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王德臣等人拿着图纸上的“长二捆”火箭，去美国寻找市场，同美国专家谈判协调，说服美国人用中国的大型运载火箭发射他们制造的重型卫星。经过两年的努力，1988年12月我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签订合同，用我国的新型大推力火箭发射两颗美国制造的新型多转发器通信卫星。合同规定，在1992年正式发射美制澳星之前，新型火箭必须在1990年飞行一次，否则要支付100万美元的高额赔偿。当时美国的“雷神—德尔塔”火箭总设计师史密斯来中国考察，听说中国要在18个月内完成“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的研制计划，异常惊讶地对王德臣说：“我得提醒你，像这种火箭搞到这个程度，在美国至少也得再干3年才能成功。”王德臣平静地回答道：“我相信我们能够完成。”史密斯难以置信地笑道：“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又吃了鸦片？”王德臣十分自信地回敬说：“不，我们很清醒。18个月后，我请你来看发射！”
王德臣带领他的队伍立下“军令状”，超负荷地干了起来。他和科技人员背水一战，按计划用3个月完成全箭上千项设计、44万多张图纸的描绘任务，14个月内完成近8千个生产项目、126个重要工艺攻关项目，在国内25个省市、300多个厂家解决7445项材料和元器件，完成300多项地面试验任务。这种叫“长征”2号E的新型火箭要攻克许多技术难题，其中有一项动力耦合分析，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无法进行精确计算，提出支付260万美元委托美国公司来做，或支付30万至60万美元由美方代为培训。这一意向被王德臣婉言谢绝，我方的科技人员采用科学的模态综合方法，自编程序1万多条，演算了1.5米多高的稿纸，在微型计算机上建立了捆绑式火箭的结构动力学模型，向美方提供了卫星与火箭相连接的卫星设计动力学依据。事实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美国专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长征”2号E火箭有8000多项生产加工件，需要几十万道：正序，生产几十万个形状性能各异的零部件，即使一个小零部件的加工，都必须经过工艺审查、工艺设计生产等10多个质量保证环节。但最终制成的卫星安装接口支架运到美国，如期与卫星对接，完全达到美方提出的要求。同时，火箭地面试验250多项，验证了火箭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为火箭的安全飞行提供了保证。火箭上万个零部件的组合拼装，只用18天就完成了。1990年6月30日前，第一枚“长征”2号E运载火箭按合同期限终于研制出来了！7月16日发射一举成功，取得了发射“澳星”的通行证。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长二捆”发射前的6月，美国那位曾经说中国人是吃了鸦片产生幻觉的专家代表史密斯主动地对王德臣说：“我向你们表示道歉。当初，我的看法错了！”王德臣还是笑着说：“还没有发射，您要看了发射方能下结论。”这位已年过70岁的史密斯急了，连忙说：“不用了！摆在这里的火箭和塔架已经证明了你们的能力！”
1992年3月22日，“长征”2号E火箭在发射第一颗“澳星”中却遭到意外失利。“长二捆”顺利点火后，由于有两个助推火箭发动机工作不正常而实施紧急关机，中止了发射。尽管星箭完好无损，但在众目睽睽之下火箭未能升空，被缕缕浓烈的烟雾淹没了。王德臣看到这种情景，心像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立即与试验队员一起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掺有毒气的烟尘，跑到发射塔架下指挥抢救尚未飞离的火箭和卫星。这一天晚上王德臣整夜未曾合眼，回想火箭有什么问题，一夜之间白发增多，好像苍老多了。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一连几天，一贯爱说爱笑的王德臣沉默寡言，不露一丝笑容，但他又想起了前辈钱学森、屠守锷对他的教诲，没有气馁，没有怨气，全力以赴查找问题，准备爬起来迎战。
对于坚强和自信的人，挫折是成功的先兆。经过这次发射的教训后，王德臣更加严格地要求保证火箭质量。经过不到5个月的奋战，重新生产的“长征”2号E火箭又在发射塔架上耸立起来。1992年8月14日，这枚万众瞩目的中国火箭终于完美准确地把第一颗“澳星”送人预定轨道。后来又经过一次“长二捆”发射第二颗“澳星”空中爆炸的波折，1994年8月28日成功发射第三颗“澳星”，从而圆满地执行了与美、澳发射两颗通信卫星的合同。王德臣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让外国人刮目相看了。
王德臣在第一次发射第一颗“澳星”受挫时曾自责不已，甚至提出扣发自己的工资，自愿认罚。而当“长二捆”发射“澳星”成功后，听说要奖给他1000元，他反而感到不安。为此，钱学森在给他的贺信中写道：“对您我尤为动情的是您对待奖罚的严肃态度，真了不起！”钱学森对他的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精神极表嘉许。王德臣则不禁想起钱学森把取得的巨大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集体的一幕幕感人事迹，对有人把“澳星”功臣和奥运功臣在奖金上的巨大反差相比不以为然，他平静淡泊地说：“不能那样比，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何况‘澳星’发射也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是成千上万航天工作者齐心奋斗的结果。”
王永志
王永志，1932年11月17日出生于辽宁昌图县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家境贫穷，在兄长的支持下成为从祖辈算起家中惟一一个上学读书的人。小学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他免费进入昌北中学，学业连年获得第一名；高中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航空系被录取；1955年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学习。后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留学生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从此把他引向了探索航天的道路。
1963年，王永志获得莫斯科航空学院优秀毕业生和工程师称号，回国后即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参加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工作。第一次发射这种导弹就显露出他非凡的才能。1964年6月下旬，王永志到酒泉发射基地参加导弹飞行试验。这时天气格外炎热，火箭装上的推进剂温度升高，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发射后会造成射程不够，导弹打不到落区的严重后果。试验队员群策群力，争议热烈，有人提出“再加燃料，加大射程”的建议；王永志发表异议说：“不能再加燃料，而要泄出600千克燃烧剂，才能加大射程。”为什么加大射程还要泄掉一些燃料，许多人很难理解，不赞同他的意见。王永志只好找到钱学森申诉自己的观点，钱学森略加思索后连连点头说：“对，对，有道理。”这次飞行试验采纳王永志的建议，结果一连三发均获成功。王永志这种大胆的逆向思维和创新精神，使他崭露头角，给钱学森和其他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60年代末，王永志担任远程战略火箭副总设计师的职位。他协助总设计师屠守锷抓技术，提出一种全弹试车方案。这个方案得到总设计师的支持，最后又由钱学森拍板同意，加快了研制进度，并提高了质量。1971年7月1日，广大科技人员花费6年心血把第一枚远程火箭研制出来了，可是试飞前却出现了不同意见。王永志从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枚火箭测试次数多，有的零部件已经老了，但许多新技术只有在发射和飞行中才能经受考验和暴露问题，因此他建议用发射来检验设计的正确性和研制的可靠性。在总设计师屠守锷的支持下，9月8日向中央专委汇报，当周恩来总理详细询问了测试、发射准备等情况之后，批准发射按原计划进行。1971年9月10日，第一枚远程火箭如期试飞，获得基本成功。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远程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被搁置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提上日程。1980年5月8日，在总设计师屠守锷的领导下，王永志以及他的同事们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神剑”才一鸣翔天，从中国西北戈壁的发射基地扶摇直上，穿越万里，溅落在南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1974年起王永志在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审查的困难日子里，仍然潜心研究通信卫星的发射技术。他和妻子一起搜集翻译整理资料，写出了《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一书，为后来通信卫星工程的研制准备了条件。1984年4月8日，我国第一颗同步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在卫星的设计方法、技术管理、材料和工艺以及安全措施等方面，都采用了王永志在书中提出的方案。他是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幕后功臣。
经过20多年的研制实践，在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谢光选等老一辈火箭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王永志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承担起总设计师的重任了。
1986年，王永志和他的同事们共同提出以“长征”2号火箭为基础，采用先进的捆绑技术，研制新型大推力运载火箭，以争取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他们充分考虑了国，内的实际发展水平，又大胆地吸收国外航天技术的经验，提出了这种“长征”2号E火箭的技术途径和总体技术方案。1988年11月，王永志已经担任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却敢于担当巨大风险，立下军令状，保证在1990年6月30日前把这种新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国家批准了这项任务，而所剩时间只有18个月了。这是一项多么紧迫而艰巨的工程啊！作为这个型号的总指挥，王永志和总设计师王德臣一起，把一个新型号一般需要的四五年研制时间缩短到千年半，科学地安排日程，夜以继日地拼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扣紧实干，带领科技人员和工人向时间和风险挑战。1990年7月16日，第一枚“长征”2号E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不负众望，一举成功，运载能力达到9.2吨，比“长征”2号丙火箭的运载能力翻了两番，完全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的国际竞争能力。两年后，这种大型火箭在发射美制澳大利亚通信卫星中立下战功，它的崛起让美国人都折服了。
1987年，王永志作为组长领导一个7人组成的航天专家委员会，开始进行载人航天必要性的论证，绘制中国载人航天蓝图。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得到国家批准，王永志被任命为这项跨世纪工程的总设计师，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由航天员系统、飞船应用系统、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飞行测控系统和着陆回收系统等组成。他主持制定了整个航天载人工程及这7大系统的技术方案和工程进度安排，提出了这项工程的基本任务是：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进行空间对地观测、空间科学及技术实验，提供初期的天地往返运输器，为载人空间站工程大系统积累经验。这个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发射无人飞船和有人飞船，将航天员安全地送人近地轨道，作一定的对地观测和科学实验，让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王永志付出了艰辛劳动和全部精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时，王永志赴苏访问，特别拜访了他的老师米申。这位已届74岁高龄的航天总设计师对昔日的中国学子仍然关怀备至，对他在中国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备加赞赏。米申陪同自己的得意门生参观了“联盟”号载人飞船、“和平”2号空间站等航天器及有关实验室，解答了有关载人航天的技术问题。这无疑对王永志考虑突破载人航天技术的问题有所启发和帮助。他要做一个像他老师一样的总设计师，让中国的载人飞船上天遨游。
在王永志的精心策划和组织指挥下，经过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和工人长达7年的艰苦工作，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展顺利，各个系统研制都达到了预期目标。1999年11月20日，第1艘“神舟”号飞船升空，在太空飞行21个小时后按计划安全返回地面。接着，2001年和2002年又有3艘“神舟”号飞船发射成功，并在太空畅游7天后返回地面。这些飞船不载人试验为下一步载人去太空打下了良好基础。王永志竭尽他的智慧和能力，开通了载人航天之路。志存高远，梦圆飞天，王永志和他领导的研制集体正在用自己的拼搏努力，迎接飞船把中国人送上太空那一天的到来。
列昂诺夫
列昂诺夫，1934年5月30日出生于克麦罗沃州。他儿时深受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影响，说齐氏的科幻名著《地球之外》是他后来步人太空的引路者。1957年，列昂诺夫从丘古耶夫航校毕业后，进入航空兵部队当飞行员。1960年他和加加林等人一起被选人第一批航天员队伍。
1964年，航天总设计师科罗廖夫提出航天员到舱外空间活动的实验计划，列昂诺夫被选为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人。科罗廖夫对列昂诺夫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步人太空，没有经验，没有资料，全靠你自己去掌握了。”1965年3月18日莫斯科时间10时，苏联发射“上升”2号飞船，列昂诺夫随指令长巴维尔·别列亚耶夫升空，进入远地点497千米、近地点173千米的轨道上飞行，并开始准备太空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