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说的是经济生产与国家权力相适应。经济是基础。国家权力机构为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从基础产生的。何为建房？先用石打底基，基打好了，房就基本建起来了。打什么基，建什么房要互相适应，房才能牢固。上层建筑从基础产生，但它又返回保护基础，促进基础繁荣和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基础是奴隶生产，产品大部分归奴隶主所有。奴隶社会上层建筑形式是王或皇帝。它是保护奴隶主利益的。封建社会剥削方式有所改变，剥削有所减轻。奴隶成为自耕农，剥削形式是地主收租，上层建筑代表为皇帝。这种上层建筑是保护地主利益的。农民被剥削不满引起反抗，皇帝就下令出兵镇压。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革命运动未成功，都是遭严重镇压所致。
奴隶和封建社会把各种各式的大小的国王和皇帝宣传得神乎其神，说什么是天生的，是真主，是天子！代天行道，代天巡狩。一日无君，天下大乱。皇帝说的话就是圣旨，不能违抗的。骗得被压迫的人民头脑昏迷，俯首贴耳，心甘情愿受压迫。马克思把这种骗局彻底揭开，他说，皇帝以及各种大小的王都是人，他和任何人一模一样，奴隶社会的国王和皇帝是奴隶主，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地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统、总理是资本家。他们是代表各个时期的阶级利益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要靠的是政权，就是所说的上层建筑，包括他的武装部队，这个大厦一倒，他就什么都没有了。马克思把数千年来人类迷惑不解的社会发展史彻底解开，用科学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陈池龙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理论，党校每天又把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听得陈池龙脑袋瓜都大了起来。接下去说资本主义兴起，说政治经济学，说共产主义产生运动发展过程等等，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学习了几个月，他问和他一同来党校的李天才，到底听没听懂那些课，李天才说，半懂半不懂的，基本上没听进去。陈池龙说：“可不是吗？这哪里是洗脑，越洗头脑越糊涂起来了。”他对李天才说，“你要不要回去？你不走我也要先走了，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李天才说：“回去不合适，反正听不懂你就在这里泡时间吧。”陈池龙说：“我可没有你那么好的修养和耐性，再呆下去我要得神经病了！”
陈池龙说到做到，当天晚上一个人坐火车离开了华东党校。
这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两个月了。
回到闽中，陈池龙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看任雯到底有没来信。他已经又有好几个月没跟她联系了。通讯员看他回来，十分高兴，他说陈池龙走的这几个月，县里都有点乱套了。现在回来就好了。陈池龙不关心那些，只问他到底有没有任雯的来信。通讯员说：“有，都收到一个多月了。”陈池龙说：“快，还不赶紧拿给我看？”
陈池龙看过信后大失所望。原来，朝鲜战争一爆发，任雯便报名赴朝参战去了。任雯在信里说，作为一个地主的女儿，赴朝参战仍然是她的唯一选择，她必须这样做。她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建立别人对她的理解和信任。否则，即使别人没当着她的面指指点点，她也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挺不起胸膛来。她希望陈池龙能够理解她，支持她，耐心等待。好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相见的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同时她让陈池龙放心。她告诉陈池龙说，与她一同去朝鲜战场的还有她的好友刘香兰。
军人出身的陈池龙，他当然知道战场对一名军人将意味着什么。而且他也没有理由阻止和反对任雯的选择。更何况，当他读到任雯的信时，任雯早已跨过鸭绿江，战斗在朝鲜的战场上，他就是想反对也已经来不及了。
陈池龙只能开始了新一轮的耐心等待。
陈池龙自己的工作也比过去更忙了。至于忙些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手头上有做不完的事。他偏偏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要么不做，要做就认真得让人心服口服。
陈池龙觉得最忙乱的事是机关人员的工资调整。新中国成立后，工资制人员一律以大米计发工资。并自１９４９年９月起分等级发给大米。第一次调整工资制度是在１９５０年６月。行政机关人员提高至每人每月平均发大米１８１．５斤。其中最高的为每月３００斤大米。最低的为每月１２０斤大米。第二次调整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根据上级通知精神，对工资制人员待遇进行第二次提高工资。共分２０个等级。县团以下自９级至２０级，级制最高的９级大米３００斤，最低的２０级给大米１０５斤；第三次调整是１９５１年７月，按照规定，薪金制人员薪金采取半钱半米，也即一半发钱，一半发米。而这次调整是在原来薪金制的工资米制上改为工资分制，并重新进行评级。事情麻烦就在这里，该谁评高谁评低，该高多少该低多少又没有一个比较规范的衡量标准。结果弄得那些被评低了的同志一肚子牢骚，都去找陈池龙要工资，陈池龙接待了这批又来了另一批，整天就为大家工资的事心烦着。陈池龙动不动就骂那些人，你们算哪路好汉？工作不好好干，争起工资来比谁都积极，你们还知不知道羞耻？吓得那些想加工资的人一个个都跑了。
那时，一般干部的级别为２２级以上，科级则定在１８级与２２级之间，副处以上通常在１４级和１７级。按照原来定的级别，县里工资级别最高的是陈池龙和县委王书记，都是１４级。陈池龙看大家吵工资吵得那样凶，他主动让财政科的同志把自己的级别调低了一级，为１５级。这样一来，大家就没话可说了。通讯员小李已经跟陈池龙几年了，知道陈池龙的脾气，说话随便了点，他替陈池龙抱不平说，人家都吵着要加工资，你倒好，自个把自己的工资调低了。你难道不知道工资是一个人一生一世的事吗？你怎么会那样糊涂呢？
陈池龙被通讯员说着，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呵呵说：“够吃够喝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通讯员说：“满天下去找，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傻的人了。”
陈池龙说：“我就是我，这个世界也只能有一个陈池龙。如果有第二个第三个陈池龙就不好玩了。”
后来，陈池龙自己给自己降低级别的事让地委领导知道了，便通知县委王书记给纠正过来。陈池龙却一点也不知道。
陈池龙嘴上说钱没用，心里头却仍然清楚钱的重要性。他让通讯员从他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每月固定给在乡下的两个孩子寄去。陈池龙虽然有他粗心的一面，但他不可能粗心到连两个孩子的生活费都不懂得拿的地步。他觉得他休掉九红，想重新建立一个家庭是一回事；而照顾培养两个孩子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那些日子，陈池龙一直心情不好，老担心有什么事要发生，他先是怀疑任雯在朝鲜战场上出了什么事，结果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可是时隔不久，他就收到任雯的来信，告诉他在那边除了生活艰苦一点，战斗环境恶劣一点外，一切都好好的，请他不要挂念。陈池龙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下来。尽管如此，他的心还是莫名其妙地烦着，干什么事心里都发虚。很难一心一意用心去做。陈池龙小时跟爷爷做过几年道士，对迷信那一套历来半信半疑，也相信，也不相信。如今虽然已经参加革命多年了，那种观念仍然无法改变过来。他总觉得当一个人心烦意乱不能用心做事时必然要发生什么事，这也是他多年来得出的经验，不管是错觉也好，偶然巧合也好，反正他就认这个理。
陈池龙担心有事，事情果然就来了。
一天下午，陈池龙正准备下班，女儿陈小小突然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陈小小脸色发青，额上全是豆粒般大小的汗珠，她气喘吁吁的，显得很不安，很悲伤，像随时都要哭出来的样子。陈池龙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陈小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了）。她告诉陈池龙说陈冬松病了！眼下已经住进县医院里了。
陈池龙一听“咚”的一下，脑袋瓜涨得有米瓮大。赶紧随陈小小去了医院。后来陈池龙才知道。陈冬松生病后，先是在乡卫生院里治疗，可治来治去，越治病情越重，九红就赶紧转院，送他来了县医院。九红并不打算把陈冬松生病的事告诉给陈池龙。她想，所有的灾难让她一个人承担好了。但她心里又非常矛盾，就像上回两个孩子说要去城里看看县长父亲，她既希望他们去，又担心陈池龙会怎么看待这件事。现在陈冬松生病了，她的心情一样很矛盾。她想不到陈小小会跑到县里把（陈小小）陈冬松生病的事告诉给了陈池龙。因此，当陈池龙进了病房时，九红感到非常的突然，四目相对，弄得两个人都很尴尬。陈池龙心里想着，大概已经有十几年没见到九红了吧？他发现眼前的九红简直跟过去判若两人，变得又老又黑又瘦。陈池龙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酸楚。觉得自己多少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不说别的，两个孩子就已经够她操心了。而孩子也有他陈池龙的份，又不光光是她一个人的。但当他一想起她曾经失身于王世吾，而且上回镇压王世吾时连站出来揭发的勇气都没有，他的心情又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她。
陈冬松患的是急性肺炎，高烧４０度。烧得他满脸通红，一直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医生并不知道陈池龙是一县之长。但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是孩子的父亲。便一个劲地埋怨他不该那么不负责任，等孩子病成这样了才送到医院来。陈池龙觉得自己理亏，连连点头称是，承认自己是太大意了，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陈冬松高烧一直烧了几天才退了下来。那几天陈池龙几乎寸步不离病房，天天就守护在陈冬松的病床前。一会儿给他做冷敷，一会儿端水给他喝，一会儿又端尿盆给他小便，看得那些医生护士都感动了起来，说看起来那么粗枝大叶的人，做起那些事情怎么会像女同志一样，那么细心和认真。最难熬的是下半夜，由于烧一直没法退，到了下半夜医生仍然得给陈冬松挂点滴，这样一来搞得在一边看护的人都不能睡。陈池龙就让九红睡去，自己坚持在一边看护。九红心里疼惜陈池龙，她哪里忍心让陈池龙熬夜呢？她说，她要是给累倒了就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过几天自然就好了。陈池龙却不一样，肩上还挑着重担子，倒了可不得了！她说就让她看护孩子吧。
没想陈池龙却生气了。他几乎不容置疑甚至有点冷酷地说：“你以为我让你睡去是心疼你吗？我心里放不下的是孩子。”
九红便不敢再说什么了，由着陈池龙去。但孩子病成那样，她哪里还有心思睡，只在孩子的床前眯了一小会眼就又惊醒了过来，不敢再眯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了一点睡意。夜深人静，病房里的病人和负责伺候病人的家属这时都已经睡了，一个病房里这会就陈池龙和九红两个人没睡。陈池龙突然发现这种场合非常的微妙，让人觉得很别扭。他和九红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呢？夫妻吗？显然早已不是了。那么，他们现在到底该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陈池龙终于打破了沉默。他对九红说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呢？别对他抱有任何的幻想。他当初下定决心要离开她就没有打算要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了。因此，九红如果对他还存有什么念头的话，那真是枉费心机了。陈池龙说，他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他原先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已经被改变过来了，可就是对女人的贞操他始终看成比天还要大的事。那个观念怎么也改变不过来。他相信就是到了他要死的那一天，也没有人能把他改变过来。他说他真的是王八一只，吃了称砣铁了心了。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死心眼。
陈池龙发现他在说这些话时九红面无表情，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看着一滴一滴往陈冬松的血管里流去的吊液，又好像用心在数着它们。陈池龙的话对她来说似乎一句也没听进去。甚至根本就不觉得那些话是冲她在说的。陈池龙觉得他和九红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话好讲，说来讲去，就是那么些话，有什么意义呢？第二天一大早，陈池龙看陈冬松烧也退了，就离开了医院回县里上班去了。
陈池龙一旦忙起工作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天天都在提醒自己，一定要抽出时间再去医院看看冬松，可提醒来提醒去，最终还是把那事给忘了。等到两天后他想起儿子还在医院，急急忙忙往医院赶时，陈冬松曾经住过的那间病房里已经住进了新的病人，哪里还有陈冬松和九红他们，一问，才知道九红他们早已办了出院，结果心里懊悔了老半天。觉得自己实在是对不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