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刚好黄泽如一个人在家里，廖红玉和孩子们都上橡胶园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时，黄泽如倒很平静，静静地听着，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好像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一样。当郭东昌走了后，他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水夺眶而出，无遮无拦地放声大哭了一场。廖红玉回家后，黄泽如并没有告诉她关于黄佑国的消息，他不想让她受到那种打击。他和她之间，早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在各自的面前，再也不提黄佑国的事。他们力求做到平静地生活着，就好像是黄佑国眼下还在中国，只是暂时因为脱不开身没能够回到南洋一样。其实，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他们是在相互隐瞒，相互欺骗，但是，不管是隐瞒还是欺骗，他们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做，生怕把那层纸捅破了，或因自己的一时感情流露而使对方受到感情伤害。
不过，黄泽如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亡妻，高兰香。
高兰香的坟墓仍然还在垦场里的那座小山坡上。每年，除了清明节黄泽如会带儿孙们去扫墓外，只要手头没什么事，只要心里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黄泽如就会一个人悄悄到高兰香的坟前坐一坐，陪她说说话。抗战爆发前，他决定把那些死去了的垦民的骨殖运往祖国时，曾经有过一个念头，那就是把高兰香的遗骨也先运回去，埋在祖家的坟地上，等将来他老了，死了，也让孩子们把他的遗骨再送回去，与妻子葬在一起。但是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几年的抗战紧接着又是几年的内战，把他的一切计划都打乱了。现在他已经老了，已经满头白发了，他知道，他的那个愿望已经很难实现了。他实在无颜面对那些死去了的乡亲们。
春日的阳光把坟地照出了一点暖意。经过一个冬天的生命凋落，草木已经开始返青，萧瑟的坟地开始孕育出莹莹的绿色。站在坟地前，黄泽如心里有无尽的感慨，他想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这些垦民包括他的妻子高兰香埋在这里已经有几十年了，他自己也由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记得小时候，祖母对他说，人生就像翻一本书，不用翻几下，一本书就翻到头了。那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人生才刚刚开始，死亡离他太遥远了，一点也没能理解祖母话里的深层含意。现在再回过头去想祖母的那些话，就觉得人生真的就像祖母说的那样，短暂得就像是在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一辈子也就完了，人生也就结束了。
现在，面对长眠在地下的高兰香，黄泽如想不出要对她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的儿子黄佑国的事他是一定要说的，他就是专门为了黄泽国的事来的，那是他们共同的儿子。他告诉高兰香说，他对不起她，是他没能够保护好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已经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他请高兰香能够原谅他，宽恕他。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白死，他们的儿子不但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还为做父母的争了光，为黄氏家门争了光，就像当年他的兄长黄泽国，随邓世昌驾舰冲向敌舰，以求共亡，谱写一曲甲午海战浩然正气歌一样。黄家多忠烈，按儿子的爷爷黄敬芳的说法，他们的儿子又为黄氏门庭攒了一块金字招牌。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如果儿子的爷爷现在还活着，该会有多么的高兴！而且，和当年黄佑国的伯父黄泽国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参加的抗日战争已经把日本人打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黄泽国的北洋水师当年却没有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跑，反而是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忙着和日本人签下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事。如此说，他们儿子的牺牲也值了。
离开了高兰香，黄泽如漫步于垦场中。几十年过去，垦场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当时刚刚建场时的情景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垦场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垦场了，它已经向周边扩展，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诗巫市了。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年自己一家人在垦场住过的旧屋子前，原先的屋子还在，只是早已经残破不堪，让人看了心生凄凉，感叹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当年黄佑国和黄佑娘兄妹两人亲手栽种的榕树也还都在。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沧桑，两株榕树正当盛年，挺拔，苍翠，充满生命的活力。黄泽如还记得当年他让两个孩子栽种榕树时的情景，他让他们一铲一铲地给榕树培土，浇水，他对两个孩子说，家乡到处都栽着榕树，让他们在南洋栽上榕树，就是让他们别忘了家乡，别忘了自己的家在中国。如今榕树还在，儿子黄佑国却已经不在了，儿子已经永远地回到故乡，和故乡的榕树融为一体了。
几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建国庆典的前几天，消息就已经传遍南洋了。南洋各大小报刊上都刊登了相关的消息，还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等图案。封建王朝被推翻了，日本人被赶走了，内战结束了，国家从此自主独立了，南洋人无不奔走相告，他们为自己那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欣喜若狂。那个喜讯倒是黄家第三代华侨、黄佑国的儿子黄家勋和他的弟妹们最早带到家里的。黄家勋以及他的弟妹们曾经私下里不知道有多少次，和他的母亲廖红玉谈论过他父亲黄佑国的事。他们分析，黄佑国如果在抗日期间没有牺牲，按照常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他不可能是那种弃家而不顾的人。但是抗战后，黄佑国并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能够证明黄佑国已经牺牲，那么，中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跟随共产党的部队加入解放战争的大军了。黄佑国当初一回到国内就直奔延安共产党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早就知道了，抗战结束，黄佑国和共产党的部队一道参加解放战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是现在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已经坐下了江山，黄佑国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南洋来了。
因此，这几天，不管是黄家勋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还是廖红玉，心情都特别激动。他们都坚信黄佑国要回来了，如果说过去对黄佑国的种种猜测是一个个谜的话，那么，现在就到了要揭开谜底的时候了，要说大家心情不激动那是不可能的。黄家勋甚至找爷爷黄泽如证实，现在全国解放了，他的父亲黄佑国会不会回来？黄家勋问这句话时，廖红玉也在场，这让黄泽如很难回答，他迟疑了一下，装作很肯定的口气说，当然要回来了！你们爹很快就要回来了！
黄泽如发现自己在说这句话时没有一点底气，心酸得就怕落下泪来。心里想，自己是不是不该把儿子牺牲的事隐瞒了那么多年，也没告诉廖红玉和她的几个孩子，让他们在作毫无希望的等待？那样做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呢？但想来想去，他真的弄不明白到底要不要向他们摊牌。没想，黄家勋却把爷爷的话当真了。那时，南洋华侨为了庆祝自己祖国的建国庆典，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红灯，喜联，鞭炮之类的东西，仿佛要过年一样，整个南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黄家勋除了准备那些东西以外，还去买了很多的红布，他让他的母亲廖红玉照着报纸上国旗的样子，裁剪缝制着一面面的小国旗。建国庆典那天，他叫来弟弟妹妹，把那些红旗全部挂在橡胶园里，那是他们的爷爷和父亲亲手栽下的橡胶树。半天时间不到，橡胶园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无数面的小红旗迎风飘扬，仿佛在向祖国人民招手和问候！在黄家勋他们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等于他们的父亲黄佑国快回来了！他们在心里无数次地在呼唤着：爸爸！你快回来吧，我们在等着你！
这天晚上，黄泽如让黄家勋请来陈可镜一家人到橡胶园一起吃饭，庆祝祖国解放。两家人一时沉浸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之中。酒后，只剩下陈可镜和黄泽如两个人在慢慢喝茶，尽管祖国已经解放，但一想起儿子的事，心里就难免沉重。这时，陈可镜试探性地问黄泽如说，泽如，你说，他们两个孩子还会回来吗？黄泽如不知道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陈可镜说，你说呢？依你说他们会不会回来？陈可镜说，你是真的糊涂，还是给我装糊涂？黄泽如说，我本来就什么也都不知道的，为什么要装糊涂？陈可镜看黄泽如不想把那件事说出来，也就把本来想说的话收回去不说了。实际情况是，那天，陈可镜去古晋办事，结果就遇上了那个从中国回到南洋的伤兵，黄佑国原来部队汽车连连长郭德海的堂弟郭东昌。由于他是从中国参加抗战回来的，话就特别的多，两人无意中就说到了黄佑国牺牲的事，郭东昌还告诉陈可镜说，他已经把黄佑国牺牲的事告诉给黄泽如了，陈可镜心里就想，好你个黄泽如，你连我这个亲家都瞒了。不过想想如果他作为黄泽如，也不见得要把这件事拿到外面说去，那毕竟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他自己还不是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的山子已经牺牲，已经不可能回到南洋来了，他也从来不想找一个人说出来。
故事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需要再交代的是，黄陈两家当然不可能等到他们想等的人黄佑国和陈山子。两年后的一九五一年冬天，一个寒风劲吹的夜晚，黄泽如在南洋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几个月后，陈可镜也随之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们辞世的时间，头尾相差才不过几个月时间。陈可镜在要离开人世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话，那时，他的妻子李清华守在他的床前，李清华仿佛听到陈可镜嘴里含混不清说了一句：我要找山子去了！就撒手走了。后来，李清华多次认真地回忆着陈可镜说过的那句话，觉得陈可镜当时确确实实是在说，他要找山子去了。他不可能说别的什么。
黄泽如在临终前则向黄家的第三代华侨，他的孙子们交代了许多他想交代的事，其中有一件事他觉得特别的重要，他说当时他已经答应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垦民们，有一天要把他们的遗骨运回中国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使得那件事一直没能够着手去做，他让他的孙子们一定要替他去实现那些垦民们的愿望。他说，如果那件事他的孙子们没有替他去做的话，他就太对不起那些已经长眠在地下的垦民们了。黄泽如在说过那些话后，就平静地死去了。黄泽如觉得自己已经向一个他熟悉也不熟悉的地方飞去，那里有高兰香，黄佑国，还有陈淑娴。他似乎还看到了他的兄长黄泽国，和他的父亲黄敬芳。在看到父亲的那一刻，他在心里想，当初他因参加维新运动，让父亲伤心到了极点，骂他不该和朝廷作对，和国家作对；那么现在，父亲见到他时到底会说他些什么呢？父亲还会不会那样骂他呢？他在想，如果这回父亲还那样骂他的话，他一定要好好跟父亲解释，他要好好地对父亲说：爹！你千万别那样骂我，我真的好冤好冤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