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被解职。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青天白日大蓝绶带。当年8月1日，陈纳德回国。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其回忆录《巨流河》中写到她目睹的景象：“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3页。]
1947年，陈纳德与爱玛的岭南大学校友陈香梅结为夫妻。陈纳德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香梅序第8页。
]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病逝，终年65岁，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仅有的中文。
陈纳德手下那些不羁的牛仔也得到了美国人的喜爱，他们的事迹被搬上银幕，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金逸群说：“我觉得美国人很热情，他们工作非常认真、踏实，维护的飞机真好。”
而当年美国牛仔们的对手，到了战争末期，只能驾驶被改装的零式战机，以武士道精神对美国军舰进行自杀式攻击。
爱玛后来和汉克斯喜结连理。汉克斯打动爱玛的除了他的风趣，更重要的是他的中国经历。“中国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爱玛说。
每天的10公里徒步越野、肌肉训练，汉克斯坚持了50多年。对他来说，保持健康的身体，是为有一天重返驼峰作准备。
汉克斯终于等到当年福克斯的“第53号机”被发现的消息。1997年6月25日，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经过7天的跋涉，重返驼峰的老人完成了等待50多年的寻找。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帮助中国，而且找到了飞机。”白发苍苍的爱玛感叹道。
1984年，爱玛和佩塔奇的女儿得到了美国政府颁发给佩塔奇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1996年，所有飞虎队队员都获得了这枚他们等了50多年的勋章。
抗战期间美国援华情况
抗战期间的美国对华援助，前期以借款为主，后期以租借物资为主。1938年12月到1940年，美国共向中国提供各类贷款1.7亿美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又签订了高达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1941年，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获得美国各类租借物资价值8.4亿美元。此外，至战争结束，协助中国作战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损失468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摧毁敌机2500多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0多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万多人。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参与空运90万架次，共运进各种物资65万余吨、人员3.3万人，完成了世界航空史上迄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空运，1000余名飞行员牺牲，飞机损失400余架。整个抗战期间，美国援华作战人员共牺牲2264名。
租借法案
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是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一项法案，目的是在美国不卷入战争的同时，为盟国提供战争物资。法案在1941年3月11日生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也改变了原来中立国的意义。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后，继续为盟国提供物资，接受援助的国家包括英国、苏联、中国等38个国家，总值达500亿美元。租借法案对盟军取得胜利有直接影响。
飞虎队队徽
《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中记载：“其实直到美国志愿队解散的前夕，我们才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队徽的东西。应华盛顿的中国军需处的请求，好莱坞的沃尔特·迪斯尼协会的罗伊·威廉斯为我们设计了一个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正飞越一个象征胜利的字母‘V’。”[［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陈纳德路
为了铭记飞虎队与陈纳德的功劳，1945年，云南省政府宣布：把昆明市区到巫家坝机场的路命名为“陈纳德路”。在云南历史上，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公路有两条：一条为“史迪威公路”，另外一条就是“陈纳德路”。此路现名“民航路”。
四十七天（上）
亲历者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卢庆贻——时为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
彭忠荣——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彭忠志——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少尉参谋吴荣凯——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文书钱庆杰——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迫击炮营一连连长吴淞——时为第十军第三师观察员
罗立三——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
肖光——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
晚年的时候，衡阳保卫战的中国守军主帅方先觉曾经说过：“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临终前，方先觉留下遗言：“我对得起国家！”
衡阳保卫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被誉为可以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媲美的城市争夺战。但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以前却不曾知道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
杨光荣，我的采访嘉宾，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1942年，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几个月后，10万远征军大部分死在异国他乡。杨光荣是为数不多穿越缅甸野人山，并顺利回国的人之一。
两年后，1944年，杨光荣与17000余名中国将士共同守卫衡阳。这一战之后，守城将士只有2000余人活着离开了衡阳。杨光荣又一次幸运地活了下来。
从衡阳活着出来之后，刚回到广西桂林的杨光荣又马上加入了广西会战的战斗中。广西会战之后，随部队到云南时，杨光荣又参加了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远征。1945年8月15日，杨光荣很幸运地看到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1949年11月，驻守在四川的杨光荣随部队起义。不久后，刚加入解放军的杨光荣又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数十万将士埋骨他乡，杨光荣却再一次活了下来。
当年征战沙场的杨光荣，如今已经91岁高龄。在河北邯郸，杨光荣是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之一，绝大多数人，见到他都会尊称一声“杨老”。不过，不为人知的是，由于他参加起义的时候是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月，所以杨老现在只能拿着1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幸好他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并不需要太多的医疗费用。
采访杨光荣时，由于时间限制，杨老的许多故事还没来得及具体讲述，我们便不得不匆忙结束。这时，老人非常不高兴，老人说：“你们是来找我问问题的，我还有许多内容没有给你们解答，你们就要走了，这像什么话？我当年打仗都没有这么着急，你们着什么急？”
为国效力，出生入死十几年，多少兄弟在身边倒下，其中的酸甜苦辣，老人是第一次向外人诉说。老人要的不是炫耀，不是赞颂，只是想要一次倾诉！
也许我们都知道八年抗战，知道抗战中的许多将领。但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是怎样抗战的，对于那些真正参加抗战的人来说，那又意味着什么。
方先觉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但是，英雄是否就必须要死呢？
为什么要抗战？抗战，是为了民族的生存，是为了后人更好地活着！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而又幸运活到现在的人，是否更应该更好地在这个国家活着呢？
个人认为，像杨光荣一样的老兵，虽然他们没有赢得英雄的称号，但我相信，他们绝对可以和方先觉一样，说出那一句：“我对得起国家！”
但是，我们的国家，是否对得起他们呢？！
编导伍安生
1944年6月，算起来，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已经在军中闲了一年多。
“现在提起战争，我都害怕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害怕，打就打吧，拼命就拼命吧，打死就打死吧，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这年轻人应当的嘛，那怕什么？”60多年后，耄耋老人杨光荣说。
1942年，杨光荣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二〇〇师穿越缅北野人山，幸运地活下来。这一年多，他渴望着再上战场跟日本人干。
此时，任务来了——保卫衡阳。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学者原刚解释：
所谓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在太平洋方面战况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在1944年4月中旬到1945年2月上旬期间，日本军队为了消灭对日本本土存在空袭危险的在华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打通从华中地区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在纵贯华中到华南的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等沿线各地，实施的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
此次作战，日本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即50万人（总共20个师团）参加，马匹约10万匹、汽车约1.5万辆、火炮约1500门，战线是从中国大陆河南省的黄河，经由湖南省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规模作战。[［日］原刚：《一号作战——实施前的经过和实施的成果》；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方面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5月下旬，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湖南会战。[蒋鸿熙：《血泪忆衡阳：1944衡阳保卫战亲历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布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6月2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长、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令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4～1295页。]
6月14日，日军占领浏阳；16日，日军对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总攻，18日15时，长沙失陷。随后，东、西、中路日军从三面包围了衡阳。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城东端紧临湘水西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防守衡阳的部队为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〇师及预备第十师，另外还配属有暂编第五十四师（欠2个团）及第四十八师的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野炮营。防御部署是：第三师防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防守衡阳西郊，第一九〇师防守衡阳南郊，暂编第五十四师防守衡阳北郊。[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4页。]
杨光荣本来是被调去守长沙的。“九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炮，长沙、衡阳不靠近湘江嘛，兵舰能过去，坦克能过去，他们就向大本营打电报申请，要这种炮，一查，驻在云南的部队有，就把我们调到长沙去。”
6月19日，赶了7天的路，终于到达长沙城郊的时候，杨光荣忍不住骂起人来——长沙已落入敌手。
杨光荣回忆：“我到九战区的指挥部去报到，他们说：‘你赶紧到第十军报到，第十军守衡阳。’我就赶紧去了衡阳。”
决心死守“小上海”的“泰山军”
衡阳城内，两个多星期前，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已经开始把电台之类的设备往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运。
卢庆贻回忆：“地下室全部是钢板防护，不管炸弹还是炮弹，都没有妨碍。军司令部同我们电台隔得不远，军司令部都在地下室。”
休息的时候，卢庆贻登上中央银行的楼顶平台，他看到，30万居民正在紧张迁移。
为了备战，军方决定“衡阳空城”。时为预备第十师师长的葛先才在回忆录中说：“要求城厢内外人民一律撤退不可留下一人，以免伤及无辜百姓。”他写到百姓逃难时的景象：
东西两站人山人海，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一片混乱凄惨景象。还有孩子多、所携之物较重者，挤不上车，坐在路轨旁，露宿餐风，等待下一空列车到来。车站轨道上，经常停有七八列载满人群列车，等待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