好；相反地，严重的不确定感正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而我们这批婴儿潮，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却面对令人丧气的事实：将来我们的儿女很可能无法超越我们——事实上，如果能有和我们一样的际遇，就算走运了。我们看着孩子们卖力地找工作，我们敞开家门，好让他们为了省钱而搬回来。当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为前途忧虑时，我们的心都痛了，记得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坚信自己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谁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努力告诉自己：事情还不到最糟的时候，坏年头总会这样来来去去。可是当我们走出办公室，徒步街头，看到满街的男女老少游民，饥饿、绝望地缩挤在寒风中，他们是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真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啊！不错，这些露宿街头的人里，有的是酒鬼或犯过罪的人，但也有不少是单亲妈妈和失了业的飞机技师，或是因为父亲丢了做了十五年的工作，家里又没积蓄，小孩只好沿街流浪。经济危机的代价都刻画在他们的脸上，它的意义不仅止于失去工作、失去家园、失去机会，而且是失去了美国之梦。
即使是我们这些有工作且还付得起帐单的人，生活品质也已大不如前，不如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也不如我们预期想像。大部分家庭需要靠两份收入来维持，意思就是兼职或全职上班的妇女比从前多。对这些职业妇女来说，和小孩或和配偶相处的时间、打理家务的时间、花在嗜好或其他兴趣上的时间、甚至洗衣服的时间，没有一样能像从前那样从容，因为我们都得忙着求生存。这股狂躁的行动旋风连小孩子也遭波及，他们受到大人的感染，看到做得愈多的人得到的也愈多，他们也学会了及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计划好自己的活动日程。
心理学家罗斯门(John Rosemond)把这种现象称为“疯狂家庭症候群”。妈妈、爸爸和小孩全像赛跑似地，在约会、办公室、学校、会议之间冲来冲去，偶尔会停下来吃点东西，不过也很少能一起吃。家，原本是我们忙碌生活中一个宁静的殿堂，现在已经变成简陋的休息站，一个供洗澡、睡觉、换衣服的地方，可以随便抓到点吃的，然后赶快冲向下一个任务的地方。
科技冲击心灵
如果说经济上的灾难已经让我们的梦想失色，那么科技的突飞猛进也一样残害了我们的心灵。说来讽刺，带给我们这么多方便和娱乐，能在各方面使我们生活更舒服的正是科技，但它同时也是造成我们心理上那么多不舒服的根源，而这些心理上的疾病，很不幸地已经变成美国的标志之一了。从这个观点来看，电讯卫星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武器，比任何一种恐怖的弹头或飞弹，都具有更强大的杀伤力。
拜现代科技之赐，我们从工业时代来到了资讯时代。我们对高科技的生活方式已习以为常，鲜少警觉到科技对我们的影响。最近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位社会学家提出的一项惊人事实：经由卫星、电视和电脑，你我每天接收到的讯息量，是我们几代之前的祖先，累积一千天才能接收到的讯息量！这意思就是，从前的脑袋可以用二万四千小时去处理的事情，现在我们的脑袋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处理完毕。
过去几年里，我密切注意了波斯湾战役、波士尼亚战争、佛罗里达飓风、中西部大水、加州和墨西哥大地震、美国警察和各种罪犯相互开枪。几个月前，在一天之内，我看到了洛杉矶的疯狂暴动、香港的坠机、巴勒斯坦被炮轰、索马利亚快饿死的儿童。我只要按一下电视遥控器的按钮，就能亲眼看到所有在我个人世界里，一辈子都不会遭遇的惨事。即使用一生的时间，都难以平抚的哀伤，教我如何在一天里全部消化？
要是我们的祖先都能从电视上，亲眼看到第一枚原子弹投到了广岛的上空、法国大革命期间囚犯的处决、十四世纪淋巴腺鼠疫的流行或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知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实在不能想像，若是祖先们能预见未来，他们影响我们命运的各种决定，会受到何等巨大的冲击！
美国的精神熔解
只要目睹过任何一椿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任何人都会感受椎心刺痛，而我们这样日复一日接受这些惨事的疲劳轰炸，后果是什么呢？我深信我们的精神状态都已到了严重超载的地步。人类的心智对压力的处理都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出限度，就会出现功能失调的现象，就像电流量超过电线所能负载时，就会熔化，甚至起火燃烧。
让我们假想有一组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墙上十几个喇叭一起放出震天价响的音乐，无数个电视机分别闪烁着不同频道的画面，灯光明灭不定，连地板也在振动。不用多久，大部分人的情绪或行为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他们会变得颓丧、疲倦，而且紧张；再过不久，他们就会露出敌意和攻击性；最后，这些人会变得很暴力，平时温和的人可能会开始互相吼叫，连平常最善体人意的人也会互相殴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人的痛苦是刺激过度所引起的。科学研究调查发现，如果我们在精神上、情绪上或感官上，一下子受到太多的刺激，我们焦虑的程度会急剧上升。高涨的焦虑情绪需要发泄，发泄的方式通常就是敌意和暴力，这就像是我们的大脑在说：“停啊！我受不了了。我快要爆炸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只是可能没那么严重。电话铃在响，炉上的热水壶在叫，小孩缠着你问问题，所有状况都在同一个时间里发生，你只觉得你好想尖叫。你的精神电路负荷过度了，你的暗自叫苦和诅咒显示你已经短路了。
在美国，我们每个人都忍受着精神熔解、情绪短路的痛苦。我们个人的精神领域受到卫星电视、传真机、大哥大不断地侵犯，能让我们躲起来的地方愈来愈少。我们再也不能躲在自己的天地里，不管这个国家或世上其他角落发生些什么事。在这个全新的地球村里，我们必须忍受这绵绵不断、无情的过度刺激，我们就像被判了刑，得终身监禁在不可捉摸但又真实的焦虑中。
持续亢奋
焦虑不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能造成生理上极大的变化。我们的身体在经历恐怖或紧张的时候会亢奋——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把它承受到的压力释放到全身去。或许不是每个人都变得很暴力或表现出很明显的敌意，但是持续刺激的副作用是：我们会对亢奋的感觉上瘾，只有更多的刺激引起不断的亢奋，我们才觉得自己活着。
看看最近几年流行电视节目的趋势：“救援电话九一一”(Rescue 911)、“紧急状况！”(Emergency！)、“天眼”(Cops)……，这种称做“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节目，好像永远不嫌多。我们仿佛要看到所有的车祸、医疗急诊、英雄式的救援和戏剧性的缉凶，要让心绪亢奋时才分泌的肾上腺素不断分泌，才觉得痛快。
最近为因应大众的耸动口味而新推出的，是“电视法庭(Court TV)”，这是一个不断实况转播刑事和民事法庭开庭的频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每天从这个频道上，看着证人席上的被告被控方律师追问得汗流浃背，或是受害人泪流满面地陈述着骇人听闻的受害经过。我们喜欢推测某人有罪或无辜，每天紧张地等待每一个案子的最新发展。古代有爱看执行私刑的无知群众，我们是现代版，万头钻动等着瞧下一个被踢出来的倒楣鬼是谁。
诚如副总统高尔(Al Gore)在《均衡之境》(Earth in the Balance)一书中所言：“就好比一个人若是生长在不健全的家庭里，他对正常人一定能感受到的痛楚，会故意情绪性地视而不见。我们这个不健全的文明也发展出一套视而不见的方式，使我们不致因感受到对世界的疏离而痛苦。”换言之，我们已麻木不仁。平凡生活里的情感已不足以激起我们的热情，或令我们觉得生意盎然。
就这样，我们成了一个变态国家。我们会因灾难和丑闻而兴奋；观赏肢体或情绪的暴力，我们会觉得刺激过瘾；看着陌生人遭遇烦恼困境，竟也成了我们的娱乐。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说，那些“救援电话九一一”、“天眼”等节目是在宣扬守望相助、和谐共存之类的家庭价值，然而我们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怎么说都还是对各种令人震惊的事上了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