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做“上行下效”，其实问题就在这儿。地方政府如果以发财为主，以房地产为重，岂能怪百姓同样以发财为主，以房子为重？与“上行下效”意思接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程度上更严重一些。用大白话说就是，政府喜欢发财，老百姓就会喜欢“发大财”、“发横财”。如果政府和百姓在发财这件事上，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也许问题不大。如果都集中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目标，那就要打架。土地房子有限，那就争房地产的“领空权”呗，也算是群众的智慧，是否今后还需要新的法律呢？
政府要发展经济，要让老百姓富裕，这没错。但是，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必须厘清：政府能不能亲自参与发财的事情？中国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要政府学会理财，道理上没什么错，但是，怎么改，怎么理财，就是一个大问题。王安石改革的结局不太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主持的北宋政府太多地直接参与财产经营，把政府变成了老百姓的竞争者。面对单独、小群体的百姓时，政府可以所向无敌，但是，面对全体百姓的时候，政府的处境就很难了，这叫“与民争利”。虽然王安石自己可以洁身自好，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在王安石之后，延续他这一方式的人，就变成蔡京、宋徽宗，北宋就亡国了。
因此，在发财这件事上，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不是说政府完全不可以亲自参与经营，有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关键领域、基础领域，政府应该介入，例如航天、军事、发电等。并且，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行为导向应该以全民利益为重。而在很多其他领域，政府的确应该退出与百姓、与社会的商业竞争，政府只应该扮演一个规则制定者和公平仲裁者的角色。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年轻的宋神宗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和小老百姓一起在小商品上竞争做生意，这不好吧（大意）？但是，宋神宗的这个觉悟当时没有发生作用。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鼓励全社会发展经济，不等于政府大量地直接参与经营，其中应该有一个界限。否则，即便有法律，也严格遵守法律，政府依然会因为自身运动员、裁判员角色的混淆而有口难辩。
当今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还有一个难办的地方，就是由于客观原因，政府很难从房地产领域退出，不得不参与其中，这是中国的现实。除非把土地全部私有化，拆迁之事才会与政府毫无关系。拆迁户再火暴，也只针对资本家，政府乐得一身轻，做个和事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土地不能私有化，就应该早一点认清这个现实，中国发展房地产就应该有适合自己的方针和办法，而不应该照搬国外的那套办法，弄得现在政府与房地产商难解难分，想要秉公执法都心虚，底气不足。
房地产行业适合中国的政策应该怎样？很简单，由于中国的土地归国家、集体所有，那么，土地资源利用的首要目的就不应该是一部分人发财，不应该是表面上的GDP参数，而应该是全民的真实生计，这个主次必须分清楚。政策应该建立在这个观念基础上。房地产的源头解决办法就是，要让房地产的利益，变成广大老百姓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政府要同广大老百姓站在同一条战线。
政府与资本家的关系，首先不是要消灭资本家；其次不是像某种西方理论宣称的那样，要与资本家穿连裆裤。而是应该像中国传统那样，理直气壮地管理资本家，让资本家规规矩矩地合法经商。只有摆脱了与资本家的利益关联，政府才有可能气壮如牛，才有可能获得百姓的信任。
房奴、卡奴、股奴、菜奴
物价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农产品价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大。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一系列神奇的涨价，富有极高智慧的中国百姓发明了一系列新的词汇，比方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苹什么”、“玉米疯”、“辣翻天”、“棉花掌”、“药你命（中药材）”，等等。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的物价上涨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发改委制定了很多措施，力求把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这个话题值得一说。
上面列举的新词并不能代表近年来一系列涨价的全部，较早时普洱茶的疯狂涨价，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如今碰到一些茶叶商人，不少还感叹说，自己手里还存了大量的普洱茶，当年高价买进，如今舍不得赔本卖出，只好存在手里，等着价格回升。这种情形像是在股市上被高位套牢一样。好在普洱茶存放几年问题不大，要是其他茶叶或商品，后果就比较严重。近来，大红袍也遭遇了普洱茶以前的状态，但是，很多茶商已经有了普洱茶的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大红袍涨价的风潮没能狠命刮起来。
有一位茶商向我大致讲述了当年普洱茶被炒作的过程。说起来也不复杂，有一批资本比较雄厚的商人，突然进入普洱茶市场，他们从普洱茶生产的源头入手，大规模地包销普洱茶，市场上普洱茶的供应，绝大部分份额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他们适量地向市场投放普洱茶。然后，又自己派人将已经投放的普洱茶以更高的价格收回来。
那位茶叶零售商告诉我，当时的情形令人不可思议：他头天100元进货的茶饼，第二天就有人以120元的价格买走；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普洱茶的价格便一路飞升，每一次都能很方便地赚钱。于是，他进货的数量越来越大，终于，在高价位上进了好几吨普洱茶，再也没人来收货了。他说，自己做茶叶十几年赚的钱，都变成了普洱茶砸在手里。那些在幕后炒作的更为雄厚的资本，大多已经获利退场。
这位茶商向我讲述的在普洱茶上“被套牢”的经过，与房市、股市很像，事实上，与“蒜你狠”、“豆你玩”等农产品市场也很像，都有大资本炒作的明显痕迹。于是，人们套用“房奴”、“卡奴”的概念，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菜奴”。我只是很奇怪，为何人们没有让“股奴”这个词流行起来？稍稍一想便发现，金融资本已经成为发财的高级阶段、高级手段。尽管金融炒作的本质与上述普洱茶的人为炒作没什么区别，但是，以股市为主的金融炒作依然被金融操控的舆论称为“市场经济规律”。于是，面对很明显的股市炒作、金融炒作，人们也不愿接受自己是“股奴”的现实，而是等着机构或政府出手，把自己救出来。
大资本人为炒作价格（包括股票价格）涉及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信奉市场经济的学者总是说，市场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市场天然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调控。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我们似乎不应该对包括房价在内的涨价问题如此敏感，就把它当做供需关系的市场规律好了。然而，即便在把市场经济当成天条的美国，对于房价、股价、物价等，也不拿“看不见的手”说事，而总是要求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调控市场，例如税收、利率等。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理论所谓“看不见的手”，几乎都是胡扯。如果把股市看做是市场经济的晴雨表，政府干吗还用一系列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来影响股票指数？因此，所谓“看不见的手”以及那些把市场规律奉为不可抗拒的信条的主张，往往是市场操纵者用来欺骗别人的。
当今世界，我几乎看不到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领域。相反，以美国为首，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在人为的操控之下。股民们不把自己称为“股奴”，无非是中了“看不见的手”这种谬论的毒。小股民们如果清醒一点，立刻就会明白，自己就是被现代金融诡计操控的“股奴”。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广大老百姓和经济学家都主张控制物价，那就等于说绝大部分人都主张政府要干预市场，所以，“看不见的手”即便存在，也不能任其自行其是。
中国老百姓通过“菜奴”现象，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海豚族”，意思是说，价格飞涨是因为有人“海量囤积”。对于“菜奴”如此，对于“股奴”难道不同样如此？只不过，在传统的观念中，对于普通商品的囤积居奇，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它的实质，但是，对于股市的囤积居奇、买空卖空，人们常常被现代金融诡计欺骗，反而认为那是正常的市场规律。
对于当今世界经济，很少有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中，供需关系的比重究竟有多大。人为投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炒作概念、用垄断或联盟来哄抬物价等手段对于物价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
中国古代社会在几千年前就制定了针对此种市场炒作行为的政策，比方说“常平仓”制度，就是针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制度。作为人们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对粮食的政府干预制度。换句话说，中国古人很早就认为像粮食这样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不能靠极不可靠的“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只有靠政府“看得见的手”，才能使其平稳。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个主导思想是：物价调控的主导思想，不是赚钱，而是即便赔钱也要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也是当今中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在控制物价中的要求。
然而，中国古代政府调控物价的政治经济方式，在当今社会遭遇了巨大挑战。首先是普通商品的期货市场。期货贸易被称为现代化的商业手段，实际上，人们没能清醒地意识到，期货市场常常就是炒作物价的合法手段。期货市场等于是削弱了中国古代政府强有力的物价调控手段，而将普通大宗商品的定价能力转移到大资本手中。对于期货市场的这个认识并不是说要关闭所有期货市场，而是应该认识到期货市场的两面性，要从制度上避免期货市场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一制度的确立，必须是由公正的政府来主导，而不能听信那些资本家、金融家、大商人建立在所谓“看不见的手”荒唐理论基础上。对于期货市场如此，对于股票市场，对于房地产市场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