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3千多人的师，仅余700多人，我问当战役开始前，曾掩护过我的第一连情况，仅有4个人举手，郑洞国差不多流泪，我也不禁凄然。……苏联来了18架轰炸机，由柳州起飞，分别对九塘和441高地轰炸，陆空协同，收到了效果。九塘之敌不支，日军中村旅团长被击毙，残部向八塘撤退，仍占领九塘、八塘间之高地，继续顽抗。441高地之敌亦向九塘、八塘间撤退，和九塘之敌汇合。这个时候，昆仑关表面似是克复了，但日军仍占领九塘以南一带高地，其形势险要不下于对昆仑关之441高地。九塘、八塘乃至七塘之狭长隘路两侧高地仍是日军占领，我军在这样的地形和密集火力下强攻，加之指挥笨拙，何能免于重大死伤！……这时敌机活动频繁，掌握了制空权。九塘到迁江间之公路上受敌军空袭妨碍很大。白崇禧率我们到前线，曾在太守墟附近被敌机一架跟踪、低空袭击，幸而系敞篷汽车，下车快，得免于难。[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78年印。陆学藩时为桂林行营参谋处作战科上校科长。]
柳州会议处分众将
1940年2月21日，蒋介石乘飞机到柳州。因汉奸密报，当晚敌机轰炸蒋住处。22日蒋介石主持检讨会，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桂南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第48页。]
25日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三十五军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1月28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三十六军、第六十六军、第九十九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三十六军参谋长郭肃，第四十九军、第一六〇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历次战役中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0页。]
当地民众的奉献和牺牲
宾阳有6万多人参加支前工作，捐赠军粮315万斤，代购军粮270多万斤，筹军款25000多元，捐献米粽11万条、甘蔗12000根、糕饼10余担、肉2100多斤、木料10000多条、耕牛数百头，全县妇女自备布料做军鞋21000多双，有300多人参军参战，200多人献出生命。有3000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日寇杀害，被烧毁房屋3780多间，被劫其他物品难以数计。
反“清乡”
亲历者
徐念初——时为新四军随军服务团干事
顾理昌——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
孙新民——时为中共微湖大队政委
记得在“我的抗战Ⅱ”的发布会上，有幸见到了老兵孙新民本人。老人拄着拐杖，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走进屋子里。瞬间，我脑子里过的都是老人在《反“清乡”》这集里讲述的片段。
“那个时候我们在帮，不是真的在帮。”我主动上前与老人攀谈，老人又一次回述那段历史时，我又听到了这句话。先前采集素材的过程，已听过数遍，再次从老人口中听到，仿佛我也不动声色地打入青帮内部，穿越到了“清乡”那段历史中。
“你过路他要打枪，又喊又打枪各方面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口齿很清晰，再次重温这段历史，老人仍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在接暗号时，门口妇女头带小黄花就表示安全；还记得那时候只有自己人才会打的手势暗语；还记得嘴里吐着烟气、最后却下落不明的尹洪星。
有时候，80后的我并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反复复地做抗战题材。从小学到大学，关于抗战的故事不绝于耳，甚至有些故事可以倒背如流。直到我加入《我的抗战》团队，大量血腥的画面冲击着我的视线。炮火中，黑烟滚滚，一堆堆被炸死的难民，一个个失声咆哮的妇女，一群在废墟里哭泣的孤儿……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亡魂该由谁来埋单？我好像有点懂了，对，我们要做抗战，一定要！
“瘦瘦的，那是戴的礼帽，瘦又黄，吸大烟嘛，又黄又瘦，是不是，这样子这么……”老人微笑着描述完记忆中尹洪星最后的模样，“我的抗战Ⅱ”的发布会便开始入场了。在闪光灯和摄像机的陪同下，老兵孙新民登台，台下掌声不断，这掌声持续了许久……
1942年，刚满20岁的姑娘徐念初已经是新四军随军服务团的一名干事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随部队在各个地方宣传抗日，动员乡亲们支援抗战。
“我们这个随军服务团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上海来的，20多人吧。其中有学生，也有工人、店员、职员，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比较活跃。”徐念初回忆说。
1942年2月，徐念初跟随部队辗转到了江苏太仓乡下，正赶上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我们要为群众演出活报剧。那天早晨一起来，我们就动员老百姓，拿门板出来搭台子。”
徐念初和战友们用木板、藤条搭建起一个临时舞台。乡亲们把平时攒起来的瓜子和糖拿出来放在盘子里，有的女孩扎了红头绳，随军服务团的人在排练要表演的剧目。虽然没有鞭炮，没有对联，大家还是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
突然，有枪声传来。
“那天来的鬼子比较多，大概来了一个中队，汽艇也不止一艘。”徐念初说，“哨兵发现了，就打枪了，一打枪大家就知道了。”
村子后面有一座由两艘小船搭建起来的浮桥。徐念初所在的部队紧急撤退，准备跨过浮桥，撤到邻近的村子。随军服务团的同志们抬着担架跟随。
“但这个桥呢，给敌人封锁了。后来，我们的一个连就从侧面包抄过去了，占领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拿机关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
子弹不停在头顶飞过，士兵们躲在土垛子后面，炮火溅起的尘土盖了半个身子。
徐念初回忆：“就是那么一小会儿，我们赶快从那座浮桥上冲过去了。那也是相当危险。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从吃过早饭以后，一直打到黄昏。”
总算冲出敌人的炮火，徐念初和战友们逃到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村子。然而，短暂的火力交锋，伤员已过半。“我们就赶快动员群众搞担架，接伤员。”徐念初说。
新四军战士撤离的那个村子，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舞台垮塌了，有的乡亲被鬼子抓起来鞭打。地上一片狼藉。新年第一天的突然“扫荡”，让村子陷入死寂。
在村民们印象中，这样的“扫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从1941年便开始了，日伪军称之为“清乡”。
村民们很愤怒：“我们的家乡，鬼子凭什么来‘清剿’？！”
竹篱笆封锁线
1941年1月25日拂晓，3000日军包围了长城以南的山村潘家峪。关于八路军在潘家峪建立根据地的传言，使这里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几个去赶集的人，又闯入村里，挨家抓人，把村民们集中在村西的大坑里进行集体屠杀。整整一天的屠杀过后，这个有1700人的村庄，1230人遇害，23户人家被杀绝，1350间房屋被烧毁。6天后，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在文章中写道：“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清剿山区根据地，不加区别、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团大战前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杀光、烧光、抢光。[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278页。]
江南地区的乡村，也迎来了一场残酷的风暴。
对徐念初来说，1941年7月1日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日子。“那天早晨眼睛一睁开，外面面目全非了。有些镇过去没有日本兵的，突然间都有了。鬼子、伪军加上便衣都下乡来。有时候人多一点，有时候三三两两、摇摇摆摆的，到处搜查。”
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的顾理昌记得，“鬼子今天到这儿‘扫荡’，明天到那儿‘扫荡’。鬼子来两三个小时，就强奸妇女，把鸡呀羊呀鸭呀都吃光了。有的人被敌人逮住，杀了，脑袋挂在大街上啊。小学的瓦房被汉奸部队‘二黄’伪军拆走修碉堡去了。”
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归来，同时还带回了一个名为“清乡”的计划。南京汪伪政府随即成立汪精卫担任委员长一职的“清乡委员会”，负责指导“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由汪伪政权负责，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清乡运动”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太湖东南、上海郊区、苏北及浙江、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清乡”地区各级军民政务，一律归“清乡”机关管辖。
1941年7月1日，“清乡运动”拉开序幕。
据徐念初回忆：“当时我们听说日伪要用竹篱笆封锁交通要道。我们感觉好笑，你这个竹篱笆能挡得住什么呀？”
徐念初眼里的竹篱笆，不过是一根根细竹子搭起来的，随时可以拆掉，用它封锁交通听起来太过儿戏。她的很多战友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在意，工作照样做。我们的部队正在不断壮大，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在提高警惕的同时，不能引起大家的恐慌。”
徐念初并不知道，这正是日伪军“清乡运动”的第一步：军事“清乡”。日伪军从江南部分地区运来500多万根竹子，打造了一条长达三四百里的篱笆墙，沿途构筑了哨位和碉堡。为了保护篱笆墙，日军除了派兵把守外，沿线还设置了100多个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这道竹篱笆封锁线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限制，彼此联系不时中断。
乡亲们也被这竹篱笆封锁线困住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是：“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日伪军加大了“扫荡”力度，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顾理昌说：“那个时候乱呢，鬼子来了，国民党走了，还来不来不知道；老百姓很穷。”
恶劣的环境中，负责民运工作的顾理昌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对据点里的伪军“喊话”。
在顾理昌眼里，“喊话”绝对是门技术活。“必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几天晚上去喊话。有月亮你让他看见，那不找死嘛。你要有隔河，敌人不容易冲过来。路线要先找好，有时候不能走大路。你要先准备好讲什么内容，轻易不能打枪，枪一响他不就惊动了嘛，穿起衣服，上碉堡，对着你了。”
等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顾理昌的喊话才开始进入正题：“今天我们找你们谈心来了，你们也别害怕，也别打我们，我们都中国人。你们帮着日本人做事，鬼子在我们家乡杀人放火，这么坏，你们不能跟他们跑啊。”
通过喊话，顾理昌有机会接触一些伪军人员，并逐步拉近关系。但喊话并没有太大成效，有时反而引来日伪军的机枪扫射。到1943年，汪精卫已在敌占区各地建立起伪军保安队、警卫队、治安军和各级伪政权，大力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立门牌、发放“良民证”、推行“爱护村民连坐法”，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治和物资封运政策，抽田亩捐、代收地租、遍设关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大封锁。
一时间，竹篱笆似乎围住了所有的出路。
酒桌上策反伪军头目
时任中共微湖大队政委的孙新民也对微山夏镇周围的几个敌军据点喊过话。“你过路他要打枪。上头指示，让我们喊话。”孙新民说，“后来常喊话惊动了他们，他们也不听。”
据孙新民回忆：当时许多据点掌控着重要的关卡，敌后的情报、药品、军事物资等不能顺利送到抗日根据地。喊话不奏效，必须另想办法，打通封锁严密的据点。“后来领导说，索性做些分化瓦解工作。”
很快，孙新民便锁定了策反的头号目标——微山夏镇敌军据点伪警备团团长尹洪星。“他是从外边调来的，不是地头蛇。他的力量又特别大，据点都是他的。”
想要策反尹洪星并非易事，不过，经验老到的孙新民有办法。尹洪星曾经参加过青帮组织，而当地青帮的大当家张秀颜，就住在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张秀颜是尹洪星的师父，在青帮内辈分还蛮高，尹洪星很听他的。所以先做张秀颜的工作。”
孙新民带着一名小战士，到了张秀颜家。
“小战士叫开门以后，把张秀颜吓得不轻。一听说是孙政委，他害怕。他说，孙政委，我没有做坏事啊。”
孙新民解释了来意。张秀颜略微放松了些。
“这样子吧，我也拜你为师父，算你的徒弟了吧。这样，你跟尹洪星捎个信儿，叫他不要这样子对我们，要留点后路，是吧？”张新民对张秀颜说，“咱们一定会胜利，你们现在做些工作，也算做了贡献。”
孙新民成了青帮的人，张秀颜也不便推辞。几天后，在张秀颜的牵线下，尹洪星同意商谈。双方约好，在离据点不远处的一个诊所碰头。
孙新民回忆：“我们讲好了，都只带一个人，都不带枪。”
孙新民的回忆，还原了两人碰头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