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弊三角形理论是由美国研究舞弊的会计学家史蒂文阿伯雷齐特（WS Albrecht，1995）提出的。该理论提出舞弊的三个要素：压力（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自我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舞弊三角中的三个因素是两两相互作用的，构成舞弊三角形。
在舞弊三角形中，压力包括财务压力、恶习、与工作有关的压力等，常常与公司的恶劣的经营环境、严重危机的财务状况、资金的匮乏等有关；机会包括控制措施的缺乏、无法评价工作质量绩效、缺乏惩罚措施、信息不对称、无能力觉察舞弊行为等，常常与被审计单位缺乏良好的内部控制，以及缺少相应的法律约束和外部监管有关系；自我合理化实质上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价值判断，与个人的道德推理能力有关系。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来说，高的道德推理能力并不一定导致好的会计信息质量，因为道德推理越强，也可能更好的进行自我合理化，从而为会计信息舞弊更好的寻找借口。
上面三个因素共同影响舞弊行为。但是在每个舞弊案例中，三个因素的大小不一定都是均衡的。如果行使欺骗的机会很大或者压力很大，不需要太多自我合理化的借口，就能使人实施舞弊行为。同样的，若一个人从道德越不诚实，那么他就越容易为自己的不诚实行为找到借口，即使没有太好的机会或没有面临太紧迫的压力，他也一样会实施舞弊行为。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2002年10月发布的SAS NO.99（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关注）准则明确提出掌握舞弊的环境与特征对舞弊审计的重要性，描述了舞弊普遍存在的3个环境特征：压力、机会、忠诚性缺乏。要求注册会计师从这三个方面关注舞弊行为的风险因素，并综合利用其他相关信息来评价资本市场的舞弊风险。
SAS NO.99的规定说明了舞弊三角理论在审计师审计实务中有着重要的价值，支持了舞弊三角理论对于审计师判断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重要意义。舞弊风险受到经营环境和财务状况等压力因素的影响，受到内部控制、法律环境、外部监管等机会因素的影响，所以审计师在进行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判断时应当注意对公司的经营环境、财务状况、内部控制、法律环境、外部监管等因素予以评价，这些因素由于会对重大错报风险造成整体的影响，不同公司同样的重大错报在不同的压力、机会条件下的风险含义是不同的。同样的重大错报在管理层有着更大压力、更多的舞弊机会、更加缺乏诚信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因为这说明公司的舞弊不是个别的，而可能是广泛的、重要的。所以上述经营环境、财务状况、内部控制、法律环境、外部监管等因素必然对审计师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和定价产生影响。
舞弊三角理论不仅能够用来揭示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会计舞弊的机理，而且还可以用来解释审计师的降低审计质量或者进行审计意见出售行为。在国内的审计行业，国内审计师面对的市场竞争环境一场激烈，增加了审计师进行舞弊的机会；如果法律环境约束较差，外部监管也不很严厉，再加上被审计单位的购买审计意见的需求就会给审计师的舞弊带来机会；审计师行业的做法会影响审计师的道德推理，在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下，审计师很容易为舞弊找到合理的借口。
运用舞弊三角理论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解释审计师声誉（审计师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大的事务所由于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所以相对于小规模事务所来所具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小规模事务所由于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所以更有可能性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串谋，降低审计质量。同时，大的事务所由于有着更严格的内部管理，相对来说，单个审计师面对的串谋等故意降低审计质量的机会较少，再加上大的事务所对审计师的培训较多，审计师能够理性抑制声誉可能受到的损害，使得审计师串谋等行为降低审计质量的自我合理化较难进行。通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审计师规模愈大，审计质量应该越高。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大小，具体的情况又是多种多样的。
（二）三元交互决定论
行为心理学的三元交互决定理论认为，在环境、行为以及表现为思维、认知等人的主体因素三者之间，每两者都具有双向的相互决定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个体人的机能活动的三元交互决定系统。在该系统中，每个交互决定因素都既是其他两个因素决定的结果，又对其他两个因素产生决定作用。
在本文的研究中，行为及审计师的风险判断以及定价行为，个体即与审计师声誉相联系的审计师，环境包括审计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等。
行为学家克特·列文（Kurt Lewin）对行为的定义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三元交互决定论的合理性。克特·列文认为，B=f（P·E），（字母代表的意义B：行为，P：个体的心理和人格，E：个体所处环境。公式表明，行为是心理和环境的函数，即行为由内在心理因素和外在环境刺激所决定，因此研究行为的规律，必须从心理和环境方面寻找原因。同时，审计师的心理受到不同审计师培训环境、所处的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自我维护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不同的专业训练，所以对自身的审计行为偏差的控制能力也有所不同。
根据三元交互决定理论，独立审计职业判断过程是一个由注册会计师、审计判断行为和执业环境构成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注册会计师与审计判断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执业经验和价值论理观念等内在因素（与审计师声誉密切相关）决定着判断行为的结果与质量，同时注册会计师的判断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将调整并改变其自身的判断（学习）。在资本市场中，注册会计师要对审计风险进行判断并进行定价，必须依据相关判断环境因素（审计法律环境、经营风险）来完成或者实现判断的目标和任务（黎仁华，2006）。
注册会计师在舞弊审计的专业判断过程中，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审计信息的加工者，通过分析判断内部的要素关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互动关系，进而形成判断结果，而判断结果又反过来影响形成判断的各个要素。作为影响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定价的环境因素，不仅包括法律环境，经营风险，也包括其他审计人员对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价。审计师行业的定价做法对单个审计师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三）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行为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人们对自己的判断都过于自信。在实际预测能力未改变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相信自己对较熟悉领域的预测。过分自信与某些深层心理现象有关，它一般会导致错误。过于自信在行为金融学中得到了很多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证券投资者的投资心理，以及公司管理层对于会计信息披露以及买卖公司身股票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过于自信心理。当错误的结果重复出现时，人们就会从中学习，其市场表现就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
LeRoy，Porter（1981）的统计证明，投机性资产价格持续偏离根据有效市场模型推导出的价值，价值行为的这种模式造成总体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要强于有效市场模型隐含的波动性，这是股票价格对某些信息或自身过去的价值反应过度的结果。Bernard和Thomas（1992）发现股价对公司前一年的利润变化反应不足，证据是通过统计得出股价对利润有关的信息反应具有严重的滞后性。余明桂、夏新平、邹振松（2006）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债务融资的因素以后，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产负债率尤其是短期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债务期限结构也显著正相关，证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说明了债务比率与重大错报风险之间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债务比率可能反映了管理人员的过度自信的行为特征，而这种行为特征又会给企业带来相应的激进的经营策略，从而增加审计风险。
（四）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性状态下进行风险判断和决策时，容易产生锚定效应。1973年，卡纳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常常过分看重那些显著的、难以忘记的证据，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1974年，卡纳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实验来进一步征明锚定效应。实验要求实验者对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的百分比进行估计。因为分母为100，所以实际上要求实验者对分子数值进行估计。首先，实验者被要求旋转摆放在其面前的罗盘随机地选择一个在0到100之间的数字；接着，实验者被暗示他所选择的数字比实际值是大还是小；然后，要求实验者对随机选择的数字向下或向上调整来估计分子值。通过这个实验，卡纳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当不同的小组随机确定的数字不同时，这些随机确定的数字对后面的估计有显著的影响。例如，两个分别随机选定10和65作为开始点的小组，他们对分子值的平均估计分别为25和45。由此可见，尽管实验者对随机确定的数字有所调整，但他们还是将分子值的估计锚定在这一数字的一定范围内。在现代社会中，许多金融和经济现象都受锚定效应的影响。比如，股票当前价格的确定就会受到过去价格影响，呈现锚定效应。商品的价值越模糊，参考就可能越重要，锚定是一种重要的价格决定因素。
许年行、吴世农（2007）使用526家实施股改公司的相关资料，运用行为心理学著名的“锚定效应”理论，对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的制定和对价的影响因素两大问题进行分析、检验和解释，认为股改中存在明显的“锚定和调整”行为偏差，且股改公司主要以“静态锚——首批3家试点公司对价的平均值”和“动态锚——前一批股改公司对价的平均值”作为制定对价的锚定值。
杨明增、张继勋（2007）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为背景，以控制测试为实验任务，采用实验的方法，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判断中的锚定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判断中运用了锚定和调整启发法。在有以前年度信息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对本期控制风险的评价更加谨慎，控制风险的估计水平更高。
根据锚定效应理论以及杨明增、张继勋（2007）的文章，审计师可能会重视上一年度的重大错报风险相关指标，从而提示在相应的检验中予以重视。另外，锚定效应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司公司的审计收费每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审计师定价可能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年度审计定价的影响。
（五）不一致时间偏好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当违规收益大于违规成本时，行为主体才会发生违规行为（叶德珠、蔡贇，2008）；而行为经济学文献表明，现实中的行为主体存在“短视”认知偏差，过分看重短期的收益与成本对比，而对长期后果考虑较少。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并不是没有能力估计到未来的成本，只是未来的成本对于他们当期的效用的贴现因子影响了他们对于未来成本收益的考虑。行为经济学家用双曲线贴现模型对这种认知偏差进行了刻画。在该模型框架下，行为主体的跨期效用和表现为（Laibson，1997）：
上式中，行为主体的贴现因子结构表现为{1，βδ，βδ2…，βδt}，在未来t期与t+1期（长期）之间使用的贴现因子为δ，在0期与1期（短期）之间的贴现因子是βδ。其中β是用来刻画行为主体存在的“短视”认知偏差。β值越小，短视程度越高。作为特例，β=1表明行为主体没有认知偏差，模型即为指数贴现模型。通过对β的不同赋值，行为经济学可以分析更多的跨期行为，可以分析审计师违规行为。当审计师的“短视”β指标较小时，审计师对于未来的成本收益的效用减少，审计师而更加重视当期的审计收费与审计成本的差额，即审计收益；同时，由于审计师降低审计质量一般不会在当期被发现，通常是在以后若干期之后，由于被审计单位的舞弊被发现，或者经营问题等原因被第三方，包括监管机构发现审计质量具有较大的向下的偏差，这样，才会对审计师造成经济上的直接损失或者声誉上的间接损失。但是，这种未来的损失的“惩罚”机制，由于审计师的“短视”而减弱了，这样就会造成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估计不足，在竞争激烈的的情况下，审计师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从而降低了审计质量，减少审计资源投入，并降低审计风险（包括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价。
4.4.3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定价的基本逻辑框架
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定价的基本逻辑框架主要包括重大错报风险基本定价行为分析，内在的代理成本的影响，审计主体个人特征（声誉机制）的影响，环境方面的影响（投资者监督和法律环境）。本节首先通过经典审计定价决定模型推导出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定价的基本命题，然后，分析重大错报风险中的公司治理因素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再次，对声誉机制、法律、监管环境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对总的框架进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