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把对待工作的态度也用到了造飞机上，P-40打不过日本飞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太沉。空中没有什么道路限制，谁更轻巧些就一定更占便宜。日本零式战机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被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轻的目的，把座舱护甲和油箱护甲都省了。也就是说日本飞机一旦被击中，驾驶员很容易被直接打死要不就是被油箱炸死，这种只求杀敌不求自保的设计思路，也许只有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想得出来。美国人是不干的，这不光是对工作的态度问题，人家掉几架飞机没什么，家大业大可以再造，这人死不能复生啊，尤其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不是想有就有的。如片中所说，战争后期，由于零式战机太不经打，又缺少优秀的飞行员来发挥它们灵活的优势，最终沦为自杀式飞机。而它的沉浮更像日本从强盛到战败的一个缩影。
再说说爱玛。她和佩塔奇的故事无疑是浪漫的，也使得这个结局更加悲伤。有一点片中没提，其实他们本可以回国，由于陈纳德是他们的媒人，而刚刚组建的第十四航空队，还缺乏必要的训练，这对小夫妻为了帮陈纳德一把，留下来超期服役两个星期，最终却劳燕分飞。老人家回国后致力于妇女权益事业，20世纪60年代和现任老公汉克斯相识。汉克斯是一位驼峰航线飞行员，他在中国的故事也很传奇。当年一架型号为C-53的运输机坠落在驼峰，恰好身后还有一架友机，使得这架C-53成为当年驼峰航线上唯一一架知道坠落地点的坠机，坠机驾驶员的母亲得知此事，拜托汉克斯和其他两位队友帮助寻找遗骸。在回国前夕，三人跋山涉水却因为体力不支，在距坠机地点一公里时折返了。回国后的汉克斯并没有放弃，而是五十年如一日地锻炼身体，最终在80岁高龄时，重返驼峰找到了坠机，告诉人们什么叫做承诺。
编导王宇
1932年2月22日，苏州胜利小学，12岁的金逸群抬头望见了日军的3架轰炸机。“它们在学校上空转，飞机翅膀下面有日本那个红太阳。3架飞机，6个红太阳在天上转。”金逸群回忆说。
此前不到一个月，“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派出飞机对上海进行轰炸。
“日本飞机把人炸得太惨了。我看了以后，心里真的很气——自己国家的领空怎么被日本人给占了？”
金逸群记得，空中的3架日军轰炸机已经做出俯冲动作将要投弹时，“有一架飞机低空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冲上去了，打日本飞机。”这架横空而出的神秘战机，和日军的3架飞机缠斗在一起，顿时打乱了敌人的空袭计划。3架负责护航的日军战斗机，从高空向神秘战机俯冲而来。面对6架敌机，神秘战机非但没有逃走，反而咬住日军的轰炸机不放，近距离向一架轰炸机猛烈开火。
因为寡不敌众，神秘战机被击落了。
后来，当人们找到坠毁的神秘战机时却意外发现，牺牲在驾驶舱内的是一位洋小伙。
洋小伙来自美国，名叫罗伯特·肖特，时年27岁，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时任美国波音公司销售代表，来华推销战机，目睹日军轰炸上海的恶行，义愤填膺地在日记中写道：“希望像西部牛仔一样驾机与日军决斗，主持正义。”他以志愿者的身份驾驶样机加入中国空军。
罗伯特·肖特成为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国民政府为表彰他援华作战的义举，特追授其空军上尉衔。在上海各界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民众代表、学者吴经熊致悼词说：“肖特所流热血可作中、美两国民族之胶漆。”
看了肖特空战过程的金逸群立志长大后成为飞行员。1941年，金逸群考入中央航空学校，1943年和一批同学赴美学习飞行技术，归国后成为隶属于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中队飞行员。
1942年10月，一部名为《飞虎娇娃》的黑白电影出现在美国银幕上，影片里一批美国飞行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日本人进行空战。影片主演约翰·韦恩以西部片著称，影片里的飞行员也像西部片中拓荒淘金的牛仔，他们为了钱来打仗，穿着西服开战斗机，为了队中的漂亮护士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而现实中，真的有这样一支队伍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飞虎队”，他们是抗战时中国上空的美国牛仔。
老牛仔和淑女远渡重洋而来
1941年7月10日，一艘载着近260名美国年轻人的轮船从旧金山起航，前往中国。如果只看这些年轻人的表情，谁也猜不到他们要横跨太平洋去打仗。
船上有一个25岁的姑娘，名叫爱玛。多年后，她回忆起那次远洋旅途：“我们在船上跳舞，玩得很开心。我给他们照相，他们太年轻了。我想，他们怎么能去打仗？他们只是些孩子。”
这些花花公子式的美国青年，将要和他们的前辈肖特一样，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打素不相识的日本人。他们的这支队伍叫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
这支队伍的创始人是1937年初以上尉衔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兵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身材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脸孔”[程敦荣：《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页。]，飞行技术精湛、好胜心强的西部老牛仔。
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的黄澄说：“陈纳德，这个名字根本是错的，因为电报一来，中国人一看，Chennault，就照英语的拼法翻译成陈纳德，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法裔，按法语的拼法不应该译为陈纳德。”
1937年春天，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领导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物色外国顾问，陈纳德受邀。当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宋美龄接见了他。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她是蒋介石先生的妻子，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二十岁。她讲英语时，像富有的美国南方人那样，慢慢地拉着长调。这次会面使我终身难忘。这一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她永远是我的女王。”从那时起，我们一同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岁月。[［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宋美龄请陈纳德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考察了当时中国空军的状况后，陈纳德发电报告诉宋美龄：名义上中国当时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员不过600人。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协助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本空军。
1940年，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回到美国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提供100架P-40战斗机，同时准许退役或后备役的美军到中国作为志愿人员对日作战——因为此时日美尚未开战。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一些陆军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役、退役人员应募。应募军械师的拜斯登回忆：“1941年春天，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中国空军想要一些美国人过去。我不是飞行员，我当时作为一名军士一个月赚70美元，而中国人给我的工资是300美元一个月，比我已经习惯的多得多了，所以我决定试一试，于是和他们签了一年的合约。”
爱玛应募成为两名随队护士之一。和绝大多数同伴不一样，她到过中国，熟悉中国。
1935年，19岁的爱玛作为交换生来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那里的教授非常好，那里的男士是真正的绅士，他们把我当做淑女来对待。在美国，男人们可不像中国男人一样。我对中国男人待我的方式印象很深，而我也习惯了被他们当成一个淑女。”爱玛回忆说。
创办于1888年的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容许男女同室上课的高等学府，在这里留下美好回忆的爱玛，一年后回到美国，仍对中国的一切念念不忘。“我发现在中国的经历非常值得，并且我喜欢在那里的每一分钟。”
爱玛希望再到中国去。“我父亲是医生。虽然我从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知道再回到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医疗人员的身份去。不过成为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去耶鲁大学学护理。耶鲁有美国最好的护理教育。”
结束耶鲁3年学业后，爱玛在社区医疗中心工作。生活虽然安稳，她却时时在诊疗台前怀念当初在中国的淑女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她面前，问她愿不愿意去中国。
“他们招募医疗人员，去了耶鲁。那时候，美国、欧洲的航空队里都没有女的。耶鲁的老师对他们说，有个女生一直想回中国。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我，我当然就参加了。”爱玛说。
就这样，爱玛终于可以回到梦寐以求的中国，回到那些绅士们中间。不过，她没想到，就在漫长的远洋旅途中，她被船上的一位牛仔——年轻的飞行员约翰·佩塔奇俘获了芳心。
“船上有一个游泳池，我穿上泳衣去游泳，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了我……我们在那艘船上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跳舞，在甲板上聊天，他给了我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爱玛和佩塔奇随大伙儿踏上中国土地时，陈纳德看着这109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在日记中写道：“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为上校衔大队长。志愿大队拥有99架P-40A、P-40B型战斗机，共3个中队。当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这些美国人名义上为该厂雇员。
蒋介石讲话时有酒鬼说下流话
此时，出现在美国牛仔们面前的，是一个被战火蹂躏的国度，天空中几乎已经见不到中国人的飞机，日军对中国城市的轰炸频繁又嚣张。
黄澄回忆说：“日本人的飞机根本没有什么阻拦，在昆明，所有的炸弹都投下来，炸得简直是太可怜了。我翻译过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当时到昆明的印象，他说：‘我初到昆明，很震惊地看见街上的中国人把那些尸体一个一个堆起来，整整齐齐，一堆一堆的。’”
中国人盼望陈纳德和他的手下狠狠教训日本人。不过，这些美国牛仔看上去放浪不羁，不大靠谱。“招募的这些志愿者，差不多都是些非正规或者说被正规部队开除的人，所以他们的纪律很不好，酗酒、乱来，见着女人就追。”黄澄说。
说到纪律，其实老牛仔陈纳德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美国，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顶撞上司，才被迫提前退役。
为了安抚这些美国牛仔，1942年2月2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昆明的志愿队驻地专门为队员们举办晚会。
黄澄回忆：“陈纳德很小心，事先告诉队员们当天禁止喝酒，但是那些老美不管，他们裤袋里面藏着酒，酒气熏天地听蒋介石讲话。有个老流氓听腻了，就大叫起来了，叫出一些没有女人就不打仗之类下流的话，这就不好翻译了。陈纳德当时难为情得不得了，赶紧把他的宪兵叫来，把那个士兵拖出去，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宋美龄讲话时有的放矢地说：“没有纪律，我们将一事无成。我和你们尊贵的指挥官一样，也将对你们絮絮不休地谈论纪律，我指的是我们在内心的自觉的纪律。然而，我并不是要求你们装成泥塑木雕的小圣贤。我自认也有人情味，不喜欢刻板的人，但我的确希望你们这些孩子记住一件事，全国都在关心着你们，我要求你们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由你们建立起来的那些伟大的传统。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人民留下一个印象，一个美国人的真实形象的印象……”
宋美龄深知，和这些美国牛仔打交道，动之以情是一方面，不来点实际的不行。
黄澄记得，“宋美龄称他们为天使，她讲得很幽默，很有趣。她许诺，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金。那个时候500美金不得了，大伙儿高兴极了。后来他们士气高涨，不能不说是有奖金做后盾。”
“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飞虎队。”1944年成为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二十二轰炸机中队飞行员的龙启明说，“有人说陈纳德只是一个在美军中不得志的军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的，每打下一架飞机有500美金的奖励。我记得我在报考的时候，也考虑过空军的工资比较高，这都是实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3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