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举人的黄泽如一直就没办法弄明白，他们作为一群读书人，忧国忧民，热血沸腾，思想和行动激进一点，干一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岳父大人高伯，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野之人，一介草民，又哪来的那么多的激情和浪漫去跟朝廷较劲呢？在没有见到高伯之前，他总想，有一天如果见到高伯，他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好好地问一问高伯。但是现在见面了，原先的那种念头反而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肤浅！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简单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用得着问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连吃的连穿的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税粮，为什么就不可以向朝廷说不！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在中国，像李自成那类的农民阶级领袖是出得太少了，才使得政权更加昏庸和腐败，国力更加衰落。因此，从内心上说，他已经理解了自己的岳父。
而作为女儿的高兰香，在见到父亲时她悲哀地发现，几年不见，昔日年轻硬朗的父亲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变得非常苍老了。纵然千言万语，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父亲说，但是，当看到父亲那个样子时，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种心情很奇怪，到真的说第一句话时，却是骂她爹，向爹兴师问罪的。她说，爹，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给丢下来就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想你，我娘有多想你吗？
这话叫高伯要怎么回答呢？光绪二十三年的那场大灾荒，把福建的百姓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高伯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要不是那个好心的船工把他送上了来南洋的轮船，他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原来，那船工知道高伯就是那个带领百姓抗捐的人，那是他从心里所敬仰的，况且，船工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乡亲们把他交给船工时，船工就觉得自己接过去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和责任。乡亲们走后，船工问高伯道：船是要往南开呢还是往北开？那意思很明显，往南开是要送高伯到厦门，然后让高伯坐南洋的船去南洋；往北开则是把高伯送到船工的家里。船工的家就在往北不远的一个小港湾里。
实际上，摆在高伯面前的也只有那么两条路，要么去南洋，一走了之；要么先在船工家里躲起来。高伯说，就往北开吧，让我在你家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讲。船工却说，不是我不收留你，而是眼下官兵在到处找你，就是躲在我家里怕也不安全，不如先到南洋去。高伯赶紧说，不，我不去南洋，我为什么要去南洋呢？我到底犯了什么死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呆的？再说，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走了，她们要怎么办？船工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时就要屈，该放弃的就要放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留下来，对你的老婆孩子也不见得有好处，只能拖累他们，让他们跟着你遭殃，你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我送你去厦门吧！
高伯想想也是，觉得船工讲得很有道理，知道这一步非迈出去不可，他只能背井离乡去南洋了。心里越想越伤心，不禁红了眼眶。从内心来说，他确实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心情离开大清国，他知道，他这一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恐怕只有天才能够知道了。
高伯真的要感谢那个船工。他们的船还没离开岸边，官兵却已经闻讯追赶来了，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船工，竟然不顾自身安危，一根长长的竹竿朝岸边使劲一点，船就带着高伯扬帆而去，一路顺风将他送到了厦门。然后，船工把乡亲们送给他的钱全部拿出来铺通了高伯去南洋的道路。高伯至今也不明白，他算何方神圣？生活却对他那样的开恩，或者说，对他格外的恩赐，让他每每在走投无路时却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那不是造化是什么？
这些年来，高伯并不是像高兰香讲得那样，真的已经把妻儿老小给忘了。来南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仰望着有星星或没有星星的夜空，想着大清国，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亲人，和帮助过他的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船工。但他所能做到的，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大清国的逃犯，他又能怎样？本来，他也想过给家乡的妻儿寄一封家信，报报平安。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他想那种信件除了会给妻儿增添麻烦和危险外，对她们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也就作罢了。但从内心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那里才是他的祖国，他的家。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这是他对南洋的全部理解和印象，也是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最真实的心情。他几乎天天都在为一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实现的愿望准备着，努力着，那种愿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哪怕死也要死在大清国的土地上！
女儿和女婿的到来，无疑给高伯带来了无比的欣慰。但当得知女婿是因触犯了朝廷才被迫来到南洋时，高伯马上对这个才见面的女婿表现出极大的冷淡和不满。尽管女婿一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高伯仍然不为所动。到了这时，黄泽如才发现岳父其实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那样简单，他当初带领百姓拒交税粮，那完全是为了生计，为了救命，也就是说，那是万不得已的，是一种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本能反应。而且，事后他已经在为他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并引为终生的遗憾，心想百姓向朝廷交税纳粮就像儿女孝敬父母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怎么可以抗交呢？那时他到底从哪来的胆量呢？如果说能够有第二次选择的话，他一定不会那样做了。因此，他对女婿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说也已经晚了，但我只要求你们一点，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做对不起朝廷的事情了，不管你路走多远，到了哪个国家，有一天你终归是要回去的。外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这些都是黄泽如见到高伯后，高伯一口气向他和自己的女儿掏出来的心里话。
千万别以为高伯在说教，和黄泽如的父亲黄敬芳一样，作为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心里确实就是那样想的。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潜藏有一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结。那是一种相当原始和固执的情结，只要有了那种情结，有了那份痴迷，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你走到哪里，那种忠于朝廷的心情就永远不会改变。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高伯在他临死的那一刻，还在为自己当初的起事和后来的离开大清国耿耿于怀，那当然是后话了。
两个家庭终于团圆了，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三个多月来，两家人经历了一样的灾难，千难万险，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生活好不容易重新归于平静，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但都发现，生活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几乎都已经伤痕累累，于是都不愿意再提过去的事，再去回忆过去的事。特别是陈可镜，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又提起山子的事让李清华伤心难过。
生活总得重新开始，该忘的就得忘掉，一个人是不能带着那么多的包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该多辛苦，多累呀！按高伯的意思，本来他打算替他们小夫妻租一间屋子，让他们在新加坡先站住脚，再慢慢看要怎么发展。但陈可镜却坚持要到沙捞越去投奔他的二叔陈忠祖，他的二叔在沙捞越的古晋开饭店。他说他必须找到他的二叔，二叔已经老了，要不是因为二叔，他也不会到南洋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高伯自然不便挽留，便给了他们夫妻一些盘缠送他们上路了。
从地理位置上讲，沙捞越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它原本属于文莱苏丹管辖，文莱苏丹派有总督及亲王驻在沙捞越的古晋，处理政事。沙捞越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把王位献给你”。十九世纪初叶，一艘英国商船途经沙捞越境内时失事，船上的水手被沙捞越人救起，并受到了优待。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及商会因此请逗留在新加坡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为代表，带着礼物文书赴沙捞越，向驻沙捞越的文莱亲王及总督表示谢意。詹姆斯原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后辞职进行他的探险活动，到过槟城、新加坡、马尼拉、中国等地。一八三九年八月，他到达沙捞越后，向亲王与总督转达了新加坡英国总督与商会的谢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殷勤的接待，他还与亲王结为挚友。在此后的两年中，布鲁克帮助亲王镇压了沙捞越人民的武装反抗。因为亲王曾在事前多次许诺，只要布鲁克帮助他平定暴乱，便将沙捞越授给他，并封为该国“拉者”（国王之意）。所以，根据这个诺言，詹姆斯·布鲁克于一八四一年九月被授为沙捞越“拉者”；翌年八月，得到了文莱苏丹的正式册封。一八四六年，沙捞越宣布独立。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国家正式成立，沙捞越便纳入了马来西亚。
中国与沙捞越的友好已有悠久的历史，那里大多数是福建人和潮州人。那时，从新加坡到沙捞越州只有轮船可通，辞别时，李清华抱着高兰香痛哭了一场。都说南洋好，到底好在哪里？家乡却有那么多人打破头都想着漂洋过海要来南洋，这不，才来南洋多久呢，就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事情，以后的路还怎么走？两人互相道了珍重。那情形，有点像生离死别，仿佛永远不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弄得在场的人心里头都凄凄惶惶的，直想掉眼泪。这边告别过后，李清华又去向阿春一家作别，难免又忍不住一阵哭天抹泪，悲怆的哭声让人听了都心寒。哭过后，还得上路，还得谋生去。大家都在心里替他们着急，心里想着，他们前面要走的路到底凶险不凶险呢？只有天知道！
陈可镜和他的妻子带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到南洋，仿佛南洋就是他们理想中的福地和天堂。而把他们领到这个天堂门口的人，无疑就是他们至亲至爱的二叔陈忠祖。当他们赶到沙捞越时，二叔却连跟他们见上一面都来不及就撒手人寰了。宛如晴天霹雳，夫妻俩登时目瞪口呆。他们不可能想到，他们夫妻俩完全是让二叔给骗到南洋来的。这话该怎样讲呢？到了沙捞越后，他们夫妇才知道，二叔陈忠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陈可镜他们在接到二叔的那封信时，二叔就已经病得非常严重，快要死了。二叔一生是个鳏夫，没儿没女的，二叔让他们来，不过是想让他们为他送终，为了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把他的遗骨带回大清国，如此而已，再也没有其他目的。但是，不想陈可镜他们的轮船在来南洋的途中遇上了海盗，把时间给耽搁了，二叔到底还是没能等到他们来到身边的那一刻就一命归西。二叔走时孑然一身，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产，就连他平时住的房子都是别人借给他的。所谓让他们来南洋继承他的事业和家产，实际上是二叔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罢了。当他们知道了二叔让他们来南洋的真实目的后，大为震惊，觉得二叔的做法也实在太自私了。二叔不该这样骗他们的。
二叔陈忠祖所在的地方是沙捞越的首府，叫古晋，古晋（Kuching）在马来语中是“猫”的意思。据说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来婆罗洲岛的南方小城，登岸时居民怯生生站在一边看热闹，布鲁克手指着地上，以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询问一位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当地人一问三不知，这时，刚好一只猫在主人身边磨蹭，布鲁克再次以手指地时，当地人恍然有所悟，以马来语兴奋答说，古晋（猫）！英国人据此便把这里称为猫城。而实际上，这里每家每户都爱养猫，虽说猫作为宠物在东西方皆然，但爱猫的普及率之高当数古晋。猫城也即是猫的天堂，其自由与独立的性格不受限制，想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没有人去打扰或驱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