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被眼前的场景吓呆了，担子从肩上掉落，稻谷撒了一地。一个满脸胡渣的日本兵大声吼叫着，其余几名日本士兵肆意地大笑，步步逼近。“一个日本兵过来就抱着我，在我脸上乱亲。后来又一个人在我背后搂住我，把我衣服脱光了，前面的还在我的胸上乱摸。我就抓住那个日本兵的手狠狠咬了一口，他松手了。”黄有良回忆说，手上被咬了一口的日本兵恼羞成怒，脸变得扭曲，操起军刀，要朝自己头部砍来。“有一个军官叫他住手，他就住了手，站到一边。那么多日本兵大声笑，我就大哭了。”
黄有良回忆，那些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在她的哭声中扬长而去。她穿好衣服，挑上空担子，往家里赶。回到家，父亲上山砍柴还没回来，只有双目失明的母亲在家。她没有想到，一个悄悄尾随而来的日本兵突然从自己身后蹿出来，死死抱住她，不顾她反抗，把她压在床上强暴了。“母亲看不见，只听到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母亲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日本兵把我强暴了。”
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愤怒而又惊恐。夜里，父亲把黄有良送到邻居家暂住。“一整晚，我都在被子里蜷成一团抽泣，父亲在屋外发出沉沉的叹息声。”黄有良说。
一家人没想到，噩梦远未结束。
黄有良回忆：“第二天，有个日本军官带了几个兵来家里找我，找不到，就把父母打了。我在邻居家听到，父母好像倒在地上快死的牛一样痛苦呻吟，很惨。我就回家了。”
回家看到瘫倒地上的父母，黄有良哭喊着扑到父母身上。日本兵上前一把拉起她，得意地笑了。
“父亲就说：‘叫你不要回来，你回来干吗？’像那样子，我不回去，怎么受得了？”黄有良说，“那个日本军官把我强暴了。”
鬼子走后，村民们来了，他们只能沉默。
此后整整一年时间里，鬼子经常来黄有良家蹂躏她，直到她被抓进慰安所。
“希望自己早一点死去”
黄有良被抓进慰安所后，日复一日受到性虐待。
黄有良回忆：“衣服被扒光，被强暴，如果不顺从就要挨打，冲我头上打。”
黄有良说，她和几个姐妹白天要洗衣、煮饭、种菜、砍柴，进行粗重的劳动，到了晚上，就要忍受折磨。“有时一晚上每人有两三个日本兵来强暴。姐妹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你看到我，我看到你。”
有的姐妹受不了，含恨自杀。黄有良不想死在这里，她想逃走，但日本人对慰安所把守很严。“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门是不锁的，日本兵在外面站岗。”
黄有良回忆：为了防止她们逃走，鬼子残忍地在她们身上刺了文身，成为一个抹不掉的屈辱标志。一个名为陈有红的姐妹逃跑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在了姐妹们的怀里。
此时，在山西盂县西潘乡进圭村的鬼子炮楼，14岁的侯巧莲痛不欲生。
“我受了那罪，痛苦得不行。”侯巧莲生前回忆说。一被抓进炮楼，她就被强暴了，全身疼痛，不能坐也不能躺，蜷缩成一团，像个死人般，在角落里挨过了一晚。
被抓进炮楼那天，刘面换死死攥着自己的衣领口，蹲在地上，头也不敢抬一下。
刘面换回忆：“一个当地人叫他‘毛驴’的日军小队长进来了，看着我笑了一下，说：‘花姑娘，好的。’说完就走了，他手下把我们关在窑洞里。窑洞里连铺的席子也没有。到了晚上，我被一个日本兵带到了另一个房子，他把我糟蹋了。之后，他把我送到‘毛驴’小队长住的地方。我又被小队长糟蹋。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才被送回到窑洞里。当天晚上，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我就喊救命，他们拿手巾把我嘴塞着……5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两个，一共是7个。他们走后，我已经爬不起来了。”
窑洞里黑黝黝的，只有一点冷冷的月光。
“每天就哭呀。”耄耋老人刘面换声音颤抖。
后来，一个汉奸也来糟蹋刘面换。“他在枕头底下抽出把刀子，说：‘你不脱衣服我就杀了你。’我就怕了，他把我的衣服脱了。”
在那里，刘面换吃得很差。“每天早晨送来一天的两顿饭，都是没去皮的土豆，还有小米粥。”
天天遭蹂躏的刘面换，不顺从就要挨打，一条胳膊被打成重伤。她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出门上个厕所，看看天气，就得回去。后来就不能走了，就爬出来。”
40多天后，同被抓去的姐妹中已经有人死去，刘面换不能坐也不能走动，不成人形，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她“希望自己早一点死去”。
“我不丑，丑陋的是他们”
刘面换生不如死的经历持续了40多天。“就在这一个多月中，我父亲到了鬼子据点8次，也见不到我。有看见过我的村里人对他说：‘你闺女再关里头就活不成了，不能走了，脸也肿了。’父亲更着急了，他找亲戚走关系，央求日本人放我回家治病。为救我，父亲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卖掉，又把一群绵羊送给日军，日军才允许放我回家治病。”
刘面换父亲用箩筐把她抬回家。“我回到家里，半年不能动，母亲伺候我，那时我吃饭端不了碗。家里穷得不能过，吃的喝的什么也没有，就摘一些野菜和树叶回来吃。”刘面换说。
侯巧莲也被放回来了。她回家一看，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抢掠一空，只剩下一个土炕。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打掉孩子后，侯巧莲疯了。
1944年，经历了漫长地狱生活的黄有良在同村人帮助下逃离慰安所，一家人背井离乡。
战争结束后，黄有良回家了，只是此时，她又要面对另外一种侵扰。
“回来后发现，全村人都已知道我曾经被日本人抓到慰安所，经常有人在我背后说这事。”黄有良说。
刘面换身体复原后，不再出门。“屈辱的经历让她变得十分内向，因为她觉得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鄙夷。”曾和刘面换交谈过的苏智良说，“但相比来说，她还不算最惨的。有人没被赎出来，死在里面；有人被赎出来，社会的贞操观却容不了她们，她们就自杀了；还有人被日军蹂躏后，丧失生育能力，晚年无子无女。这都是有个案的。”
刘面换说：“过了几年，我也大了，父母说，女儿不能老关家里和咱们受罪，父亲对人说：‘帮我女儿问个人家。’人家说：‘你的女儿不好找对象，因为被日本人糟蹋了，那和寡妇、二婚的一样。’”
刘面换后来有了个对象，对方比他大10岁，丧偶，带着小孩。他知道刘面换的遭遇，从来没有提起过。
刘面换的丈夫去世得早，她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孩子们曾经在下地干活时被村里人笑话，说他们的母亲是进过鬼子炮楼的女人。“过去的事情了，不用说了。别人真要笑话，我也不怕。”刘面换说。
多年前那段耻辱的经历，在刘面换心底挥之不去。“经常想这些事情。有天晚上，小孙女说，奶奶你睡觉时叫唤什么？我说我做了个噩梦，害怕得叫唤。我不愿意告诉孩子，其实是梦见鬼子又拉我走呢。就在那窑洞里头，对面住的是老百姓，他们晚上经常听见有人哭，那就是我们。”
疯女人侯巧莲结过两次婚，生下6个孩子。二女儿不理解的是，每次母亲发起疯来都要往茅厕里跑，藏起来，有时一藏就是几天，怎么拽也不出来。
侯巧莲二女儿回忆说：“她动不动就说，把我的头割下来，抬到水渠子里洗干净。她主要是脑袋难受。疯起来，什么也不知道，半夜起来跑了，我们只能时时地看着她。她受罪，我们也受罪。我们受罪是小事，主要是她受的罪太大了。”
1996年，侯巧莲和当年同被抓进炮楼的老乡郭喜翠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9年，“只活了14年”的侯巧莲去世，她没有等到判决。4年后，她的墓地已经难以辨认。8年后，她的案子有了最终结果：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
2001年11月28日，黄有良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代表8名中国海南妇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到的终身伤害出庭，提出：要求日本政府正视过去的侵略事实，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公开谢罪，向每位原告提供经济赔偿。
2006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黄有良等8名原告的诉求。2009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依然驳回原告方的诉求。201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刘面换走过了一条和侯巧莲、黄有良相似的跨国诉讼路。从1995年起，她先后5次到日本出庭作证，为自己的尊严讨还公道。“我不觉得丑，要丑也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丑，要揭露他们的丑。”刘面换说。
2004年冬案子二审时，刘面换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强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说：“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虽然最终败诉的结果，让老人难以接受，不过，她已经为自己重新赢得了尊严。
2001年11月，东京一所大学，刘面换参加一个慰安妇问题的证言大会。日本老兵金子安次到会为侵华日军的性犯罪作证。会后，金子安次和刘面换有过交谈。金子安次的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我告诉刘婆婆，想帮忙筹款，虽然不是大数目，但也带了来，请她接受。可是刘婆婆说，我不要，绝对不拿。我说，我在战争时干了很多坏事，对很多人做了不可挽回的错事，想把钱塞给她。律师也帮忙拿了，但她始终不肯收。刘婆婆说，你光明磊落地重新站起来，所以不需要你的钱。我只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赔偿。”
表情坚毅的刘婆婆和向受害者暴露自己罪行的安次，被众多工作人员团团围着。
“身体还可以吗？”
律师把安次的话翻译过来。
“还可以，我们今后都要继续努力。”
刘婆婆边看翻译员，边看安次，温和地笑着回答。
“我会尽力而为。”
安次回答，两人一起握手。[［日］熊谷伸一郎：《回头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华回忆》，香港精英文化动力2007年版，第173～174页。]
侵华日军掳掠慰安妇罪行
1937年底，日军在苏州掳掠了2000多名妇女，无锡则有3000名妇女被日军裹胁，在杭州一地被抢的妇女达到2万人。
1938年，徐州一战中，23名中国女战俘被强迫进入日军军中妓院。
1939年11月，广州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2000多名妇女强制编成“姑娘慰劳团”。
1940年初，海南感恩县新街市日军慰安所成立，40多名当地年轻妇女被强行抽派。
1943年春，日军“扫荡”江苏益林，抓走当地妇女，送到军中妓院。
1944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制150名中国妓女前往河南开封一带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慰安所数量很多。苏智良说：“从目前调查的状况看，南京的慰安所至少在60个以上，武汉的慰安所也有这个数量。海南岛的日军慰安所有60多个，而根据笔者的调查，上海的各类慰安所至少有83个。”[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其他国家慰安妇心声
朴永心（朝鲜）：“我就是死了，也要证明我就是那个遭受日本鬼子蹂躏的慰安妇，也要指认我被关押过的慰安所，我要让那帮家伙承认我没有说谎，我更要他们给我老老实实地赔罪！”
金学顺（韩国）：“我是一个女人，可时至今日却没有一天是像个女人样生活的。我不知道怎样形容50年来埋在我心中的仇恨。仅仅是日本人的原因，我才如此地度过了一生。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除这仇恨。”
玛丽莎（菲律宾）：“日本军人对我所做的一切让人无法想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残忍无比，他们像野兽一样，他们还不如野兽。”
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几种方式
第一是抢夺。日军在战场或者在占领城乡时，公开用暴力掠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有在占领一地后秘密抢夺当地女子的。日军侵入上海掠捕中国妇女后，即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日军占领芜湖后，甚至到尼姑庵中抢夺年轻的尼姑。
第二，以俘虏充当慰安妇。当这些女俘虏已不能再做性奴隶时，通常被日军新兵拖到空地上，做刺杀练习胆量的活人靶子。
第三是欺诈与诱骗。日军及日侨等经常在占领一地之初，以招工、做饭、洗衣等名义诱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四是依靠汉奸组织，强迫良家妇女或强征妓女充当慰安妇。南京陷落时，日军曾指使傀儡组织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扣押数千名妇女，到东北等地充当慰安妇。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妓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日军侵入芜湖后，经常派人到妓院，强行索要名妓轮流去日军慰安所当值。[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苏智良评日本法庭对中国慰安妇诉讼案的判决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分别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