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正是国难当头，华侨们的思想工作根本就不用人去做，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单纯，也几乎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他们甚至很少去考虑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人教他们一定要怎么去做。一切仿佛都是自觉自愿的，好像国家面临着灾难，作为在海外的他们来说，责无旁贷，他们就必须伸出援手一样。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父母的祖国，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们成群结队涌向报名点，有的瞒着父母妻子，有的虚报年龄，有的改名易籍，更有的女青年女扮男装，上演一幕现代版花木兰。感人肺腑的场面，数不胜数。那时，南洋到处都在传颂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两件事犹为感动人。
一件事说的是马来亚华侨刘瑞奇新婚不久，岳父的四间商店也需要他经营。但为了抗日救国，他还是决定报名。他知道妻子和岳父一定舍不得让他走，为了不泄露消息，他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埠头报了名。出发那天半夜，他把结婚戒指、手表、告别信包在一起，放进妻子的衣柜，然后默默离开了温暖的家。后来，从岳父的来信中，他得知妻子得了重病，岳父要他回南洋看看。可是为了民族大义，他满含热泪回信说，“中国抗战一日不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此后妻子病危，岳父回国找他，因他参加运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而没有找到，妻子至死也没能见他一面。新婚一别竟也成了永别！
另一件事说的是当南洋机工登船准备离开南洋时，码头上的亲人们频频地向他们挥手。机工陈寿全这时突然发现了十二岁的弟弟从远处跑来，跪在码头上呼喊“哥哥！哥哥！”放声大哭。陈寿全也是背着年迈的双亲偷偷报名回国的，现在听自己的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叫，顿时心如刀割。那时，载着他们的船已经渐行渐远，他冲码头的方向大声喊着：小弟，告诉阿爹阿妈，我回唐山（中国）抗战，请他们原谅我的不孝！等赶走日本兵，我马上回来！
黄泽如心想王进学说得对，自己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了，但是可以让儿子上呀！为什么不可以让儿子回国打日本鬼子呢？没想，回到家中，儿子黄佑国已经先跟他开口了。儿子说他要开车子回国内参加抗战去，过几天就走了。儿子说得非常的平静，好像这下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抗日战场，而是相当平常的一次回国探亲一样。尽管当时整个南洋的侨民天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国参加抗战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句话从儿子的嘴里说出来，黄泽如到底觉得有点突然，他问儿子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儿子说，报纸上，还有满世界的人都知道现在国内缺汽车司机，为什么要听谁说？黄泽如知道自己这话真的问得多余了，这时，他问儿子说，你真的打算要回国参加抗战了？儿子斩钉截铁说，当然！
这句话对黄泽如来说很重要。黄泽如听了觉得心里相当的欣慰，心想不愧是他的儿子，黄家的后代，儿子继承了黄家那种大忠大义大勇大善的高贵品性，有了这样的儿子，他还有什么不能够放心的。接着，他向儿子说了一通类似大道理却是很实在的话，他说，你去吧，如果不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走，日本人一天不消灭，你就别回来！不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心狠，你想想看，有一天，日本人把中国都给占领了，中国不就亡国了？那时，不但国人要遭殃，就连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也会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在那些英国人眼里为什么没有尊严和地位，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不强大。
这天晚上，黄泽如打开一瓶酒，让廖红玉炒了几道菜，父子两人第一次敞开心扉，边喝酒边进行了一次长谈。黄泽如从他当年因为和那些举人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朝廷拒和，驱赶那些外敌，说到他和高兰香如何被朝廷追逐，被迫下南洋。他告诉儿子，尽管他的父亲负罪在身，曾经被朝廷遗弃，流落天涯，但如今国家遭难，心里纵有万般的委屈，也不能够袖手旁观，坐视不管。黄泽如说到动情处，不禁哽咽，让儿子非常感动。黄佑国完全能够理解父亲的心情，不要说父亲经历过那些多灾多难的故国往事，就是作为在南洋出生，南洋长大的他来说，当听到父母的祖国遭受日本人蹂躏时，也一样满腔愤怒，恨不能插上两只翅膀，飞回父母之邦，和那些日本强盗一决生死。
这一年，黄佑国已经三十多岁了，已经儿女成群了。尽管父亲黄泽如非常开明，但是妻子廖红玉那边，他却还是要费很大的周折，去做她的思想工作的。请理解廖红玉的心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她并不是不想让丈夫回到祖国参加抗日。这时，她更多的是从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去看待自己的男人和儿女的父亲上战场。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除了老婆孩子，除了家庭外，还想事业，还想江山社稷。
女人的想法非常具体而实在，女人想的全是丈夫孩子，全是家庭；黄佑国是这个家中的一个男人，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现在，这个顶梁柱就要上抗日前线打仗去了，而那子弹又不长眼，说廖红玉不担惊受怕那是假的。但是，事已至此，又值国家蒙难，廖红玉也就依了丈夫。黄佑国要离开南洋的那个晚上，廖红玉一个晚上都没合过眼，她像是才认识自己的丈夫一样，一遍又一遍地从上到下细细地打量着丈夫；又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丈夫的身体，就像许许多多女人交代就要出门远行的男人一样，廖红玉同样说了一大箩筐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她说，你可听好了，等到赶走日本鬼子的那一天，你要好好的回来，一根头发，一根指头也不能够给我少了。否则的话，就是我饶了你，孩子也饶不过你！黄佑国的回答自然不可能让廖红玉失望，但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黄佑国纵然如何作保证，事情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的。那是后话。
同一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在为准备回到祖国参加抗战的事忙着。那个人是陈可镜的儿子陈山子。丈夫要上前线了，做妻子的心情都一样，难免会担惊受怕。而那时，黄佑娘已为陈山子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那些天，黄佑娘几乎放下所有的事，一条心陪在丈夫的身边，免不了也是没完没了说着廖红玉向黄佑国说过的那些话。一遍又一遍，就好像是在教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在那种时候，男人好像特别有耐性，脾气特别的好，妻子在身边如何唠叨，也一点不生气，最多只是讲一句：知道了，我都听进去了！
于是，做妻子的也不懂得丈夫到底有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反正被哄得心热热的，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宽慰，担心也变得少了一些。
黄佑国和陈山子同时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完全是不谋而合，他们事先并没有进行任何商量。但是共同的志向和目标却让他们走出了共同的一步。那确实是华侨史上的一个壮举。
那时，许多在南洋的国内音乐人还编了很多激情昂扬的歌在南洋传唱，其中，有一首犹为著名。那是一首专门为南洋机工写的歌，歌名叫“运输救国歌”。南洋机工几乎人人都会唱。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同学，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运输救国，安全第一条。
车辆的生命，同样地重要，
好好保养，好好驾驶，
再把新的中国来建造。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生活要简朴，人格要高超，
不许赌钱不许嫖，快把烟酒齐戒掉！
听呵！哪怕到处敌机大炮，
宁愿死，不屈挠，
努力保家，忍苦要耐劳，要耐劳。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唤醒着同胞，团结着华侨，
不怕山高，不怕路遥，
收复失地，赶走强盗，
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