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有没有谋围颐和园
导言：造反、叛乱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也是历代皇帝最害怕的事情。毕竟造反、叛乱必然会动摇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会影响到他们统治的权威。康有为作为一个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在当时的朝廷中也是有一定地位的，而当年“兵围颐和园”之事，康有为到底有没有图谋此次计划，便成了一个人们探讨的话题。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仕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进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
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颁布新政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了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于是这场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在这过程中，康有力究竟有没有图谋围颐和园、劫持甚至杀死慈禧太后的计划，至今未有定议。
对于这个问题，康有为也曾经坚持否认自己曾经图谋围颐和园并且逮捕慈禧太后。他的《上摄政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其实，这里康有为是在说明此次谋围颐和园的情况是袁世凯在故意捏造事实，而清朝政府听信的这些虚造的情报，于是种种的事变的发生就在所难免。
对于“以兵围颐和园”的事情，金梁先生也曾经当面问过康有为，此事是否属实，但是康有为愤然反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这都是荣禄、袁世凯等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罢了！”
尽管康有为本人极力为自己辩驳，但是，也有不少资料表明康有为当年的确谋围颐和园、逮捕慈禧太后：
康有为的密友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即康有为）因言用兵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
戊戌政变时，康有为就被清政府判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罪，后来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叙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详情，当时谭嗣同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曾经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夜访袁世凯，要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并有“不除此老朽，国不得保”之类的话语。这些表明康有为曾经的确希望通过借助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来一举制服慈禧太后的顽固势力的反抗。
此外，谭嗣同好友、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所写日记《诡谋直纪》，也证实康有为的确有“围园杀后”的密谋。毕永年的日记里曾经写道：康有为曾召毕永年到自己的房间，告诉他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又说：“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人。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假如袁世凯另有图谋的话，仅仅凭借康有为一人的力量是无法驾驭袁世凯的。但是康有为又回答说：“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即慈禧太后）而废之可也。”后来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闻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这些日记、笔谈中所记录的又不得不让人相信康有为当年的确谋围过颐和园、逮捕过慈禧太后。
但是，也有人提出，康有为计划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另派人捕杀慈禧。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是一位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在商讨保护光绪帝的办法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曾经邀请他来参与，所以李提摩太应该是当时维新派谋划的知情者。因此，他所说的也必然有一定的可参考性。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对于这种说法，持有赞同态度的人也有不少。
那么，以上观点看似都有一定的道理以及可参考性，但是史实是否是这样，我们也不得而知。据说当年康有为在临死之时还一口否认自己曾经密谋过此事，难道康有为真的是被冤枉的吗？难道康有为真的是含冤而死的吗？希望日后有更加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康有为的辩驳是否是真实的。
“红丸案”秘事
导言：小事情往往酿成大灾难。在明末时期，小小的红丸竟然造成了一桩大祸，致使明光宗朱常洛命丧黄泉，也引发了一场历史上很难判得清的奇案。“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据说，“红丸”制法很特别：是取用童女首次月经，并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并且再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成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用火提炼，最后炼为蜜丸即成药。
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年间，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一千零八十人。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从民间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三百人。为了制出这红丸，竟然是如此多的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后的“药渣”。也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引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以杨金鹰为首的宫女大暴动，她们义愤填膺地上去抱住嘉靖帝，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企图把嘉靖帝活活勒死。这个举动正是对毫无人性的、肆意摧残女性的嘉靖帝的报复，也体现了受害女性对嘉靖帝的无比愤恨。
然而，这小小的红丸却酿成了历史上明末时期的一桩大奇案——“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于是，阴险毒辣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子淫乐，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酒色过度，卧床不起了。《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可以考证。
可是朱常洛并不节制自己，照样整日寻欢作乐。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次日早，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结果，朱常洛一夜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下子，闯了大祸，朝廷上唇枪舌剑，吵声骂声不绝于耳。
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为自己辩解，反驳说明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红丸”造成病重。东林党人马上强调，不但崔文升用药不当，还拿“红丸”之事，败坏皇帝名声……
无药可救的朱常洛，躺在病榻上在病危之际，还依然念念不忘“红丸”，想要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奉上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服后，没甚动静。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奉上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没多久，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此时距朱常洛登基继位才仅仅30天，朱常洛在位时间是如此的短暂。实属朝廷的不幸。
两颗“红丸”，一条人命，震惊朝野，酿成大案。难道那两粒红色药丸不是“红丸”？它到底是什么药？又是怎么给调的包呢？
为什么在皇帝病重之时，要给皇上服用这种丸药？崔文升和李可灼怎么这么大胆？那么他们二人有没有幕后指使者呢？
对于红丸引发的明末宫廷死亡案，当时宫内的各党派斗争激烈，从而也使各党派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有人认为，李可灼奉上的“红色丸药”就是“红丸”。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乘机讨好朱常洛，但是他却时运不计，最后落了个谋杀的罪名。
有人认为，朱常洛本已病危，再拿春药给其吃，有悖常理。李可灼明知自己不是御医，病人又是皇帝，治出了问题，脑袋都保不住，为什么还这样大胆给朱常洛药呢？况且，朱常洛纵欲伤身，急需静养，怎么还用此药呢？由此推断，李可灼必然是受人指使，有意谋杀皇上。再一追查，崔文升曾是郑贵妃属下之人，难道崔文升是受郑贵妃的指使下药想害死朱常洛不成？
还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另外，当初是首辅大臣方从哲把李可灼带进宫来的，也要追查方从哲。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慌忙上书请求退休。可是退休之后，声讨他、要求严办他的书文还特别多。方从哲一面竭力为自己辩护，一面自请削职为民，远离中原。方从哲这些亟亟推脱的行为，又怎么能让他逃脱嫌疑呢？
最后，一位刚入阁的、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圹上书才平复了众议。崔文升被贬放南京，而李可灼则被判流戍。当时“红丸”案算了结了。可是，众人对“红丸”案还有余波，毕竟这个案件的主谋还没有弄清楚，或许真正的主谋还在逍遥法外。
天启年间，红丸案又在宦官魏忠贤的审判下得以翻案。于是，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到此，事情并没有终结。崇祯死后，明王朝又一次将此案件为题材挑起党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不论杀害朱常洛的真正凶手是谁，这已经成了历史上一桩未解的奇案。但是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却是历史上不可争辩的事实，“红丸案”也为后世皇帝敲响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