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成长是成长自个儿的事情，天才的成长也是成长自个儿的事情，没有谁能预计得到。当年的小学生韩寒因为不愿意接受应试教育而要求退学，他的父母大抵是会苦恼得从天黑看到天亮。当年韩寒退学写文，国内各界担忧这个孩子的举措是否不明智，这也几乎是常态的声音。要是大家全都夸奖韩寒当今的举动，那倒是一个发疯到不正常了的话语环境呢。我们不能因为韩寒有今天的出息而错误地认为，所有不适宜应试教育的孩子都是天才，都可以将来把字写得虎虎生威。不是这么回事的。韩寒的成功是个个例。韩寒就是呆在应试教育里面事后也会是个人才，韩寒就是没有名气也会是个过得很不错的好孩子。说白了，达尔文、塞林格、韩寒，他们都是人类的异类，是例外。所有的天才，他们统统不在常态的规律之中。
这样的学习环境，让达尔文不愿意多呆在学校。他最愿意的是放暑假和放寒假，每年他都会去他最喜欢的舅舅家里度假。比他大1岁的小表姐埃玛和他青梅竹马，他们俩有着说不完的话语，他们是读着诗歌、欣赏着自然的一景一物一起长大的。埃玛已经19岁，达尔文18岁，他们已经情窦绽开。埃玛出身名门，才貌双全，很多豪门弟子都向她递过爱情的橄榄枝。可是埃玛根本不看他们。埃玛心中的所有位置是留给达尔文的。埃玛一直等不来达尔文对她的示爱，他好像没能注意到她对他的深情，埃玛为此是忧伤的。达尔文其实是懂得埃玛的心的，他自己的学业还没有完成，他的事业还没有开始，他还不到考虑婚姻的时候，他把埃玛对他的爱藏在心里不泄露。
我读过不少大师级男人的传记。我在这本书中也写下了一些大师级男人这样的笔记。塞林格、海明威、凡·高、毕加索、马龙？白兰度、萨特、罗丹……这让我感到，达尔文和他们一开始就不是一样的。那些男人从头到尾就情欲躁动，并且他们不去管理自己的情欲。他们的一生就在男女欲望的海洋里面巨浪滔天地翻卷着身体和灵魂，让一个一个陷入他们情色之海的女人们折腾得痛不欲生，他们却几乎完好无损。达尔文不是的。达尔文一生只爱上了一个女人，就是埃玛。他和她生下了一个又一个孩子，没有绯闻。我曾经写文章说，女人，千万不要爱上天才男人，因为天才的情色是血腥的。若是女人嫁给了这样的男人，无异于选择了死亡。但是，达尔文不是这样的，达尔文是一个值得女人嫁的罕见的天才，他竟然是一个能给女人一辈子安全感的男人。这当然是后话。
父亲见达尔文实在是无法继续修持自己的医学学业，就让达尔文改读神学，将来可以当一个牧师。达尔文去了剑桥大学学神学。在神学院，他的成绩是不错的，因为他不想辜负父亲对自己的期望，他想做一个父亲眼里懂事的儿子。其实，这个经历给达尔文日后的科学道路设置了困难，这使他需要更困难地逾越过去的习得知识，才能成就树立科学信念的自己。神学的课程让达尔文感到无聊，他这么一个把时间当珍宝的人，却在那里被迫打发自己的无聊。他学会了用纸牌赌博。他常在宿舍里举行晚宴，学会了饮酒。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虽然我在剑桥的生活还有某些可取的地方，但是我的光阴在那里是虚度了，甚至比虚度还要坏……对于这样的浪费光阴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当然，在神学院达尔文照样在业余时间做着自己有趣的研究。他捉昆虫，弄标本。他这个时候采集到的昆虫标本，得到了昆虫科学家的珍视。昆虫科学家詹姆斯·斯蒂芬斯还把它们收进《不列颠的昆虫图解》里面去。达尔文曾经在自己的自传里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当诗人看到他的第一首诗被发表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当我在斯蒂芬斯的《不列颠的昆虫图解》里看到“查理·达尔文先生采集”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感到的欢欣鼓舞要比那位诗人更大。那个时候，达尔文绝不会想到，将来的自己哪里只是个采集到小标本的人，他是个因绝世而永垂不朽的伟大人物呵。
后来，达尔文说：“从教育人方面看，我反对学校的主要理由是经典课程的时间占了一个巨大的比例。我想，这会使孩子们受到那种恶劣和褊狭的影响，妨碍任何需要推理和观察的兴趣。”这当然是达尔文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导致了这样的言说。就我这么一个普通人而言，我的感受也是切肤的。我作为学生时非得学一些毫无兴趣的功课，当时纯粹是为了考试而必须背诵的功课，那些不扎实得在第二天就绝对忘记的功课。而且，事实证明无论我长得多老都不可能再联想一下的功课，我觉得它们真是浪费了我的时间。它们对我生命能量的占用是毫无意义的。它们还磨损了我的生命，让生命经历根本没有必要的无聊。它们还让我没有精力去做兴致盎然的学习，这是残忍的一种经历。我明明地感知到这样的残忍，一代代地转嫁给现代的孩子们。但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呼喊了多少遍都没有用。只要还有该死的高考考试制度，只要高考应试的学科还是被规定得那么复杂，只要一个人社会身份的确定和名校的关系是那么地联姻，那么达尔文痛楚的言说说了也白说。
在神学院里，达尔文发生了“整个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认识了亨斯洛教授。剑桥著名的矿物学和植物学教授亨斯洛早就为达尔文所知。有一个假日，达尔文正与表哥福克斯在大学植物园散步，亨斯洛教授恰巧正在利用假日时间来到植物园给学生们讲解现实中的虫媒花是如何传粉的。大自然真是神秘啊，大小不合适的昆虫，是别想到花朵的花冠里去吃花蜜的，昆虫稍小一点或者昆虫稍大一点都不能和花冠的唇筒相吻合，就不能完成美满的传粉，而大自然就是制造了相吻合的昆虫和花朵。达尔文和表哥也跟着学生们听教授的讲解，学生们纷纷称赞上帝造物的伟大来，觉得上帝的设计简直炉火纯青。达尔文却向亨斯洛提出自己的疑问：教授先生，上帝是先创造出花，再根据花的构造才设计了昆虫，还是先创造了昆虫，再去设计花的构造的？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其实也是从神学角度去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和所有人一样，对上帝造万物坚信不疑。亨斯洛却对这个想问题的小伙子很感兴趣，他和达尔文聊天，知道达尔文学的是神学，却喜欢自然科学和生物学。亨斯洛开导达尔文，说科学和神学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实际上是可以共存的。教授还从哥白尼讲到牛顿，说许多杰出人物既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神学家。他还对达尔文说，孩子，你的一些科学的疑问和做一名牧师并不冲突，上帝创造了大自然就是让我们来研究它的。孩子，我本身也是一名牧师，这并不妨碍我去敬仰上帝。教授的亲历让达尔文很受益，他突然摒弃了自己所学的神学与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风马牛不相及的错误论断，这样的论断一直让达尔文纠结。达尔文高兴地知道，它们是各自有着属于自己内容的独立学科，他对科学的兴趣再度迸发出来。
亨斯洛发现了这个叫达尔文的神学院的小伙子是个学科学的好苗子。他邀请达尔文去他家参加每周一次的聚会，那里面有着许多爱好科学的同道。亨斯洛越来越发现达尔文的扎实与稳固，他不夸夸其谈，观察事物敏锐，格外细致地搜集着各种标本。达尔文还选修了亨斯洛教授的植物学课程，师生俩走得越来越近，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可心，亨斯洛鼓励达尔文去野外作地质考察。亨斯洛笃信宗教，他曾经对达尔文说，如果英国国教的39条教规被改动一个字，他都要感到悲痛。亨斯洛真的是一个清明的导师。他敬畏上帝，却把达尔文客观地引向科学的道路。亨斯洛的广博与冷静，让达尔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经常散步聊天，以至于达尔文有了一个绰号叫“与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一些天才人物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生命之中伟大的伯乐，诺瓦腊就是哥白尼的伯乐。当年哥白尼进入大学学的是教会法，但他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天文学家诺瓦腊非常喜欢哥白尼，请他去自己家里，和他一起观测天象，一起讨论宇宙体系。没有诺瓦腊就没有哥白尼。巴罗是牛顿的伯乐。18岁的牛顿考入剑桥大学，巴罗很快发现牛顿是个非凡的人才。为了让牛顿早露头角，巴罗辞去了数学教授的职务，让牛顿接任。亨斯洛之于达尔文，就像诺瓦腊之于哥白尼，就像巴罗之于牛顿。亨斯洛是个同达尔文一同进入伟大的科学史的人。
达尔文的环球考察，是他日后发现进化论的最经典的实践，推荐达尔文去环球考察的也是亨斯洛。那是一次政府行为，英国女王准备派遣“贝格尔号”军舰进行环球科学考察和军事探险，需要一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同行，22岁的达尔文经亨斯洛力荐参与了这次探险。达尔文太渴望周游世界了，他对这次出航充满激情。但是，父亲已经替他安置好了牧师的职位，父亲更不愿意让达尔文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是懂得达尔文之心的舅舅好容易劝说了父亲。舰船出发的前些日子，达尔文和表姐埃玛道别。他爱埃玛，却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只向她说了一些温情的话语。埃玛却暗暗发誓一定等达尔文回来，不管他走多远，回来有多晚，她一定等着他。她看着载着74人远去的舰艇远去了，它一去就是三五年啊，她在心中默念上帝为心上人保平安。
“贝格尔号”其实只是一艘普通的舰艇，现在它却是一艘名垂青史的舰艇，当然是因为达尔文和进化论。甚至它带着一席人出发的那一天，1831年12月27日，都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日子，同样因为达尔文和物种起源。
有一次，“贝格尔号”舰停在一个靠近大西洋中的小岛圣保罗岛，这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达尔文对这里的植物和动物进行考察。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活跃在岛上的一种叫管鼻鹱的鸟，它们在近海岛屿上筑巢，它们在水面低飞，掠食水中小鱼，雄性管鼻鹱总是为配偶衔来小鱼放在巢边。当达尔文将雌鸟从巢中吓跑后，立即就出现几只大蟹将小鱼偷走，大蟹有时还大胆地掳走小鸟，使管鼻鹱陷入失子的痛苦。这个发现让达尔文敏感的神经触动：原本生物之间存在着如此奇特的生存斗争。
那个时候，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很具先锋性，在船上的达尔文悉心研读这本书。赖尔提出的地球缓慢变化的理论，他认为地球变化的原因不是被什么超自然之力所支配，而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力量，是风雨、温度、水流、冰川、地震等因素，在漫长时间内逐渐造成的，这样簇新的观点让达尔文很震惊。在后来，赖尔的地质渐变论在达尔文的环球实践中得到越来越清晰的验证，也帮助达尔文解决了很多难题。但是，赖尔的物种不变论却让达尔文产生了质疑。他心想，为什么动植物化石虽然古老却和今天的相似？为什么南美洲从南到北同种动植物的形貌不完全相同？上帝创造的物种真的千古不变地不增不减吗……很多迹象让达尔文得出大胆的认知倾向：物种在随着气候、环境的逐渐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异。
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中乔伊斯借主人公戴勒斯的话，给出他对一个独立个体生命的个性描述：“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自我防卫。”我看到达尔文与乔伊斯生命中相同的珍贵质地，那就是坚持独立的自我。乔伊斯借小说主人公的嘴巴说出个体生命心理冲突和瞬息万变的意识活动。他所使用的自己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进行自我防卫，在这样“仅有武器”的使用中，他成功地发掘出人们头脑中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广大领域，把现代人纷乱复杂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危机令人惊悚地展示出来。达尔文却用他自己“仅有的武器”——采撷、研究、不相信权威——来完成属于他的对于世界的揭示，对真理的探求。
这几年，他的足迹遍布四方。巴西的热带雨林、里约热内卢、马尔多纳多、萨尔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菲、巴塔哥尼亚、火地岛、智利和秘鲁……他爬高山，过溪水，入丛林，涉草原。他搜集了太多珍奇动植物的标本，挖掘了太多古生物化石。他有一个太值得我们学习的习惯，就是立刻整理他所采撷的宝贝。只要找到那些化石或者海生物遗骸，他总要立刻为它们贴上标签，然后把它们周围的环境用笔仔细记录下来。有人说简单记录下来回去再整理不行吗？他说，那不行。他认为用简单的记录来代替详细的描述，很容易使一个科学家以后用不正确的和肤浅的假设去填充自己知识上的空白。在严谨的科学面前，他从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