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用了20年的时间研究和积累资料。1842年，达尔文就开始了系统研究进化论和物种问题。两年后他就写出了厚厚的一本提纲，他不着急出版，他还要作进一步补充。他必须把研究的功课做得结实，才能把自己的学说袒露出来。他的学说会把世人的价值观弄得乱了套，还会让别人的信仰瓦碎。他甚至会被传统势力当成异教徒，而再早些年，异教徒甚至会被愤怒的大众当成神经病处于火刑。他于1856年才开始着手写他的巨著《物种起源》。他在探索的路上认识了比他小14岁的生物学家华莱士，华莱士也是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者，他和达尔文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异曲同工的科学见地。在1848年到1852年之间，华莱士也去了各地实地考察，他写出了一篇叫《制约新物种出现的规律》的论文。他和达尔文的观点一样，认为现有的物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它的“前身”变化来的。达尔文对华莱士的评价很高，他给华莱士回了很长的信件。让达尔文没想到的是，这个30来岁的同道朋友竟会捷足先登，把进化论的观点公诸于世，华莱士因此取得了进化论理论上的优先权。
在科学史上，谁先发现了真理谁就该得到荣誉，这是公论。达尔文已经经过环球之旅，在1842年开始研究他的科学提纲的时候，华莱士无非还是一个19岁的学生。现在华莱士领先取得了进化论理论上的优先权，这让达尔文很沮丧，这是他20多年的研究成果呵。他推迟它们的问世，也是因为他的严谨。让他放弃自己比生命还重要的研究成果，这对他来说该是多么残忍啊。
1858年7月1日，著名的林奈学会召开会议，议题就是有关物种起源的理论探讨。会议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共同拥有研究成果，这样的局面不仅没有让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产生争执，却让他们递进了伟大的友谊。在给华莱士的信中，达尔文写道：“如果有着可钦佩的热情和精力的人应该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您就是最应该得到成功的人。”华莱士不仅果断地放弃了成为进化学说创始人的要求，而且认为如果不是按照达尔文的建议，他决不能研究这个如此困难的课题。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说：“当我还是一个匆忙急躁的少年的时候，达尔文已经是一个耐心的、下苦功的研究者了，他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不肯为争名而提早发表他的理论。”再后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华莱士是最先为达尔文喝彩的知己之一，他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他把这个理论称之为“达尔文说”。他还说，达尔文的名字不但可以同牛顿的名字并列，而且他的工作将永远被看成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之一。
这是两个伟大得让我们敬畏又流泪的科学家。让我们敬畏的是他们的智慧，让我们流泪的是他们干净无涯的品格。面对这么一种重大的成就，重大到风流千古，他们两人面对它的认领却是低调的、谦让的。这样的美好真是让我们无语。想想我们的现实生活，大到一个省份，小到一个单位，为了一丁点蝇头小利，为了一点小小的名誉而争夺到翻白眼，彼此仇恨。人和人太不相同了，人的智慧和人的智慧太不相同了，人的品格和人的品格太不相同了。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了。这是一本奇异的书，第一版印制了1250本，当天就销售一空。但是，议论也是空前的，好评是空前的，恶评也是空前的。这也许是人类史上至今为止最让人产生歧义的书，以至于直到今天，这本书还在部分的争议之中。这样的书籍所产生的争议是空前绝后的，这恰巧说明了达尔文的空前绝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阅读了这本书，并且给予很高的赞扬。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里说，至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地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好几个月不谈论别的问题，专门谈论达尔文，还有达尔文发现的革命力量。但是，另外的恶评也像潮水一样涌现。达尔文过去在剑桥的老师说，书中有些地方让他狂笑不止，笑得他两肋酸痛不堪。他还说，按照达尔文自然选择法则，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类就会受到损失，人性就会受到摧残，人类就会堕落，堕落的程度比我们在人类史中可以遇到的任何一次都要大。各大宗教人士也作出强硬的反击，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种推翻上帝的阴谋，意在扰乱对神的信仰，企图毁灭上帝，是大逆不道的。那个时候，有关达尔文的漫画铺天盖地。他们把达尔文的面孔安置在猴子的身上，暗喻达尔文是猴子变的，表达对人猿同祖的不服气。英国王室也不能接受人类起源的理论，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让他们不能接受。直到1874年，还有人用漫画抵毁达尔文：一只猴子哭咧咧地对人说，达尔文欺负了我，他硬要挤进我的世界。
英国博物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对达尔文和《物种起源》的推广和肯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有一次，英国牛津大学的教主威尔福斯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公开和赫胥黎叫板。他问赫胥黎，按照人是从猴子传下来的说法，请问赫胥黎先生，跟猴子产生姻缘关系的是你的祖父这一方，还是你的祖母那一方？赫胥黎语调平静却不失威严地说：“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父是一个猿猴而感到羞耻。使我感到非常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个人，他浮躁而又饶舌，他不满足于他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所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而要插手于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
自从和达尔文结婚后，埃玛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达尔文。埃玛是信仰英国国教的虔诚教徒，在丈夫遭到教会猛烈攻击的时候，她实际上比达尔文还难受。好莱坞拍出达尔文的一部电影就叫《造化弄人》。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却读到了我喜欢的影评家王书亚写的影评。片子试图表达的不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而是理性与信仰的纠结。拍的是一个在爱与痛的边缘挣扎的达尔文。安妮夭折后，悲伤的达尔文出现了幻觉，他在精神疾病中梦游，纠葛在女儿的回忆中。牧师诵读《创世纪》时，他终于起身离开了教堂。埃玛坐在床边对丈夫说：“你要和上帝作战，我们都知道失败的是你，你难道真不在乎我和你可能会永生永世分离吗？”王书亚说，因为这句锥心的话，这也是一部奇特的、属灵的爱情片。他还说，最大的悲剧不是生死离别，而是山盟海誓时妻子说，山和海都是慈爱的天父创造的；丈夫却说，山川都是偶然、机械和不确定的。妻子相信，爱是永不止息；丈夫却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妻子说，我们的灵魂死亡之后依然相爱；丈夫却说，人死如灯灭。王书亚还说，作为丈夫的达尔文，他最在乎的，不是进化论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而是对埃玛的伤害。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假设全世界都不再相信恩典、爱和荣耀，不再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各自的命运，埃玛将陷入怎样的痛苦，她该怎样去承受这世界千年未有的绝望呢。
我读过兰德尔·凯恩斯的书《安妮的盒子》。凯恩斯是达尔文的重外孙。让我安心的是，达尔文和埃玛虽然有着水火不同的信仰，但是，他们很融洽地度过了一生。梁文道也曾经说过这本书：“但是很奇怪的这两夫妇一生的感情都非常要好，这一家人的感情也很奇怪，他们非常的和蔼，非常的亲密。”
这是两个有能力让感情岁月静好的男人和女人。
让人欣慰的是达尔文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进化论已日益成为伟大的科学。他日益得到越来越深入的尊重，他70岁那年，《宇宙杂志》出专刊来给他做生日纪念。1882年，他73岁，他的身体已非常不好。埃玛依然在教区面前为他祷告。这一年的4月1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达尔文被埋葬在威斯敏特斯大教堂的墓地里，他的旁边是牛顿墓，这两位科学巨人，从此比肩长眠在一起。
如今，进化论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普遍的科学真理。以进化论为母本的学科也越来越多，我的书桌上就有3本：《进化心理学》、《第二次达尔文革命——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学习的过程》、《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观念》。进化论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各领域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
写完达尔文，我接着要写的人物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尔文是科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引领我的灵魂复活的神学家。他们都是我灵魂跪拜的天才。他们从不互相混淆，从不在我的价值观中顾此失彼。达尔文是科学世界规律的发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灵魂世界规律的探索者。我觉得世界上最大的误会就是把达尔文的科学和生命的灵魂学对立起来。达尔文的两位导师亨斯洛和赫胥黎，都是从来不把科学和神学对立的颖慧的人。亨斯洛本身就是个有神学信仰者，赫胥黎更是进化论的大力举荐者。赫胥黎却说：自由和秩序并没有矛盾，虔诚心是知识的女仆，讨论的自由是真理的生命。我觉得科学和心灵学完全是并行不悖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各有各自的规律和真理。连医学领域都有西医和中医，二者各有各自的精髓。科学和心灵学怎么能彼此等同得一塌糊涂呢？
对于达尔文，我觉得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生存斗争学说可以导致人性的堕落。还有，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人死如灯灭的死亡观对活着的人的死亡恐惧是一种加剧。其实，我们首先要尊重的是真实。真实是比虚拟的一切更具力量的东西。正因为达尔文给我们指出生存斗争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一种普遍的规律，这样的规律里面充满了惨烈和血腥，作为有灵性的人类才更有必要在制度和心灵领域里面建筑更具智慧含量的文化，把尊重人性的制度和心灵美学的文化建筑得趋近于适应于人的生存。
这两天我重新阅读多年前林贤治先生的那本《午夜的幽光》，我读到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一段，林贤治先生说——
“福柯指出，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来，即‘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干预时代的政治斗争’。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他用达尔文主义取代左拉作为历史转折的代表，还特别指出，生物学和物理学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特殊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产生的领域。”
“的确，像生物学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所内涵的科学，与人类社会改造的进程关系密切，或者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具备思想，其潜在价值，唯有凭借人文精神去进行挖掘，而不可能自动地作革命化的延伸。二战期间，原子弹的爆炸在日本造成巨大的惨剧，由此引发的科学价值危机，至今仍然使人们惊恐不安。”
“或许适得其反，作为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往过滤了社会成分，包括心理学根源而自身单纯化；而作为作家或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专业融进更多的社会成分，而且始终伴随着情感和生命的冲动，是一个复合体。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的专业是由来安全的，作家和学者的专业却容易构成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说的‘危险的思想’。”
我所理解的是，科学无法取代思想，思想也无法取代科学。在我心中，达尔文是达尔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互相不能取代。就像原子弹本身没有感情，当它被有感情的生命肉眼看到它的伤害力，原子弹就被赋予了毁灭生命的阴郁的感情。但是，原子弹本身是由它的科学原理而构成，这样的原理没有对错的究竟。
我的朋友也鸣是一个达尔文理论的推崇者。这些年，也鸣把大量的阅读视线转移到有关进化论和基因的学说之中。每一次我和她坐下来聊天，她都会把一大宗新颖的关于进化论的知识说给我听，还不停地把好书推荐给我。她说，进化论和基因的研读让她更加感到个体生命的渺小，更加让她知晓个体生命在宇宙中的无能为力。这样的学说让她更加谦卑和有所敬畏，也让她越来越有力量克服小小人类的死亡恐惧。看了我的这篇文章，也鸣给我回信——
此篇可能是你写过的人物中我最熟悉的人，也是我最最崇拜与敬畏的真正伟大的人。
曾经有人以“眼睛”来质疑进化论的观点，即人的眼睛如此精密如此不差分毫，无论如何不是经过渐渐的进化经过什么选择而生成的，一定是上帝的有意设计。对此，写过《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特别写了一本书《盲眼钟表匠》，以确凿的事实驳斥了上帝的设计。刚才在读你的文字时，这段故事一下子晃进我的脑子。达尔文的伟大程度，就像是“上帝设计出的眼睛”一样，让人无法相信他是和芸芸众生同种同宗的生物。
这个阶段我正在读美国进化论学者、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的书《自达尔文以来》。封面上的一段话推荐给你：“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得难以想象的宇宙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记得这段话好像是赫胥黎说的，而第二次重大打击的始作俑者，就是达尔文。
关于达尔文，我觉得最最遗憾的就是他生的时代太早，没能赶上生物学的分子时代、基因的发现。否则，他的学说将会更加绝世绝美。但是，反过来，也是基于此，他的伟大才更加彰显于世、无与伦比。
