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研究假设
本章通过对前面诸章节内容的回顾，提出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定价的市场机制和法律监管动因。市场机制方面包括审计师声誉的作用。市场机制需要法律环境的保障，而法律环境的保障需要市场主体有能力和动机运用法律工具保护自身的权益；中国的法律条文多数是统一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法律执行力度是不一样的，执行力度的差异构成中国不同地区的法律环境的重要差异。不同的法律环境下，审计风险对风险的考虑会受到影响吗？
在中国法律环境较差的情况下，监管起着重要的作用。越是法律环境差的地方，按道理来说，应当更多的发挥监管的作用；但是事实上，监管与法律环境的作用难以完全分开的，法律环境越差，市场主体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和动机就差，投资者维权意识差，审计师对审计风险也就相对不很重视。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定价应当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会受到审计主体对自身声誉考虑的影响，受到投资者主体维护自身权益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受到法律环境提供的救济的影响。所以，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正反映了主体、行为和环境的三元交互系统。通过对这个系统的作用的分析，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分析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得出较为正确和全面的结论。这种综合的考虑，也减少了以偏概全的可能性，在比较中得出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更为正确的结论，有助于分析中国审计市场，为改进市场效率提供参考。
基于前文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假设1：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定价越高。
假设2：代理冲突越大，则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定价越高。
假设3：投资者监督力度越大，审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价越高。
假设4：声誉越高，审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价越高。
假设5：法律环境越完善，审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价越高。
其中假设1为本文的基本假设；假设2为代理冲突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假设3、假设5为环境对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定价的影响，分别为投资者监督环境和法律环境；假设4为审计师个体因素对重大错报风险定价的影响。
第二节变量设置
6.2.1因变量：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数据账户要是根据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审计收费数据，进行手工核对，剔除与年报审计收费无关的费用，并核对归属于当年的审计收费。当年支付以前审计师费用，无法确定当年现任审计师费用的样本予以剔除子公司审计收费，包含子公司审计收费而又无法区分子公司审计收费的剔除样本；不考虑涉及境外审计的费用。在样本中将B股、H股、N股等发行A股以外股票的上市公司样本予以剔除。
6.2.2实验变量
（一）重大错报风险
（1）综合衡量指标
第五章对重大错报进行了预测，本章采用预测指标（即被审计单位发生重大错报的概率）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指标（RMMF）。RMMF采用第五章的预测模型M5—2—2进行预测。在最佳分界点0.5，综合预测能力达到94.36%，所以，本文运用RMMF作为风险衡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同时，审计费用是审计业务约定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进行审计费用约定时候，审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尚未编制或者即使编制也是没有经过审计的，经过审计的上一年度的会计报表信息对会计师评估审计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上一年的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费用有着很大影响。本文采用上一年度的重大错报风险预测值（RMMFPRE）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指标之一。
（2）分项衡量指标
Simunic（1980）年的文章采用的与重大错报风险有关的变量有：子公司数目的平方根（SQSUB，原文中作为审计复杂性指标，但是子公司常常被用来进行关联交易并进行对上市公司进行利润侵占的手段，因此本文列为重大错报风险的指标）、应收账款（REC）、存货（INV）、总资产收益率（ROA）、前三年至少有一年亏损（LOSS）、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OPINIONMD）、审计报告延迟时间的自然对数。
张继勋，徐奕（2005）则选取的审计风险变量有：应收账款和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张继勋，陈颖，吴璇（2005）用担保额、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率和存货总额占总资产的比率作为风险因素。
主要参考Simunic（1980）文章，并结合第二章的文献回顾，考虑第五章的重大错报风险的检验结果，本文确定下面的变量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分项指标：
存货和应收账款分别占总资产的比例：这两个项目的金额越大，管理层进行会计信息操纵的机会越多。这两个项目进行审计的难度较大，审计重大错报风险较高。该两个项目金额越大，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定价越高。
资产负债率：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的资本结构，该项目越大，被审计单位面临着较大的财务压力，经营风险较大，从而造成会计信息舞弊可能增加。该项目越大，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定价越高。
前三年是否至少一年亏损、是否ST、盈利能力（ROA）：该三个指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上市公司盈利状况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ST”的政策，连续亏损将会使得上市公司失去继续融资能力，上市公司上市挂牌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进行股权融资，失去融资能力对管理层压力极大。前三年如果有一年发生亏损，管理层就会面临着较大压力，一旦被“ST”，这种压力的程度进一步上升。而亏损的根源在于盈利能力的低下，所以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不仅因为导致亏损或者“ST”对管理层增加压力，还因为盈利能力市公司经营的很重要的业绩考核指标；ROA体现了公司对整体资产的运营能力，既体现着对公司股东的回报，也体现着对债权人的偿债能力。所以ROA是一个重要的风险衡量指标。
子公司的算术平方根：能够衡量公司业务复杂程度，这种复杂程度越大，审计师发现重大错报的难度增加，上市公司利用子公司进行造假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的机会越大。所以，该指标越大，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定价越高。
（二）审计师声誉：按照DeAngelo（1981），审计服务是一种约束机制，审计产品使用者有动机降低评价审计质量衡量的成本，提供被审计的财务报告是解决所有者—管理人，和所有者之间的冲突的契约成本最低的一种机制。由于被审计人不同的代理成本对应着不同的审计服务，这样市场需要不同质量水平的审计。
审计质量的评价需要花费成本，如果审计师能够降低这种成本，审计产品使用者会给审计师以相应补偿，审计师为了使得审计质量的评价成本较低，审计师一是提供一种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二是审计师对不同客户、在不同时间提供统一的审计质量。
但是在审计师提供某一水平的审计质量的时候，审计师存在着机会主义。审计师为了保持特定客户需要防止机会主义，随着审计公司规模增加，审计师的抑制机会主义的动机增强。
所以，审计公司规模成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那么如何衡量审计师规模呢？
DeAngelo（1981）的文章所认为的审计时规模之所以能够成为审计质量的信号，是因为审计师的现有客户的审计收入成为这种质量的担保。所以审计收入规模成为审计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替代指标，审计总收入越大，单个客户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就会降低；同时收入较多的审计师有更多的能力聘用更好的审计人员，从规模经济方面考虑，应该有着更多的成本优势，比如培训，质量控制等。Tomczyk and Read（1989）的文章直接使用审计收费收入作为测量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指标。文章认为，使用审计收费这种单一的、直接的测量指标，可以减少使用审计收费其他替代指标所产生的偏差，可以在不同行业中进行更方便的比较审计集中度，而且这种直接的测量指标有利于进行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使用审计收费测量审计师规模的还有Moizer和Turly（1989），Woottoon（1994），易琮（2002）均采用审计收入作为审计师规模的衡量指标。王振林（2002）认为，对事物所规模的衡量“最科学的方法应为审计公费收入指标”，审计收费收入作为审计师规模的衡量成为“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房巧玲，2006），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遵照国际流行做法，从2003年开始，采用审计收费收入对事物所进行排名。对审计师声誉的衡量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聚类分析等方法，那么为什么本文不使用其他更为复杂的审计声誉鉴别指标呢？
从声誉的作用来看，是提供一种质量鉴别机制，有效权威的评价指标有助于降低这种鉴别成本（而这种鉴别成本影响到投资者或者债权人的净收益，从而影响权益或者债务的价格，这种鉴别成本最终是有上市公司管理层所承担）；上市公司因为使用高质量审计而得到价值增值（例如更高的IPO价格或增发价格，更优惠的债券或银行借款利率等），所以上市公司聘用审计师时更愿意聘用能够使用市场认可的评价指标；由于证券市场的监管对于上市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上市公司为了降低这种成本，有动机聘用得到政府监管部门明确或者默示的高审计质量的审计时的审计监督。
审计收费排名简单、明确，并且得到政府监管部门认同，成为理想的声誉鉴别指标。
为了进一步考察审计师的收入排名情况，将审计师国际四大合作所以及国内10大名单按照业务收入顺序排名。
可以看到，国际四大事务所的总收入与国内所相比，明显较多。国际四大中的安永大华，是个例外。虽然从性质上来说，安永大华同样属于安永合作所，而且2008年已经开始整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旗下的安永大华将合并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大华审计师和客户都将转入安永华明。既然声誉一致，为什么要合并？根据有关上市公司公告信息透露，安永大华和安永华明的合并有着监管方面的原因，两个事务所很难说声誉完全一致，这就会给市场较大的声誉识别成本，而且不利于监管。再加上安永大华是由由香港安永会计事务所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成立的，背景与安永华明还是有一定区别。而且安永大华的业务收入明显较少，有些年度连国内10大的业务收入也比不上，毕竟业务收入相差太大。所以本文为了稳健起见，将国际四大合作所分为含安永大华和不含安永大华两种情况。对于安永大华的审计风险定价的研究，也许有着有意义的价值，能够提示特殊类型的合作所的审计师行为特征并揭示两家事务所声誉价值是否存在差异（声誉的审计收费溢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对审计师声誉的认同，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声誉的大小），也能够对监管部门要求安永两家合作所合并提供实证支持。
从国内外的审计研究来看，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将事务所分为国际四大（或者过去的五大，六大等），根据张奇峰（2005）的研究，国际四大审计师的客户的核心净资产收益率与市场价值之间具有更高的相关性，而国内五大和非五大没有。这表明投资者认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可信度高于其他事务所，而国内五大与国内次五大的审计质量可信度与其他事务所没有显著区别。同时，国际四大审计师业务收入明显多于国内所，市场占有率近几年稳定提高，所以本文将是否国际四大作为审计师的基本分类，假定国际四大的审计师声誉不同于国内事务所。本文国际四大（不含安永大华）没有变化，而安永大华的业务收入则较小，而且有变化。
可以清楚的看到，国际四大的占有率5从2002年的38.22%（不含安永为36.98）逐年稳步提高，到2007年达到77.32%（不含安永为76.32%）已经在证券市场审计中明显处于绝对的竞争优势，审计市场对高质量审计需求已经不是李树华（2000）等研究所提到的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的情况，国际四大审计师的声誉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同，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应当具有DeAngelo（1981）所说的规模所提供的收入担保带来的质量保证效果。从2002到2007年占有率的变化可以预计，国际四大审计师声誉的市场效果随着年份增加，变得越来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