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不管我们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绕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上来。
母亲还得去看一次医生，所以我跟她又像往常一样在候诊室里见面。这一天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我们只能坐在窗前的塑料沙发上。大家都想在周末假期前再做一次化疗。
“天使那里有什么好消息吗？”母亲问。天使是一群投资人的简称，好几个月前他们就表示有意愿投资我的烹饪网站，只是每次都差那么临门一脚。我的钱快花光了。
“没有什么消息。”我们俩低头看着手中的《法兰西组曲》。“你们找到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办公地点了吗？”
“没有。你想想那边的经济，能租个桌子都算不错了。”
“我想也是。”
停了一下，母亲又说：“我想闭一会眼睛。”说归说，但她没有。
“好吧，我看会书。”
“你看到哪了？”母亲问我。
“我刚看到儿子逃跑出来要去参加抵抗军。”
“他不该那么做。”母亲说，这时她闭上了眼睛。
在她没饱受这些残酷的化疗之前，无论何时当母亲说要“闭上眼睛”，我们都不清楚她是要睡觉、沉思，还是只是闭上眼睛而已。所以我们学会了对此留意，因为她总会在我们说些不该说的话或做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突然睁开眼睛。
母亲继续闭着眼睛，我继续看书。我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个小兵发生了什么事，也替他担心。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母亲的眼睛又睁开了。
“我同意。”我说，“他不该跑去参军。这很明显是不智之举，法国都投降了。而且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只会制造麻烦。”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母亲说，“他不该参军的原因是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不该参军打仗。我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不停地想到伊斯梅尔·比阿早年作为童军在塞拉里昂的回忆，《长路漫漫》里的，还会想到缅甸的儿童士兵。”
母亲的眼睛又闭上了几分钟，然后继续说：“人缺乏同情心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当父母看着自己孩子的照片时，能想象孩子拿着真枪在杀人吗？他们能想象孩子们拿着的不是玩具喷水枪和玩具刀剑而是砍刀和真枪吗？”
然而，即便手持真实武器的孩子已然让人惊心，但那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母亲见识过文明的外表是多么浅薄而不堪一击。我们不仅谈论比亚、埃格斯，也再一次提起《蝇王》，那本关于人类如何迅速变得野蛮残酷的终极作品。也谈论了一切最终会在所有人的心中留下多么深刻的伤痕，那伤痕又会多么长久地存在。
母亲相信童兵也会有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比亚还有其他那些母亲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比亚2004年大学毕业，2007年出书，并从此成为人权运动的战士。1993年在利比亚，母亲访问了“受战争影响儿童之家”。那里不允许拍照，哪怕在是幼儿园。“受战争影响”是他们用来指代童军的名词。起初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少年犯感化中心”，但孩子们更喜欢听到他们将会回家。孩子们会在那里待上六个月。有三间宿舍组成，庇护九岁到十六岁的男孩。起初，十四岁是上限，但很快人们意识到，十六岁仍是孩子的年纪。母亲在报告中写道：“他们睡在上下铺，几乎身无一物。但对于曾经经历过恐怖、折磨以及创伤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对彼此很友善。我所看见的男孩们，是微笑的、安静的、友好的。”
他们的生活有固定的时间表——六点起床做家务，如果有水的话就洗澡。早饭在七点半开始，中午之前上文化课，接下来是一小时的心理辅导，然后是午餐，他们要帮忙准备午餐，接下来休息，再然后是职业培训、娱乐、晚餐，八点上床睡觉。
“太不可思议了。”母亲说，“时间表真的很有效果。他们都是孩子，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做些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把他们带回正轨的方法。”
在母亲看来，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照顾那些被强征上战场拿着刀枪杀人的孩子，也不只是那些身不由己，像《蝇王》里那样被人性黑暗面操控的孩子，而是要关注到世界上还有哪些孩子可能遭受这种命运，并在悲剧发生前阻止。
《法兰西组曲》几年前在美国刚刚出版时，我和母亲就很想一睹为快，只是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读到它。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当纳粹占领巴黎时，犹太作家内米洛夫斯基与她的丈夫刚刚皈依为天主教徒，他们先把一对女儿送到勃艮第，再与她们在那里会合。但在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与丈夫被出卖，他们被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米洛夫斯基最终在那里死于伤寒。临死之前，她给了女儿丹妮丝一个装着一本笔记本的手提箱。
丹妮丝和妹妹在修道院撑到战争结束。直到1990年，丹妮丝才发现那些她悉心保存、字迹微小难辨的手札，并非母亲的日记，是已撰写完成的两章手稿，也就是这部伟大小说的主要内容，写于纳粹占领巴黎时期，并取名为《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在写书之时，曾表示“我在滚烫的熔岩浆里写作”，事实也是这样的。
我手上的这本《法兰西组曲》是美国版本，母亲的是英国版，不知是别人送的还是她在某次伦敦旅行中自己买的。英文版的跋是法文版的序。母亲读这段时我刚好在她旁边，那一段写着：
“1942年7月13日，法国警察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的家门，将她逮捕。”
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但我生于1962年，而不是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被捕的日子，正好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同一天，这当然只是数字上的巧合，不具任何意义，却足以让我觉得，这件事的发生离我并不遥远。我第一次知道二战还是在五岁，二十五年前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一百万年前般久远。随着我逐渐长大，它竟变得越来越近。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事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母亲一再提醒我，不用去翻寻久远的历史，甚至不用翻阅史书，残暴近在咫尺。卢旺达与达尔福尔两地发生的种族灭绝惨剧，就眼睁睁地发生在我们面前。
《法兰西组曲》是作者以难民的身份写下的占领区难民的生活。母亲工作过的国际救援委员会几乎就是在小说开始的时间成立的，委员会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倡议下成立，旨在从欧洲纳粹的铁蹄下援救犹太人。这是一本刻画入微的作品，混合了喜剧与暴力场景，书中文字传递的力量，作者遭到谋杀的事实，以及千百万桩纳粹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让人读起来心碎。
2009年5月，大卫·罗德仍然毫无音信，母亲对此也越来越担忧。同时，她决定图书馆计划开始破土动工。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延迟了多时，在阿富汗建造任何东西都异常困难。唯一的工作人员到现在依旧没有办公室可用，日以继夜地为这项计划募款并积极宣传。其他参与者也都忙着剪辑移动图书馆的一段视频，杜普利会在视频中出现，这段视频会用在筹款上。一旦开始实施计划，运输图书，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我的一个朋友负责拍片，他的安全返回让所有人都深感欣慰。总而言之，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母亲不知道如何完成一切。可是她说她会完成的。
我们再次回到医院，母亲要做丝裂霉素的输液，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法兰西组曲》上来。我也提到了我的失眠——看完这本书的那晚，我彻夜难眠。
“我只是觉得有负罪感，没有为这个世界多做点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看完《法兰西组曲》后我想：为什么美国人不多了解、多做一些事呢？我明知全世界有那么多问题，童兵、大屠杀和人口贩卖……而我几乎什么努力都没做。”
母亲歪着头，咬住下唇，这也是我经常为之迷惑不解的一个表情，当我忘记了如她希望的那样联系某人或者在我向她询问什么地方的方向，而她已经确定之前告诉过我的时候，她就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我爱那些在旅途中遇到的人们，威尔。”她说，“我喜欢听到他们的故事，认识他们，找到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任何帮助。这样，我的生命才得到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丰富。当然你可以永远做更多，你也应该如此——但重要的是，你应该做你力所能及的，不管何时。只要尽力，那就是你能做的一切。太多人总是找借口说他们能力有限，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做。那永远都不是个好借口。哪怕只是签个字，寄去一点小东西或者邀请一个刚刚到来的难民家庭一起过个感恩节，都好过什么也不做。”
“那么去昂贵餐厅吃饭之类的事呢？”我问，冒着再次看到母亲那个表情的风险。
“让自己吃顿好的无可厚非，只要你能付得起，但没有必要每晚都那样。大餐应该留给特别的日子。能提出这些疑问是幸运的，表示你肩负了额外的责任，会要求自己去做点什么事。我要强调，我不是说你只要做点事就可以对自己有交待。每次我听到有钱人只在他们子女就读期间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捐款，我总是很失望，当然，那也算慈善，可那是相当自私的慈善。如果他们能从捐给自己孩子学校的善款中拿出一部分给其他学校，想想看，那将帮到多少人。”
“我的许多朋友说，他们想要做点什么，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这样啊。”母亲说，“人们应该善用自己的才能。如果你在公关界，你就帮慈善机构做公关。因为慈善机构需要有人协助筹款，所以这件事谁都可以做。我经常碰到银行经理或律师表示想立即前往难民营工作，不过还要酬劳。我就对他们说，你会雇用一个只有服务难民经验的人去当银行经理或律师吗？这是个专业的工作。”所以我让这些人从志愿者或捐款开始做起，之后再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受训来做这一类的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忙的话，金钱是最快速的了，哪怕只能捐助一点点。”
然后母亲微笑着补充，“你还可以告诉那些希望更多了解世界，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的人，让他们多读读书。”母亲停顿了一下，“但这都不是让你整夜睡不着的原因，对吗？”
“是的，妈妈，不是这些原因。”我花了一点时间才能接着讲，“我整晚没睡是在想以后……怎么办。”我其实想说“没有你”，却忍住了。我说不出口，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母亲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像是在抚去我脸上的尘土或是泪水。
“你都不生气吗？”我脱口而出，“我很生气！”
“有时候，当然会。”她说。
那天母亲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或者说，是给我看了另外一件事。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把翻开的《每日的力量》留在了椅子上。那天的内容是爱默生的一段话，它这么写道：
“那些适于我们，围绕我们的美丽与奇迹，是快乐、勇敢，以及实现愿望的努力。为什么不让那颗饱受滋养的心，信任自身存在的力量呢？难道心不能不辜负始终温柔地引领、教诲的灵魂，倾听灵魂之声，相信未来是值得过去所有的付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