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l，T.，Landsman，W.，Shackelford，D.（2001）分析了审计师可察觉业务风险和审计费用的关系，发现高的业务风险增加了审计小时数，但不是每小时费用。说明审计师为了控制审计风险增加了审计成本，并相应增加了审计收费。
OKeefe等人（1994）使用美国1989年当时的六大事务所之一的数据，研究了审计师审计小时数的决定因素，以及审计劳动的组合（合伙人、管理者、高级经理，以及一般职员的小时数），结果发现，审计小时数和审计劳动的组合受到客户规模、复杂性、财务杠杆、固有风险的影响。
CE Hogan，MS Wilkins（2008）文章研究了通过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而显示的高水平的内部控制风险的反应。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规模、利润、指标之后，内部控制缺陷指标高的公司审计收费显著较高。对于有着重大内部控制问题的公司，审计收费增加得最多。文章将审计收费作为审计努力程度的替代变量，审计师在将总体审计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时，增加了审计努力程度，该文章的结论与审计风险定价模型是一致的。
总体上看来，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在早期存在着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但是更多的研究结论支持审计收费反映了审计风险这样的观点。
国内的研究更多的显示审计风险与审计收费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王振林（2002）以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办公室对1997～1999年间所有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调查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衡量审计风险的财务指标并未影响审计收费的决定。韩厚军等人（2003）研究发现，审计收费与公司总资产、子公司个数、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类型显著相关。而与衡量审计风险的净资产收益率、存货与应收账款的合计数占总资产的比例不存在显著关系。刘斌等人（2003）利用2001年报披露的审计收费数据研究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各因素，该文发现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存货与资产总额之比、长期负债与资产总额之比、盈亏情况、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等对审计收费并不具有重要影响。
Jamie Pratt，James D.Stice（1994）文章通过问卷表明较高水平的应收帐款和存货，较高的权益市场价值，较高的销售收入增长使得审计师更多地收集审计证据，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很少的证据支持审计师在评价诉讼风险时考虑客户的股价变动。另外，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存在着着正相关关系。
陈立生等人（2005）2003年进行的调查问卷显示，审计风险责任的主要来源是“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处罚以及被审计单位以及被审计单位更改事务所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审计风险产生的不利后果，绝大多数调查者选择了经济赔偿。
调查问卷的文献，说明重大错报风险中的一些因素，例如较高的应收帐款和存货，较高的权益市场价值，较高的销售收入增长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审计师对于法律风险、公司治理，和环境的影响也较为关注，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审计定价，另外经济赔偿是审计风险给我国的审计师带来的直接的经济后果的表现之一。
2.1.3舞弊风险、经营风险与审计收费
在审计风险的研究中，舞弊对于重大错报的影响的研究很多，舞弊会从整体影响重大错报，一旦被审计单位发生舞弊行为，审计师对于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将会更加趋于谨慎；经营风险一方面表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存在压力，容易促使舞弊的发生，从而影响重大错报风险。同时，经营风险也加重了审计师的经济后果的担忧而对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的谨慎判断，经营风险很可能加大审计师因为审计不当引发的诉讼风险。例如印度发生的案例，由于公司的舞弊导致监管部门对审计师进行调查，表明经营压力造成的公司舞弊可能给审计师带来较为严重的经济后果或者声誉损失。
什么是经营风险（Business Risk，又可称为业务风险）？根据AICPA（1992）的规定，经营风险包含两个部分：（1）客户经营风险，与客户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健康状况相关联；（2）审计师的经营风险，与特定客户相联系的风险，无论是否发生审计失败。Arens&；Loebbecke（2000）将经营风险定义为：“审计师或者审计公司由于和客户的关系而将会遭受损失的风险，即使提供给客户的审计报告是正确的”。
营业风险与固有风险不同，固有风险（inherent risk）可以通过增加审计小时数得到降低，而营业风险不能通过增加审计小时数降低或者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只能对营业风险收取溢价。
有着较高的可察觉的经营风险的客户将会因为这种风险而支付较高的审计收费。由于经营风险导致了法律风险，导致债务支付增加和审计服务质量声誉受到损害（Palmrose[1988]，Simunic and Stein[1996]）。Karia M.Johnstone（2000）使用了137个熟练的审计合伙人作为参与人进行的试验结果显示，合伙人没有使用主动的风险调整战略（例如，调整审计收费，对必要的审计证据制定计划等）来使得不可接受的客户更具有可接受性。表明审计合伙人目前的客户接受决定是规避风险，而不是主动的适应风险。
Bell，Landsman，and Shackleford（2001）文章分析了审计师可察觉营业风险和审计收费的关系，文章发现审计公司识别公司水平营业风险差别并且增加额外的审计小时数（而不是每小时的费率得到补偿）。
JD LYON，MW MAHER（2005）采用对证实了客户有着虽不当性但不违法、会影响审计风险的行为的客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评价客户的商业风险，并把这种预期成本通过审计收费的方式传递给客户。
A D Blay，et al（2007）使用审计档案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舞弊风险的影响完全被重大错报风险所传递，中度的持续经营风险仍然同证据的说服力和审计证据的时间性保持显著的联系，即使控制了重大错报风险后仍然如此。
由于审计师证据的说服力、时间和收集范围影响到审计成本，从而影响到审计定价。所以上述结论表明，持续经营风险和舞弊风险除了通过重大错报风险影响了审计定价，还可以单独影响审计定价。
Asare，Stephen K et al（2007）文章通过试验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审计工作底稿复核的努力程度和准确性如何受到客户风险和底稿编制风险混合的影响。作者发现，客户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审计工作底稿复核人员会投入更多的努力，而当审计底稿编制风险越大，复核者并没有投入更多的努力；在复核准确性方面，当客户风险较大时候，如果工作底稿编制风险较大，复核工作更准确。而当客户风险较小的时候，复核人员的复核准确性和底稿编制风险大小没有相关性。结果表明了复核努力程度并不是复核准确性的唯一决定因素。该文章的结论说明了客户风险对于审计工作投入有着重要影响。
国内的研究则更多的是从上市公司迎合监管方面的要求进行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造成的虚假报告。例如，伍利娜（2003）研究了上市公司针对监管政策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处于微利区间（保牌）的公司付出的审计收费更低；而位于配股区间的公司付出的审计收费与其他事务所没有显著差异。作者进一步解释说，保牌区间（净资产收益率在0到2%之间）由于持续经营风险较大，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进行了从严控制；而对保配区间的上市公司由于审计风险较小，审计师与被审计公司容易达成默契。这样，达成默契的公司收费较高，而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从严控制盈余管理的公司审计收费较低。这篇文章似乎说明了某种程度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提高了审计定价。
2.1.4文献评述与启示
审计风险是审计师对存在重大错报的财务报表发表不适当审计意见的风险，与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密切相关。“意见不当论”的审计风险的概念更为合适，但是审计风险的判断和评价不能离开经济后果的影响。作为理性经济人，审计师对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判断受到经营风险等非审计师过错而引起的、与审计师相关的经济后果的影响。
舞弊风险对重大错报风险有着较大范围的影响。对舞弊风险的识别将有助于审计师识别重大错报风险。同时，经营风险影响到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压力，从而影响管理层会计信息舞弊的可能性，进一步影响重大错报风险。舞弊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对审计证据的影响是通过重大错报风险作为媒介进行的；而审计证据的多少直接影响审计成本，进而影响审计定价。所以，舞弊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会通过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定价。
从该部分文献可以看出，对重大错报风险的研究，必然需要关注舞弊风险和经营风险等方面的内容，关注重大错报风险引起的经济后果，而这种经济后果与法律与监管环境，乃至审计师的声誉都有关系。
第二节代理成本与审计收费
本节首先回顾了代理理论中关于代理成本的基本理论，然后对代理成本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最后进行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2.2.1代理成本理论与相关文献
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文章解释了公司代理成本是如何产生的。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要求代理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并且认为，假定双方都追求效用最大化，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
当上市公司有着较高的代理成本时候，往往被审计单位存在着更大的剩余损失，这些剩余损失由于最终要由代理人承担，所以代理人有动机聘用中介机构进行监督或者做出公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在这种审计功能发挥作用的机制中，审计师声誉起着重要的作用，代理成本越大，审计师需要通过审计师声誉担保而减少的代理成本越大，影响的本审计单位的市场价值越大，审计师的审计失败所影响的经济后果越严重，所以剩余损失越大，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师来说经济后果越严重，审计师会更加重视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和定价。
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文章中作为代理人的公司管理层或者经理层兼有管理者和剩余风险承担者的双重身份；Fama（1980）年的文章对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文章进行了扩展，认为按照“一组契约”的观点，证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可以被理解为经济组织的有效形式，肯定了管理者市场的作用。当管理者不再是唯一的证券所有者，并且缺少某些对偏离契约问题的完全的事后清算手段时，管理者将积极谋求得到较契约更多的工作性消费。但是完全事后清算（full ex post settling up）可以解决前述的管理动力问题。有三个条件足以使管理者的市场工资成为一种完全的事后结算：管理者才能和他在职消费的口味很难被确切了解并且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而必须诉诸管理者市场；管理者市场能够适当的使用当前和以往的信息来调整未来的工资，并能够理解工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条件约束力量；最后一个关键条件是，工资调整过程具有足以解决管理者动力方面所有潜在问题的重要意义。
正如Watts和Zimmerman（1986）所说，契约本身并不会减少利益冲突的成本，除非签约各方能够确定契约是否被违反。因此契约各方要求对这些契约进行监督，会计在制定契约的条款以及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计数据经常用于各种契约，这些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采取基于会计数据的各种限制。由于会计数据的重要作用，各方关系人便提出对这些数据的要求，审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2代理成本与审计收费的主要文献
Shleifer and Vishny（1997）指出，公司治理是用来解决资金提供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的。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如董事会的作用就在于最小化由于所有权与决策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所以不少研究代理成本的文章都将公司治理作为考察代理成本的变量。一些研究把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二者之间的分离程度作为衡量代理成本的指标（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19994；Yeh，2005）。
直接针对代理成本与审计定价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不少文章把审计收费作为审计需求的替代变量进行研究，通过审计成本与审计定价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审计成本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