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动荡。我意识到伊朗人其实并不是阿拉伯人。他们是波斯人，波斯人是与阿拉伯人有着不同历史的另一个民族。2009年6月12日，反对党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的支持者在德黑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被称为“绿色革命”。他们的目标是抗议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重新当选伊朗总统。那场选举的投票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很多伊朗人怀疑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操纵选举。在这场抗议活动中发生的一幕酷似1978年震惊全国的那场暴力活动，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向示威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在随后的挣扎中，有将近四十名伊朗人被杀。这一幕在2011年2月再次上演，这一天被称为“愤怒日”。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的忠实支持者想要举行集会，表达对发生不久的“阿拉伯之春”的支持。但集会的火花很快就在毛拉的劝导和伊朗革命卫队的血腥镇压下熄灭了。一些示威者遭到毒打和拘捕，年轻的激进人士退却了，也许某一天还会出来抗议。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我对旧有交流规则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没有信心。你很难跟一个不想走到谈判桌的对手谈判。想要跟一个不尊重国际外交规则的政府达成共识也很困难。我们情报机构最好的希望就盯紧毛拉和伊朗政府，并尽力阻止他们可能计划的任何严重伤害。这项任务确实很累人。
每当我想到“阿尔戈行动”的秘密能够保守多久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希尔唐家的那个周日晚上。那天，我对“客人们”说，虽然他们可能很想把在德黑兰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但是这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的保密基本上算是成功的。唯一走漏消息发生在事件被报道后不久，华盛顿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他供稿的广播节目里说，两个中情局特工扮演了“老母鸡”的角色，掩护六个美国人通过梅赫拉巴德机场。我们都觉得他在中情局内部有认识的人，但是他的报道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虚惊一场。吉恩·佩雷特尔后来跟别人合写了一本关于这次营救行动的书，名叫《加拿大人的奇谋》，书中错误百出。他在书中说，所有的伪装都是加拿大设计出来的。中情局看到之后，当然无不高兴。
不论是我，还是几位“客人”——我们都没有写过书。也没有人能够写书，不过1997年，局里对我进行了表彰。
那是中情局成立五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局里咨询了一家宣传机构，得到的建议是稍微脱掉点神秘的伪装，举行一场公开活动。这一活动后来演化成一场内部提名，要选出中情局成立五十年来最优秀的五十名特工。结果，我竟然被选为这五十人之一。
“开拓者”奖章的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在中情局的全部历史上的所有级别和领域，他们在追求使命的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树立了让他人学习的光辉典范。”当然了，那天还举行了一场公开的颁奖典礼，还请来了媒体。“开拓者”勋章被颁发给当选的每个情报人员，有些颁发给了获奖者的近亲属。
在媒体方面，《纽约时报》的蒂姆·韦纳第一个提出了采访请求。不知道是谁把营救行动透露给了他，但是我告诉他不能用于报道。“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我说。他写了一篇报道，但是没有用伊朗行动的素材。后开，我向上级请示，我的想法被否定了，他们让我就伊朗行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丹·拉瑟的采访。我反对说：“这是我们保守最严的秘密之一。”“局里的宗旨要求你这么去做。”领导对我说。所以我就按照领导的指示去做了。但是我必须得说，让我把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确实很困难。
我担心家人的安全，也担心伊朗人在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之后会采取什么行动。七楼上的服装让我不用担心任何危险。“他们可能永远连往你家走的车道都找不到。”一个局里的高级官员说。他这些年去我家参观过我的艺术工作室，知道不管是谁，要想开车穿过我家前一英里长的土路可不容易。
真相既然已经披露出来了，那就没有理由不跟公众分享。科拉记得自己最后把事情真相告诉了婆婆，她婆婆有点恼愠。“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她问科拉。“因为，”科拉解释道，“这种事情最容易一传十，十传百。”
早在1980年夏天，我就曾邀请这几名美国人到我家野餐。有一天，我在“雾谷”地铁站正好撞见鲍勃·安德斯，他从站台对面冲我喊：“凯文！”我们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拥抱。他们都太忙碌了，很少有可以一起聚一聚的时间。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把我弄进了扬基体育场见面，那天晚上的比赛是专门为了他们举办的。
我把他们邀请到我那块40英亩大的林地举行秘密烧烤。神不知，鬼不觉。他们直到收到我的邀请函，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不过，在吃烧烤的时候，他们还是经常会忘记我的真名，喊我凯文。那次聚会很温馨。乔和凯西没能过来，但是其他人都来了。我这方面，杰克·凯利和他妻子，还有丹，也都过来了。凯伦终于有机会见到这几个名人了。我们在我家的草地球场打了会儿网球，虽然安德斯也很有才，但沙茨毫无悬念是那天球场上的明星。
他们有些人变了，但大多数都没变。沙茨依旧是个老顽童。在希尔唐家躲藏的那段时间，对科拉的影响好像最大。在去伊朗之前，她想当职业女性，也曾跟马克表示自己不想要孩子。但是，在希尔唐家躲藏期间，她觉得自己好像属于一个家庭。那次经历让她对生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回到美国之后，她关注的东西发生了一些改变。
多年后，我去伯班克穆赫兰岛上的影视养老院看望杰罗姆·卡罗维。他之前就有过中风，在一次中风后，他和妻子就退休到了那里。他现在坐在轮椅上，活动能力有限，口齿不清。但是他的眼中依然闪烁着以往的光芒，显然很高兴见到我。
他想让我到他的房间看看。他和他妻子住在不同的公寓，一进入他的房间我就知道为什么了。他的房间乱糟糟的，装点着他在好莱坞长期职业生涯中留下的各种纪念品。在一面大约20英尺长的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挂满了他跟好莱坞传奇人物的黑白合影，就跟沙龙似的。在这些照片里，你可以找到你能想到的所有好莱坞名人：秀兰·邓波、奥黛丽·赫本、凯瑟琳·赫本、沃尔特·马修、伊丽莎白·泰勒、鲍勃·霍普……这些照片像一条记忆的轨迹，一条记录好莱坞电影的轨迹。
他的奖杯也放在同一面墙的架子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最重要的奖项的小金人都放在一排。在前排正中间摆着中情局的荣誉勋章，中情局只给两个局外的人发过这个奖。这是我们局对极其重要人员的特殊认可。
卡罗维把轮椅转到我这面，凑近身子，好像要我听清他的话。“我已经想过了，”他说，“我觉得要是这个地方万一失火，我们紧急逃离的话，我唯一要带走的东西就是那个。”他指了指中情局的勋章。“我把它挂得很低，你看，我就是坐在这把破轮椅上也能够到。”他把轮椅挪到前边，展示自己能够摘到这个勋章。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卡罗维。我对这个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是我真挚好友的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在伪装行动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搞懂自己的观众是谁。在“阿尔戈行动”中，我们的观众不是伊朗人，而是那些“客人”本身。我们把伪装故事准备到了极致，我们真正想要说服的是这六个美国外交官。当然了，万一有伊朗官员过来检查，他们的假身份就会显得真实可信。但是首先要让这六个美国人接受这个伪装身份。只有对这个伪装充满信心，他们才能有信心用假身份去演戏。
“阿尔戈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太过于离奇了。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编瞎话都不会这么编，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怀疑。任何一个正常的情报官员都不会想到要用这个幌子作为伪装。这就是这个计划的妙处。
现在大多数电影的成功与否主要看票房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我们编造的假科幻电影一分钱也没赚，但在我心里，它却拥有电影史上最成功的首映式。我们用这部假电影救了六条人命——对于一部从未存在的电影而言，业绩能说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